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過半百，陶喆翻紅了。
或許誰都沒有想到，“過氣”多年的陶喆，會在2024年迎來自己的文藝復興。更想不到的是，這股浪潮的源頭在B站鬼畜區。
從去年開始，陶喆前些年演唱《小鎮姑娘》時的“大錦鯉”翻車現場、與韓紅孫楠等人在綜藝節目上的即興開場秀《無地自容》頻頻登上視頻熱門榜。
熱熱鬧鬧的玩梗過後，當年輕人考古到陶喆千禧年前後的音樂，才意識到“華語R&B教父”之稱的分量。在評論區，網友留言：“我嚴重懷疑陶喆是個穿越者，否則爲什麼他的歌曲都這麼前衛。”
去年試水音樂節，陶喆成功飆上“大錦鯉”的高音後，臺下陣陣歡呼聲。看着臺下00後的觀衆，陶喆忍不住發問：“你們確定你們知道陶喆是誰嗎？其實你們應該都不知道我是誰吧...”
出軌、倒嗓、過氣，出道二十多年，陶喆用過往的好作品和一以貫之的音樂態度，承接住了鬼畜帶來的流量，迎來了自己的翻紅時刻。
陶喆，英文名David Tao，因爲在家族中排緒字輩，他還有個名字，叫“陶緒忠”。
三個不同的名字，暗示了他複雜多元的成長背景。
爸爸上海人，媽媽北京人的陶喆在中國香港出生。在中國臺灣度過童年後，15歲，全家移民美國加州。直到二十多歲被髮掘成爲歌手，他又回到臺灣省定居。
作爲星二代，陶喆的家庭背景不一般。
爸爸陶大偉身兼歌手、演員、主持人、動畫製作人的多重身份，年輕時組樂團，唱西洋歌，還曾給鄧麗君寫過《悄悄地告訴你》，回臺後轉型兒童節目製作人，製作的綜藝多次獲得金鐘獎。
媽媽王復蓉則出生於梨園世家，16歲登臺表演，18歲時出演的電影《王寶釧》成了當年臺北十大賣座國片，因此成爲炙手可熱的影壇新星。
電影《王寶釧》的海報
與陶大偉結婚後，王復蓉便退出演藝圈
雙方家長誰也看不上誰，陶家嫌棄王家是“戲子”，王家則看不上陶大偉只是個在夜總會唱洋歌的窮學生。
兩個年輕人用一場私奔解決彼此間的障礙。他們偷偷跑到法院公證結婚，卻沒料到當時已經頗有名氣的王復蓉被記者認出。結婚消息見報，王復蓉的父母氣到拒絕與女兒女婿來往，直到陶喆出生，關係纔有所緩和。
兩個背景迥異的年輕人的結合，對保守的家長來說難以接受，但也正是父母身上中西文化色彩的碰撞，爲陶喆日後將R&B這種歐美產物引入華語樂壇，帶來了天然的養料。
陶喆曾說，小時候，爸爸喜歡貓王的歌，所以當時家裏的一間房裏飄着貓王磁性的歌聲，而另一間房裏則是咿咿呀呀的京劇選段。“我就夾在兩種不同的音樂中，差點精神錯亂。”
陶喆一家人合照
陶喆的黃金搭檔，作詞人娃娃曾感嘆，在陶喆的身上居然能看到“中國的老的東西”，而在中國臺灣，這些傳統很多人已經不在乎。
成長於這樣的家庭中，走上音樂道路，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但其實任何事情都需要點運氣，千里馬也需伯樂賞識。
15歲開始組樂團，此後陶喆寫了很多歌，也跟過一些唱片公司老闆碰過面，但都被拒絕。他調侃可能是覺得自己長得太醜。
直到1993年的春天，陶喆在洛杉磯一家樂器行碰到一個交流困難的東方人，便熱心幫忙翻譯，沒想到幫到的人就是著名的音樂製作人王治平。
陶喆與音樂製作人王治平
交流中，王治平得知陶喆在做音樂，要了demo聽完後，當場買下了三首歌。多年後，王治平回憶第一次聽到陶喆的東西，就覺得這小孩真是天才。
