界面新聞記者 | 曾仰琳

“近期全球經濟挑戰主要是國際經濟週期錯位，我國經濟正處於底部復甦，中長期主要是保護主義盛行，而且疊加泛政治化、泛國家安全化，都對我們造成了重大挑戰，需要認真加以應對。”12月23日，在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2023年會上，全球財富管理論壇理事長、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表示。

明年預算赤字最好維持3.8%左右

樓繼偉介紹，目前全球經濟處於後疫情時代，由於疫情的管控辦法不同，而且財政貨幣政策力度不同，各國經濟復甦得不均衡，全球經濟分化嚴重。三年疫情期間，美歐這些主要發達國家採取了力度空前的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推動物價高企，疊加地緣政治衝突，進一步推高了整體物價水平。隨後，美聯儲和歐央行都快速加息，目前物價指數已經回落，在經濟表現上美國是超出預期的，大概率不會出現經濟衰退、軟着陸。

樓繼偉進一步指出，歐洲受地緣政治衝突影響比較大，物價上漲還有比較大的結構性因素。雖然物價指數已經回落，但是快速地加息拖累經濟復甦，目前還沒有從衰退中走出來。發展中國家受發達國家加息影響資金快速流出，有些國家甚至出現債務危機。

“國際經濟的週期性錯位在我國表現爲相對於主要發達國家復甦的週期相對滯後，我國疫情防控採取了嚴格管控的做法，保護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負面的影響是接觸性服務業、物流業、小微企業更多承壓，沒有采取激進的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更沒有采取向家庭和個人大規模發放現金的做法，物價的上漲壓力不大，但居民收入增長不足、就業崗位不足、信心不足，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預期轉弱，產生了疤痕效應。”樓繼偉表示。

樓繼偉指出，在新冠疫情防控轉段之後，今年經濟恢復性發展，1到10月份GDP同比增長5.2%，考慮到去年3%，兩年平均增長率略高於4%，低於5%-6%的潛在增長率。10月份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增發了1萬億元國債，用於支持災後恢復重建，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赤字率由3%提高到約3.8%。1998年在年中調整預算，擴大赤字，本次是25年來第一次，說明中央認識到形勢是嚴峻的。

他提到，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明年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強化宏觀政策逆週期和跨週期調節，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精準有效。這些要求爲我們跨越週期性錯位，經濟發展穩定向好做出了全面的指導。

樓繼偉進一步表示，考慮到CPI指數二季度以來基本上在0左右徘徊。11月份降爲-0.5%，PPI指數今年以來一直是負值，11月份降爲-3%，而各期貸款的名義利率在3.5%左右。按此計算，企業的貸款實質利率超過了6.5%，按照“靈活適度、精準有效”的要求，貨幣政策仍舊有較大的降息、降準空間，這有利於降低企業運營和投資成本，居民的購房成本以及降低金融機構的經營成本。

基於此，樓繼偉建議，明年要防止經濟滑向通貨緊縮，預期價格可以按照區間設置，比如2%-3%。今年談到貨幣政策時已經不提名義GDP，而是實際GDP加上物價兩個指標，應該把物價最低的指標提出來。按照適度加利的要求，明年的預算赤字最好維持在3.8%左右。

五方面建議應對逆全球化浪潮

我國該如何提質增效？樓繼偉認爲，不必大幅度地增加公共投資，重點在於增加一般性支出。我國的經濟恢復週期比主要發達國家滯後，面對的是疤痕效應，需要精準施策、就業優先、改善民生，着力推進民間投資，在財政政策上要繼續實施要對小微企業減稅。在增加的赤字上主要是增加中央財政赤字，可以適度地增加公共投資，但公共投資主要作用於大型企業，輻射到中小企業鏈條太長。可以將增加的財政支出更多地用於對製造業下游的企業和小微企業階段性地補貼房租、水電，甚至可以對增加就業崗位的企業提供工資補貼。

樓繼偉進一步提議，目前的金稅四期已經上線運行，通過報稅和社保繳費的數據可以清晰地知道企業運行的狀況，中央財政的支出可以直達相關企業，地方財政也可以適當增加赤字。按照預算法，地方財政赤字獲得的資金只能用於公共投資，可以更多地用於償還財政對企業的欠資，疫情三年期間地方財政拖欠施工企業的資金很多，加快償還有利於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增加市場信心、助力於擴大民間投資。

在民營企業降低融資成本方面，樓繼偉指出，目前民營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融資成本遠遠高於平均水平，可以通過科技金融更好地識別風險，把風險溢價降下來，銀行可以承擔這項工作。另外，現在國家融資擔保基金作用發揮得不夠，要發揮它的作用，真正破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財政可以爲基金做出一定的補貼。

