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兒時，通常是晚上在某大隊、小學操場上看露天電影，也有的是白天學校包場到大會堂看電影。一般是早幾天知道消息，大家激動地互相轉告，期待着電影內容，有時知道有電影卻不知道什麼電影，想象空間更大了，反覆探問“消息靈通人士”，如問老師，問大隊幹部，而大隊裏、同學中有“假內行”，會振振有辭地發佈消息。我們一邊期望着好電影如戰鬥片，一邊怕沒電影。有的同學會打賭，賭煙殼紙，賭柿娘、彈珠等，直到老師宣佈消息明天看電影，或者看到大隊部開始挖洞，豎起毛竹架，拉上電影布，我們心理踏實了。此時班級就會沸騰起來。

　　在大會堂看電影，同學們要排隊去，一路上唧唧喳喳的。我們進去看電影，要把幕布拉好，整個窗戶光線全封閉。記得有人要上廁所出門，就拉一下幕布，光透進來，電影布幕上就會一片白，人羣中就會有一陣響動。電影開始前，一聲鈴響，一束光照在“靜”字上，鈴聲特別刺耳，通常要響半分鐘一分鐘，逼得大家安靜下來。接着開始放電影。

　　後來我們長大了，是自己去看夜場電影的。一般是晚上兩場，除非特別好看，要三場，日場基本上是學生包場的。我記得電影票是從五分一場開始，到八分、一毛、兩毛、五毛等。也有賣站票的，通常便宜一半。記得箬橫大會堂賣票員叫荷香，大家買票時總大叫：荷香票來一張。那是一個小窗口，人們沒有排隊的習慣，總是擠擠擠，有時同學結伴，後邊推過來，把旁邊的人擠掉，有時人斜掛進去，纔買得到票。被擠的人也沒有怨言，怪自己力氣不夠。人太擠時，我們也不敢往裏衝。看那場面，那氣勢，就好像往裏面扒黃金。如果當時有高考，讓我填志願，我準會填放電影、賣電影票、站崗驗票員，還有賣書、圖書館文化站等職業。在我們眼中，荷香比鎮委書記更重要，正如我們把箬橫中學圖書館陳老師看得比當時的盧校長更重要一樣。

　　大隊裏看電影也是常有的，往往老遠的也去。有時是大隊算帳後有盈餘，放一場電影，有時抓了小偷、賭博人要他們罰一場電影的，有時是電影下鄉巡迴放。夜裏放電影，油鼓攤、甘蔗攤等早擺好了，我們也悄悄地向父母要來了零錢。一般來說我總隨着哥哥、堂哥一起走的，一路談論什麼電影，一路想象着怎樣拍電影，想象着革命英雄戰鬥豪情，那時文革，經常放革命樣板戲，經常重複着看，李玉和、李鐵梅、楊子榮還有座山雕等形象和他們的唱腔深深地烙在我們的腦海裏，後來有了《平原作戰》《平原游擊隊》，再有《南征北戰》《上甘嶺》等。看電影時，大家就議論紛紛，劇透是少不了的，已經看過的人總要表現他們的優越地位。電影結束後，也是一路評論，那晚上，我們反覆回味電影鏡頭，琢磨人物故事細節，第二天到學校，同學們就不斷地交流最精彩的內容，評論起來，對英雄、軍人充滿了崇敬與嚮往，比如重複着“向我開炮，向我開炮”，很有不怕死的壯烈感。我們的從軍熱情都是這樣被教育出來的。

　　那時電影放影要換片的，有32毫米、16毫米，後來有寬銀幕。換片時，人們總是議論紛紛，猜測下一步情節，有的是跑片，就是這大隊先放，後面的跟上，這樣一片一片接上，有時不湊巧，要等好長時間。後來八十年代的溫嶺電影院也常常與溫嶺大會常互相跑片放的。

　　大隊部看電影常常留給我們遺憾。有時下雨不能看。如果說三天後放電影，我們就關心天氣預報，企盼着天氣晴朗，真吊人胃口。還有風不要太大，風大了，電影幕布前後晃動，幕中人也隨着動起來，看得不踏實，也把喇叭聲吹散了，我們聽不清楚。再就是我們小孩子人太小，站在後面看不見，站到前面太近，站到旁邊太斜。如果自己大隊放，我們會早早帶凳子到操場上擱那兒。在別的大隊，帶着不便，我們就只能遠遠看，有時索性到銀幕反面看，反面就是農田，放電影有時會踩壞莊稼的，老農們總這樣抱怨。

　　有時我們被謠言欺騙，誤以爲晚上某大隊有電影，我們非常高興地早早喫了晚飯，興致勃勃地結伴去看，結果到半路被返回的人截回，他們總說一句：“白布戰鬥片。”就是沒電影的意思，於是我們就說：“白影影，某地放電影。”大家打趣着回家了。

　　我現在還經常在溫嶺電影院看電影，舒服地坐着，享受着美妙逼真的音響，驚心動魄的三D四D，卻一場場如過眼煙雲。我的老朋友福玲總結說：過去看電影，我們只記角色名字不記演員名字的。現在電影沒看就知道誰是演員，這是不正常的欣賞。我聽了好像突然明白了什麼。

浙江省溫嶺市新河中學東校區　江富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