半年後，王治平邀請陶喆回臺灣參與音樂幕後製作。此後的四年間，他先後參與了黃立行所在的L.A.boyz、陳淑樺、張信哲等人的專輯製作，由於當時參與的歌太多，還曾用Snoopy的筆名來分散注意力。
28歲，在周圍人的鼓勵下，陶喆從幕後走到臺前，在L.A家中簡陋悶熱的錄音棚中，穿着內褲錄完了自己的第一張同名專輯，也被稱作藍專。
1997年發佈的陶喆首張個人同名專輯
專輯的第一聲飛機引擎聲響起，陶喆爲華語樂壇正式拉開了一扇R&B的大門。雖然在陶喆之前，庾澄慶、杜德偉等人也曾做過R&B的探索嘗試，但自陶喆之後，R&B在華語樂壇成爲一種流行，這也是他被稱爲“華語R&B教父”的原因。
R&B，即節奏布魯斯，是完完全全的舶來品。它律動感強，強調轉音和內心情緒的即興表達，與當時老派經典的華語歌曲唱法存在割裂之處，但站在東方與西方光譜中間的陶喆，將這一西洋的形式運用得尤爲自然、對味。
毫不誇張地說，陶喆的音樂，影響了一代華語音樂人：胡彥斌16歲時翻唱了《小鎮姑娘》；參加超女前，周筆暢曾參與陶喆歌友會錄製，比賽時，也多次選擇陶喆的歌；陶喆歌迷會會歌的創作者，是金曲獎入圍者丁世光；演唱者，則是唱《三國戀》的Tank。
在某次訪談中，主持人問陶喆如此會玩R&B，是與性格中的哪一部分有關，他想了想，回答：“調皮”。
在專輯《69樂章》中，他寫道：
“我的雙親用私奔來對抗傳統與雙方的家庭。他們逃家，私定終身，最後生下了我。這也造就了我頑皮叛逆的童年性格...”
而陶喆的唱片統籌楊璞璞這樣評價他：“絕對自信和相對悲觀”。
在人生的前四十年，雖然曾經不受賞識，但總體而言，陶喆的音樂路可以說得上是順風順水。一路坦途讓他骨子裏頑童般的個性得以保留，可以自信、自由、大刀闊斧地開拓創作事業。
1997年從幕後轉到臺前，陶喆加盟俠客唱片——一個金點唱片專門爲了陶喆而剛成立的廠牌。
當時，陶喆也和進入臺灣市場的五家國際唱片公司（五大唱片）談過，但發現自己沒有辦法融入任何一家公司，因爲它們都要看業績說話，給不了陶喆想要的自由。
他加盟金點唱片的前提是，不能管他的唱片，尤其是不能管企劃和包裝。老闆金瑞瑤接受建議，專門爲陶喆成立出一個自由的俠客唱片廠牌。
陶喆在專輯紀錄片中談到俠客唱片對自己的重要性
在這一時期，陶喆獲得了很大的創作自主性。唱片公司幾乎不干涉他的創作，只是偶爾會催稿打擾，不喜歡被打擾的陶喆有時還會把手機關掉躲起來。
在俠客唱片的幾年間，陶喆推出了《陶喆同名專輯》《I'm OK》和《黑色柳丁》，也就是他如今最廣爲讚賞的藍、黃、黑三張專輯。這三張專輯分別推出於1997年、1999年和2002年，每張間隔兩年以上。這個發歌速度在當時的唱片市場是個異類。要知道當年張信哲突然爆紅後，滾石唱片爲了趁熱打鐵，一年爲他安排出了三張專輯。
在俠客爲他隔絕外部干擾的空間裏，他可以不用過多地考慮市場取向，龜毛地打磨自己的作品，追求自己想要的完美。
在製作第三張專輯時，俠客唱片也開始併入國際唱片公司
與此同時，陶喆的自信建立在正向的市場反饋和自身的才氣上。
陶喆專輯的內頁有這麼一句話：“陶喆每次出現，臺灣樂壇就要改朝換代”。雖然是一句宣傳語，但敢打出這個旗號，足以證明當時業內和市場對於陶喆的認可度。
首張專輯便入圍五項金曲獎，最終獲得最佳新人和最佳唱片製作人；第二張專輯銷量在00年代排名第一。