此外，樓繼偉指出，“全球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保護主義盛行。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另一個重大挑戰，貿易投資自由化爲標誌的多邊體系正在發生逆轉。國家關係從過去的合作與共同發展爲主，變爲越來越重視競爭與安全，疊加地緣政治事件衝擊，西方國家出現了去風險爲導向政策。”

何謂去風險？樓繼偉表示，“去風險”是一個模糊的用語，但是基礎是保護主義，目前歐洲國家已經採取了一些保護主義政策，考慮到歐洲的天然氣供應主要來自於單一國家，俄烏衝突等地緣政治問題的確對歐洲衝擊比較大，這也是歐洲通脹含有結構性因素的重要原因。此後歐洲努力去風險，尋求天然氣供應鏈的多元化。歐洲利用氣候變化實施保護主義，現在歐盟各國已經就碳邊境調節機制達成協議，將在2026年開始徵收碳關稅，定價按照歐洲碳市場交易價格作爲參考，這不符合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實際是貿易保護主義，需要聯合發展中國家跟他們做出認真的交涉。

樓繼偉進一步解釋，美國所謂的去風險就是同中國經濟脫鉤。當時美國拉動盟友同中國脫鉤，但是歐洲不同意，提出了去風險。美國接受了這模糊用語，但實際上還是同中國脫鉤，從高關稅開始，脫鉤動作不斷加碼，對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小院高牆、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各種名目的限制清單，還有未經覈實、未經驗證清單，並且增加運營風險。特別是去年通過了《芯片法案》爲代表的產業政策，採用大規模的財政補貼，支持芯片在本國研發生產，裏面含的語句泛政治化，直接針對中國的半導體產業。

“逆全球化浪潮中長期還會不斷延續，我們需要採取有力有效的措施加以應對。”對此，樓繼偉提出了五方面的建議：

一是建立信心，脫鉤斷鏈遭到了美國學界和商界的普遍反對，在政界也得不到完全贊同，更受到了盟友抵制，認爲不符合本國利益。中國是140多個國家的重大貿易伙伴，與中國脫鉤不切實際，因此脫鉤並沒有獲得國內各界和國際上廣泛的認同。

二是有效施策，首先處理好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國內一些產業向東南亞地區轉移，有比較利益的推動，也受去風險的脅迫，要給予理解，並引導和支持將核心產業鏈留在中國。歐盟與美國不同，本身產生於多邊主義和全球化，現在發生保護主義傾向，要聯合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應對。

三是要自立自強，脫鉤在一定程度上也倒逼中國在關鍵技術領域自主創新，爲中國初始技術提供了市場空間。例如在芯片領域48納米以上的成熟製程佔中國進口芯片的80%以上，以往中國企業也能夠製造，但需求方更多地考慮性價比，現在要更多地考慮斷供風險，要去風險化，這樣就給國內製造商帶來了市場空間，可以通過不斷地優化迭代先進製程的芯片也會追上世界的步伐。

四是堅持擴大開放，堅定不移地推動高水平、高標準的制度性開發，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今後的國際規則會是效率和風險之間平衡的新形態。在規則制定上應當採取主動，更多在有多邊共識的領域，比如應對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等方面參與規則制定，推動多邊主義和全球化。

五是重點應對美國的政策，美國現行做法是新冷戰，力圖打造兩個平行的經濟和制度體系。這種邏輯在美蘇競爭中得到成功，但是與美蘇競爭歷史狀況不同，中國目前是第二大經濟體，製造業第一大國和世界經濟深度融合，供應着全球35%的中間品、投資品的貿易。因此，新冷戰會對美國和世界帶來不可承受之重，也得不到盟友的認同，估計美國已經認識到不可能同中國脫鉤，自身的利益也將受到不良影響。現在雙方已經建立了兩個經濟領域工作組，雙方應繼續加強溝通，爭取回到競爭合作的正常軌道。

“綜上所述，我國經濟面臨週期錯位和逆全球化潮流雙重挑戰，的確需要破浪前行。相比之下，採取適宜的宏觀政策有效擴大國內需求、提升市場信心、防範化解風險、鞏固經濟回升向好的勢頭，通過深層次改革，破除要素市場配置的堵點，使國內大循環建立在內需主動力的基礎上更爲重要。強大的國內需求，完整的國內生產能力和對外開放水平的不斷提高，持之以恆地改善營商環境可以增強對企業和外資的吸引力，弱化所謂脫鉤斷鏈的效果。因此，關鍵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樓繼偉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