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730年，七世達賴喇嘛移駐噶達惠遠寺，對康區與達賴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間的關係以及清廷對康區的控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達賴喇嘛與康區土司、各寺院以及僧俗羣衆間的互動擴大了格魯派在康區的影響，也贏得了他們對達賴喇嘛的支持。清廷在噶達實施的駐兵、巡查等保護達賴喇嘛的措施也加強了清廷對康區的控制。1735年達賴喇嘛離開惠遠寺後，該寺仍然爲康北的一個宗教、文化中心，起到了教化遠離政治中心的鄰近地區的作用。由於直到1920年爲止該寺的堪布是由哲蚌寺委派的，該寺歷任堪布和僧人得以影響、干預和控制噶達以及康區其他地區的地方事務。尤其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惠遠寺與駐瞻藏官一道，試圖協助西藏地方政府擴大其在康區的影響。

關鍵詞：惠遠寺；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康區土司

1730年，清廷在今道孚縣爲七世達賴喇嘛建立了駐錫地——惠遠寺（噶達強巴林），七世達賴喇嘛曾在那裏住了5年多時間。後來十一世達賴喇嘛克珠嘉措（1838—1855)出生在該寺附近的一個村莊裏。惠遠寺不僅在康區，而且在衛藏地區也十分有名。在歷史上清廷和甘丹頗章都對該寺極其重視，並在經濟上給予大力扶持。但是，到目前爲止，學界大多數專家主要探討有關七世達賴喇嘛在衛藏地區的活動[1]，並沒有詳細討論他在惠遠寺居住期間與康區各土司間的互動，忽視了他對康區的影響。加之，也缺乏有關惠遠寺的歷史，特別是有關該寺的修建與多次維修、達賴喇嘛駐寺期間該寺的翔實情況以及1735年達賴喇嘛離開該寺前往衛藏地區後，由甘丹頗章所派的歷屆堪布對該寺的日常管理及其在康區的影響等方面的研究。

本文主要運用諸如由章嘉•若必多吉所著的《七世達賴喇嘛傳》、土觀•曲吉尼瑪所著《章嘉若必多吉傳》以及次旺多吉仁增所著的《歷代德格法王傳》等藏文一手資料，同時也利用《清實錄藏族史料》《西藏通志》以及果親王允禮所著的《西藏往返日記》等漢文材料進行編撰研究。此外,也運用漢文的《御製惠遠廟碑》和年敘•降央扎巴所著的《多康木雅繞崗起源簡史》、志瑪青措編輯的《惠遠寺簡史》等第二手藏文資料以及在該地區蒐集的民間故事和傳說，作爲對上述材料的補充。

本文將探討下列問題：在西藏曆史上的一個關鍵時期，六世達賴喇嘛被廢黜後，隨後發生了動盪不安的政治危機。那麼，爲什麼清廷此時決定讓七世達賴喇嘛移駐噶達（泰寧）地區？爲什麼清廷選擇惠遠寺爲其駐錫寺？該寺是如何建成的？惠遠寺與周邊地區的寺院及土司間的關係如何？爲什麼清廷於1776年平定金川和小金兩個地區後，禁止惠遠寺的僧人在這兩個地區傳播格魯派教義，以阻止發展其勢力？本文還探討1735年達賴喇嘛離開惠遠寺前往西藏後，惠遠寺參與康區地方事務的情況。特別將討論1905年惠遠寺在阻止漢商在噶達地區開設金礦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討上述問題的答案能夠使我們更好地瞭解清廷雍正王朝對蒙古地區和藏區的政策，也能夠反映西藏地方政府是如何通過惠遠寺和駐瞻藏官擴大其在康區勢力範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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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達賴喇嘛流亡康區（1728—1735)