當被問到中國風是否已成爲一種樂壇時尚時，他回答：“中國人來吹中國風，這真是一個笑話。中國人就是中國風，你還吹什麼中國風。”“刻意去做任何事情不會感動別人，打着中國風這個招牌，你是在討好誰呢？”
犀利的言語之間是對迎合市場的諷刺，也是對自己音樂的自信。畢竟在當時，《Susan說》《夜來香》《月亮代表誰的心》等一系列老歌新編，都因中西間的完美融合而廣受好評。
《望春風》中作詞人娃娃新增的歌詞，給這首閩南語民謠增添了新色彩
擁有絕對自信的同時，他也有着相對的悲觀。
陶喆的御用作詞人娃娃形容他是一個少年老成的傢伙，有時愛講大道理，有傳教士般的精神。
這或許與他一直以來的一顆搖滾心有關。雖然被譽爲華語R&B教父，但其實，他最愛的是搖滾。
當在電視上看到911事件發生後，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心中搖滾的內核，最終把滿腔的憤怒化作了一顆黑色柳丁。
在專輯紀錄片中，提到《黑色柳丁》，陶喆說是“瘋子纔會喜歡的歌”。
進入新世紀，千禧年的歡樂彷彿只在一瞬之間，每日的晚間新聞充斥着暴力和衝突，2001年發生的911恐怖襲擊更是讓全世界震驚。面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這一切，陶喆感到憤怒和失望，想要用音樂表達出來。
儘管俠客唱片給了陶喆很大的自由，但身處流行唱片業中，不可能不受到市場的影響。製作統籌朱敬然回憶，陶喆當初寫《黑色柳丁》時非常猶豫，到底要寫想寫的？還是寫會紅的？罵人的要寫嗎？聽衆會懂嗎？
不過陶喆很清楚，他無法表現得若無其事。“我根本無法想象自己繼續只爲了娛樂目的而創作音樂，這並不能反映我們生活的世界。”
2002年發佈的陶喆第三張專輯《黑色柳丁》
於是，他在專輯中憤怒悲觀地發泄不滿，無力地感嘆人類之間愛的消失；質問上帝，爲什麼閉上眼不想想辦法；也用愛和希望，撫慰大衆。
在當時還是芭樂情歌佔據主流的華語歌壇，選《黑色柳丁》這樣一首憤怒的搖滾歌曲作爲主打，大家心裏都沒底。但最終結果證明，決策是對的。《黑色柳丁》因其深刻尖銳的批判，被不少人認爲是陶喆的巔峯之作。
自80年代羅大佑的《之乎者也》向華語樂壇投下一顆改變流行樂史的原子彈後，臺灣流行音樂一直有人文的傳統。相比起前輩，陶喆認爲自己的作品更注重人性，更像是社會學。
事實上，他本就是個憤世嫉俗的人，甚至有些脾氣暴躁。
大學畢業後，他揹着爸媽報考了洛杉磯警察。他說受了18個月的警察訓練後，他從此不怕面對面衝突。“把問題說出來不代表要吵架、打架，但只要正義感被挑戰，我不在乎結局是不是happy ending。”
在《康熙來了》，他曾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一次他出國工作，碰到一名中年男子辱罵同行的造型師，他立刻質問對方，還約對方下飛機後在出關口等他。後來看到對方想直接先走一步，他還在後頭高聲挑釁，嚇得宣傳人員趕緊勸他息事寧人，擔心會成爲隔天的社會版頭條。
脾氣火爆到小S忍不住發問陶喆是不是在飛機上酗酒
在他繪聲繪色、憤憤不平的描述過程中，小S和蔡康永都覺得他過於誇張、小題大做。
早年間的微博，也記錄下了陶喆的許多憤慨時刻。
他在微博爲臺灣某牛肉麪店被外國客人刁難而鳴不平，號召網友檢舉不遵守交通規則的公交車司機，多次發微博控訴飛機服務管理不當......
