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吾國與吾名——中國曆代國號與古今名稱研究》，作者：胡阿祥，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

　　元末大亂，羣雄並起，獨有朱元璋“乘時應運，豪傑景從，戡亂摧強，十五載而成帝業”，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尤爲重要的一點在於，朱元璋自1353年始克定遠、獨力發展以來，即大體堅持了動員一切反元力量、爭取不滿蒙古貴族統治的漢族地主儒生支持的政策。若定遠馮國用、馮國勝兄弟建議取金陵爲根據地，若滁州範常建議整飭兵紀，若定遠李善長建議效法劉邦以定天下，若休寧朱升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若浙東劉基、葉琛、章溢、宋濂“四先生”以定策安民、重經史、成帝業時時爲說，這些地主儒生都給了朱元璋以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這些影響下，“崛起布衣”、彷彿漢高祖劉邦的朱元璋，思想在轉變，行爲在蛻化變質，他已從講義氣、重友情的牧童行僧，變成深通治國之道、熟操馭人之術的“降生聖人”、萬姓之主。然則朱元璋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也可以看作是他“一石三鳥”（百姓、武將、文臣）的高超統治術，因爲這一新皇朝的政治符號與文化標誌，既大有利於他的專制統治，又使得其部下的紅巾軍與儒生兩個主要系統的武將文臣都感覺到了滿意，都以爲合式、對勁。

　　首先，就出自紅巾軍系統的武將來說，他們大多起自淮西，受了“彭祖”彭瑩玉的教化；其餘的不是郭子興的部曲，就是小明王的故將，或徐壽輝大宋、陳友諒大漢的降將。總之，都是白蓮教的信徒。朱元璋以出自白蓮教經典《大阿彌陀經》的“大明”作爲新皇朝的國號，表示出了新皇朝是繼承小明王而起的意思，所有的白蓮教徒也都是一家人，應該團結在一起，在“大明”的治下，共享富貴。這在出身紅巾軍的人看來，無疑顯示了打天下時的“主公”、坐天下時的“今上”，並沒有忘本。紅巾軍系統對此的欣慰之情，是可以想見的。

　　其次，對於更廣大的、深受宗教影響的天下臣民來說，“大明”國號有着雙重的效用：一方面，“大明”國號告訴億兆斯民，“明王”已經出世，你們理當安心，理當老實本分地享受“明王”治下的和平安寧、幸福美滿的生活；另一方面，“大明”國號也警告那些有心效尤的後來者，“明王”已經在世，“明王”僅此一家，其餘的全是假冒，你們不必再癡心妄想了，因爲百姓萬民不會相信，你們已經無所藉口，你們應該收斂起不軌的心思，來做大明的順民。

　　再次，朱元璋重視儒生，招攬與相信儒士。名儒望族的合作，參預謀議，本來就是朱元璋在元末羣雄中脫穎而出、得取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朱元璋手下的儒生文臣集團，固然大體不信什麼白蓮教，且視“明王出世”爲滑稽；然而，秉承着深厚的經史學術功底，對於這個起自紅巾軍，但是已經蛻化變質、與中國歷史上傳統皇朝並無多少區別的“大明”皇朝，儒生文臣們按照他們自己的理解，也可以不費力氣、不傷腦筋地爲“大明”附會出許多的“祕義”。而且這些“祕義”，由於淵源久遠，他們樂於討論；由於冠冕堂皇，他們津津樂道。

　　比如說，“明”字爲“日月相依”之形，有“交放光輝”、“光明”之義。在古禮有祀“大明”（即祭日）、“朝日夕月”（春分拜日於東門外，秋分拜月於西門外）的說法；而千餘年來，“大明”和日月均是朝廷的正祀，無論列作郊祭或特祭，都爲歷代皇家所重視。如此，國號與祭典相合，自是大吉大利。

　　又比如說，在陰陽五行說裏，南方爲火、爲夏、爲陽、色赤，北方爲水、爲冬、爲陰、色黑。映證到現實政治上，“元”爲玄“元”，“明”爲炎“明”。所謂“玄元”，北方顏色黑，而玄即黑；又“大元”國號與《易經》“大哉乾元”有關，而“乾爲天”，又“天玄地黃”。至於炎“明”，朱元璋起自紅巾軍；既稱吳王，統一軍裝爲紅色，樹立紅色旗幟；及至稱帝，徐達等上奏朱元璋稱“欽惟皇帝陛下，……握赤符而啓運”，朱元璋《與元幼主書》稱“今我朝炎運方興之時”。明劉辰《國初事蹟》即於此申繹道：“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明黃瑜《雙槐歲鈔》卷一《聖瑞火德》也臚列資料，考述明太祖“以火德王”之由。雖然事實上朱元璋即帝位後，由於形勢改變，並未倡議討論德運，推定行序，但社會上仍以“大明”爲火，“炎明”也就彷彿於“炎漢”。簡而言之，“大元”建都北方大都，起自更北之蒙古草原，“大明”建都南方應天，起自南方之江淮之間；那麼，以火制水，以陽消陰，以明克暗，以炎“明”壓玄“元”，都是有說法的，而南方之必然平定北方，大明之必然平滅大元，也就實在是陰陽五行的天定了！