陶喆早年間的微博和博客
即便是在那個明星還把微博當朋友圈發的時代，也很難有人能超越陶喆早年間微博的這種直接。
發完《黑色柳丁》後的第二年，金點唱片的另一名老闆許安進因官司入監服刑，金瑞瑤被迫以九位數代價，把陶喆賣給EMI，結束了六年多的合作關係。
EMI，正是當初被陶喆認爲沒有辦法融入的五大唱片公司之一。脫離了俠客專門爲自己打造的創作烏托邦，陶喆最終還是要學會融入到國際唱片公司的工業化運作之中。
其中的一個改變，體現在創作時間上。2006年發行的《太美麗》創作時長19個月，是他出道以來完成得最準時的一張專輯。
陶喆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自己開始懂得去把握時間，對抗公司壓力。
除了需要適應新的公司運作體系之外，更大的事業危機，來自於整個華語樂壇。
2000-2005年，華語樂壇新人輩出，蔡依林、梁靜茹、孫燕姿、周杰倫，一個個耳熟能詳的名字悉數登場。殊不知，表面上是衆神登場，行業的內裏卻已巔峯不再，進入諸神黃昏。
這直觀地體現在銷量數字的下滑上。1999年，第一個線上音樂共享服務軟件Napster誕生，大家開始可以在網絡上共享免費的音樂，這給全球實體唱片業帶來不小的打擊。臺灣90年代唱片銷量排行榜的前十均過百萬，而到了00年代，排名第一的陶喆《I'm OK》，也只不過賣了43萬張。
1990s、2000s、2010s臺灣專輯銷量斷崖式下降
唱片業的疲軟無力，還體現在創作歌手的式微上。進入追求速度和快感的感官時代，越來越多的藝人需要依靠偶像化來賺錢，因爲單靠賣唱片已經很難獲得收入，公司需要推出能接廣告代言的藝人來盈利。
歌手王傑就曾炮轟自己的公司英皇唱片根本不會做真正音樂人的專輯，本末倒置，只重偶像不重音樂。
2003-2005年，陶喆多次談論自己感受到的樂壇危機和對行業亂象的失望。
“還有什麼值得期待的好音樂等着要問世嗎？沒有！更多的預算被拿來運用在製造這些媒體報道、行銷手法和衝擊事件上，花在音樂本身的預算反而變少了，到最後，音樂是受害者，它變成藝人藉以曝光的工具。”
“多數的華語音樂對閱聽人而言已經失信、失去尊重了，所以也就被視爲一種廉價的娛樂產品。於是，人們也就覺得他們越來越不需要去推崇或把辛苦賺來的錢去購買一張專輯。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王傑曾經悲觀地說：“在我們中國人的社會里面，你要是講藝術的話，那就是準備要下臺的時候了，這點我曾經體驗過，所以我很少再說音樂的理想了。”
但在2008年，陶喆決定做回最本真的自己，他推出了一張非常不商業友好的搖滾專輯《69樂章》，毫無疑問，銷量很慘淡。
他似乎早有所預期。在博客中，他坦言：
“我越來越不想去關注市場的銷售動向。我想去作一張讓我開心的專輯，表達我的想法與感受，但是這經常代表着你將失去你的聽衆。”
在收錄曲《關於陶喆》裏，他唱道：
“現在音樂是FREE 幹嘛買專輯 難道要我演偶像劇 NO...不好吧 就算現在不當一哥沒關係 沒人幫我買第一名”。
陶喆經紀人王立德透露，陶喆曾因《69樂章》不被認可而落淚
陶喆的製作統籌朱敬然曾坦言，做音樂不是壓力，是一種掙扎。在自我和市場期待的掙扎中，陶喆常常堅持自我，與大衆期盼的方向相悖。
在被譽爲R&B教父之後，他開始玩搖滾；《黑色柳丁》大獲成功後，所有人都在期待繼續看到他的批判和關懷，他卻推出了一張“表達內心世界”的《太美麗》，被批專注於小情小愛，過於商業化。
處於掙扎與失望中，從2005年開始，陶喆就多次說要退出樂壇，去拍電影——他在加州大學輔修了五年的電影專業，拍電影曾是他對人生道路的設想。
08年發完《69樂章》後，陶喆便停下了發片的步伐，接受外界採訪時，都聲稱在持續籌備他的電影新事業中。