　　再比如說，在中國古代神話裏，火神祝融是帝顓頊之子，祝融故墟則在南方的金陵（即今南京），而巧合的是，“以火德王”的朱元璋正是“帝顓頊之後”，其祖籍即“本家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巷，在通德鄉”，明朝又正好定都在金陵；更巧的是，祝融亦名“朱明”，意其赤熱光明，“朱明”且把皇帝的國姓“朱”和朝廷的國號“明”天衣無縫地聯在了一起。諸如此類，雖然可以視爲巧合甚或附會，但在儒生文臣們看來，更寧願相信這些都是多少世代前的天意！

　　其他可以有說者，如歷史上的中原皇朝宮殿名稱，有大明宮、大明殿；《詩·大雅》有敘述三代之周開國曆史而歸於天意的《大明》詩篇……

　　嗚呼！我漢人的名號情結真是深重，對名號的解釋功夫也着實讓人歎爲觀止。而如此等等與“大明”國號相關的巧合與附會，與本來非常簡單的趙匡胤的“宋”國號，竟然附會出了“自古罕有”的“天地陰陽人事際會”，真是如出一轍。其實明朝當時人確是這麼認識的。如晚明袁義新修、柯仲烱等纂的天啓《鳳陽新書》卷一《太祖本紀》雲：

　　本姓朱，本祝融。祝融，帝顓頊子，爲帝嚳火正，有大勳於天下，故別爲祝融。在國臣仲烱言：“……太祖定鼎金陵，則祝融之故墟也。……故建國號大明，其有祖也。夫祝融大明，容光必照。……所以我太祖以大明建國，亦以大明光天，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重民歷，以示三綱五常，以昭日月，以引趨光而避兇，此皇明治天下，潛移默化之大旨，所以四海來朝，亦以是賜之耳。知此道者，其可以語我太祖取號大明之祕義乎！”

　　這真是儒生文臣們所考證、所推求、所衍生出的豐富多彩、有根有據、深奧美妙、符合天意的“祕義”！而根據這樣的“祕義”，國號“大明”既“有祖也”，大明之德如日月，大明之治化天下，大明之道得天統，也都皆在其中了！

　　然則上述種種對於儒生文臣們來說並不見難的、層層解剖出的“祕義”，終於使得秉承着“反元復宋”政治目標的吳王府裏的他們，也力贊以“大明”爲國號；又據說朱元璋確定國號爲“大明”，還是聽從了其首席謀士劉基的建議，如明朝中期祝允明的《野記》開卷即雲：劉基“因請建號大明，太祖從之”。按劉基（1311年—1375年），青田（治今浙江青田縣）人，字伯溫，元至順進士，明初大臣。劉基博通經史，尤精象緯之學，明武宗朱厚照譽其爲“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

　　綜上考述，朱元璋定立國號爲“大明”，可謂十分巧妙、功效顯著。論其妙處，建國而號“大明”，紅巾軍系統的武將從白蓮教義去感觸，儒生文臣集團由經史學術去理解；若朱元璋本人，又以此來紀念其佛徒的出身、來自居爲出世的“明王”。而且三方並行不悖，皆自以爲或至少寧可以爲如其所忖度。又論其功效，紅巾軍系統則欣慰，感覺他們的這位開國皇帝沒有忘本；儒生文臣則得意，認爲他們效命的這個新皇朝淵源有自，合乎天意，順乎民心；至於天下的黎民百姓，則會安心於“明王出世”後的光明極樂世界，而這又無疑有利於強化朱元璋的集權專制統治，鞏固其一家一姓的天下。

　　此一家一姓的朱明天下，國運確也長久：自1368年元月開國於南方應天后，一直延續到1644年三月，方在內憂外患的重重打擊下崩潰；而“大明”國祚，則更殘存至1661年甚至更後，才最終斷絕。

　　（此處有注：值得強調的是，“大明”國祚斷絕後，關於“大明”的歷史記憶並未斷絕，而且在清初、清末、中華民國，這種歷史記憶還轉變成了現實行動，如在中華民國時代中華民族積弱之時，明史即成爲“實用工具”，鄭和下西洋的輝煌成爲研究熱點，明代抗倭的研究著作層出不窮。如此等等，若從深層的文化心理看，當與大明乃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漢人皇朝有關。又何毅羣《大明與中國歷史上的火德》（《明代歷史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指出：起碼在漢人的觀念裏，中間隔着一個蒙古大元、都是漢族皇朝的朱明與趙宋之間，存在着隔代繼承的關係；而大明的崇尚火德與紅色以及其象徵與標誌意義，又對大明滅亡以後直至中華民國初年的歷史發生了或顯或隱的影響。以清初論，一則大明宗室如福王朱由崧南京弘光政權、唐王朱聿鍵福州隆武政權、桂王朱由榔肇慶永曆政權等等，其年號取意、火德崇尚、紅色標記，皆明顯具有繼承正統之京師（今北京市）大明皇朝的意義；二則以明朝遺民爲主要成員的復社等團體，正以反清復明爲號召與目標；三則民間祕密組織如天地會一類，恢復炎明江山的志向也堪稱顯然。再後來，朱六非、朱永祚、朱一貴、朱毛俚、朱明月等等真假明室後裔，也都以復興漢室江山、大明政權爲起事的口號。及至清末，反清復明的各種力量更形繁雜，其中，以孫文爲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所成立的團體“興中會”，入會誓詞明確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亦即排滿滅清，這與元末朱元璋的“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以及清初的“反清復明”，表面意思是一致的；而如果立足於中國傳統史學的正統觀念，那麼1912年創立的中華民國，也就彷彿大明的重建。甚至中華民國時代代表廣大民衆利益的紅軍、紅色蘇維埃政權，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紅地五星旗等等，也都帶有某種特別的象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