與EMI解約後，2010年，他創辦了自己的公司“偉大文化”，頭兩個字正是父親名字的翻轉。兩年後，在陶喆生命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父親陶大偉患上肺癌，陶喆推掉一切工作照顧了父親一年時間，還是沒能留住他。陶大偉住進醫院一個月後去世，享年70歲。
陶喆父親節懷念陶大偉
小時候在洛杉磯時，陶大偉會一邊開車，一邊和陶喆唱歌，父子倆輪流爲對方和聲，這便是陶喆自小耳濡目染的音樂教育。或許是爲了感恩父親在音樂上對自己的引路作用，在獲得第一筆簽約金後，陶喆沒有花錢升級錄音設備，而是送了陶大偉一輛夢想中的保時捷。
在一個嚴母慈父的家庭中，陶大偉常常是那個調和劑。當陶喆15歲早戀時，媽媽激烈反對，陶大偉則會對他說：“你沒有什麼錯，沒有關係，只是你媽媽一下子轉不過來。”
陶喆曾寫過一首《Catherine》來描述與母親的關係
雖然在官方聲明中用“淘氣轉身，幽默神隱”的樂觀話語面對父親的離世，但其實陶大偉的突然離開，對陶喆打擊很大。不僅精神變得憔悴，工作節奏也被打亂：一直在籌備的電影遙遙無期，專輯也無法再像之前一樣先定主題，再全身心投入創作。
公衆形象上的打擊發生在2015年。雖然一直以來陶喆都有不少風流傳聞，但當年的婚後出軌事件，直接讓他的形象跌入谷底。發佈會上做PPT回應的行爲，更是引發了全網的吐槽。
陶喆曾在訪談節目中直接地談論“性”
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後，陶喆的曝光不算多，這位曾經風光無限的華語R&B教父，在不熟悉他的新生代眼中，恐怕只剩下“渣男”的標籤。
陷入事業低谷期，曾經自信的陶喆，也不得不學會面對“不被肯定”。2013年在上海開演唱會，上座率只達到七成，參加音綜被製作人金武林打0分；2019年他接過成都某整形醫院的年會演出，參加的拼盤演唱會，在二手票務網上只賣20元。
由於年紀變大等原因，他還出現了倒嗓的狀況，從14年開始貢獻了衆多翻車名場面。不過，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些曾經的黑歷史，反倒成爲2024年陶喆翻紅的契機。而歷久彌新的好作品，則幫助他承接住了這份天降流量。
陶喆對自己黑歷史名場面的reaction
在紀錄片《11號產房》的快問快答環節中，當畫外音提到“眼淚”，陶喆回答：“我流不出來的”。
那時的陶喆是在市場和業內都受到認可的現象級歌手，他正在痛苦但自由地籌備後來被譽爲“巔峯之作”的《黑色柳丁》。
梳理陶喆前四十年的人生，他確實沒有碰到太多需要流淚的磕磕絆絆。
但四十歲後，家庭、事業的打擊紛至沓來，讓一路坦途的陶喆猝不及防。
今年，受到社交媒體流量眷顧而翻紅的陶喆，重新辦起了巡迴演唱會。那個曾經“流不出淚”的人，在舞臺上多次哽咽：在看到臺下觀衆大合唱自己的歌時，在說自己“去年都不知道今年是不是可以辦演唱會”時。
曾經的他，在唱片工業化的時代，堅持手工作坊式的創作，五年才磨出了三張專輯。他說流水線分工式的創作，“就好像在製造一輛車，失去了那種很生活、很血淋淋的味道。音樂不是車子，不是蓋個房子，它是個手工品，不是工業。”
如今，當音樂變成30秒短視頻的背景音，他仍將其視爲現實的一種表達。疫情前，陶喆曾寫了一些歌，但當病毒突然席捲全球，他將這些作品都否定掉了，因爲他認爲此前寫的那些在當下看來都不成立了，如果發出來的話會讓人質疑“你到底有沒有活在這個世界上，和我們一起去經歷這些。”
2002年，陶喆在談起偶像約翰·列儂時說：“飛是要靠技術的，墜落是要膽子的。飛，你可能要相信別人，可是墜落你必須要相信自己。我還沒有到那個境界，我很佩服能夠墜落的人。”
當“飛”的助力一個個消失過後，陶喆成爲了那個能夠墜落的人，因爲有歷久彌新的好作品，和始終真誠的音樂態度，能夠接住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