(一)西藏內亂

1707年，拉藏汗（1677—1717)廢黜了六世達賴喇嘛，並將自己的兒子意西嘉措認定爲達賴喇嘛，造成了一場動盪不安的政治危機[2]。1710年，清廷康熙帝正式承認意西嘉措爲六世達賴喇嘛，但均未得到包括青海和碩特諸部[3]在內的蒙古各部以及拉薩三大寺等的認可[4]。1708年，理塘地區一個叫格桑嘉措的孩子出生後不久[5]，當地一位被稱爲保護神沃德噶布附體的僧人宣稱其爲六世達賴喇嘛的轉世[6]。這一消息逐漸傳開後，引起了蒙藏各方的關注。1712年，青海蒙古和碩特部首領親王巴圖爾臺吉派人朝拜該靈童，表明該部承認其地位[7]。拉藏汗也於1712年和1714年派使者前往調查該靈童的情況[8]，其父母擔心有人將會加害於他，於1714年帶他逃往德格避難[9]。1715年，青海蒙古和碩特諸部將該靈童迎請到青海[10],並在康熙帝的命令下，將他迎請到塔爾寺駐錫[11]。在前往德格、青海途中以及駐錫塔爾寺期間，四方僧俗敬信格桑嘉措“有如神明”[12]，蒙藏各地諸種部族、土司頭人、寺院等遣使竭誠朝拜獻物，盡心供奉[13]。塔爾寺一時成爲一個朝拜中心。1717年，衛拉特蒙古準噶爾部打着護送該靈童的旗號入侵西藏，當時藏人僧俗大量倒戈反對拉藏汗，青海和碩特各部也沒有援助拉藏汗。拉藏汗被殺，意西嘉措被廢黜。1720年，康熙帝爲了驅逐在西藏的準噶爾部，決定借重該靈童，正式冊封他爲達賴喇嘛[14],並派其十四子允禵（1688—1756)護送他到拉薩，在布達拉宮坐牀[15]。同年，五世班禪喇嘛洛桑益西（1663—1737)爲七世達賴喇嘛授了沙彌戒，取法名爲洛桑格桑嘉措[16]。

清廷將準噶爾部趕出西藏後，任命康濟鼐、阿爾布巴、隆布鼐、頗羅鼐、扎爾鼐爲噶倫,讓他們共同掌管西藏地方政權，處理西藏地方日常政務。但是諸噶倫卻分成了三股勢力，即康濟鼐和頗羅鼐爲代表的後藏世俗貴族勢力、阿爾布巴和隆布鼐爲代表的前藏世俗貴族勢力以及扎爾鼐爲代表的達賴喇嘛勢力集團[17]。1727年8月，阿爾布巴、隆布鼐和扎爾鼐殺死了康濟鼐[18]，於是爆發了前後藏間的衛藏戰爭。當頗羅鼐帶兵征討阿爾布巴時，清廷支持了頗羅鼐[19]。經過近一年的戰鬥，頗羅鼐於1728年7月初直抵拉薩，不久駐藏大臣馬喇、僧格宣判阿爾布巴等三人有罪，並將他們正法[20];同時封頗羅鼐爲貝子，總理西藏政務[21]。

(二）清廷讓達賴喇嘛移居康區的意圖

衛藏戰爭一結束,雍正帝一面令頗羅鼐總理西藏政務，一面下令七世達賴喇嘛移居康區。究其原因，主要有下列三個。

首先,1723—1724年青海和碩特蒙古羅卜藏丹津反叛清廷[22]，被擊敗後逃到了準噶爾部[23]。準噶爾蒙古一直是影響和威脅西藏政局的一大隱患，這使清廷擔憂準噶爾部將再次進軍西藏。清廷清楚地知道準噶爾部屢屢窺伺、入侵西藏，其目的是企圖劫持和操縱達賴喇嘛。對準噶爾人而言，將格魯派首領達賴喇嘛控制在手中，挾達賴以號令，在宗教和政治上均能獲得非凡影響，他們在蒙古人和藏人中就有極大的號召力，並能控制蒙藏各部[24]。1727年,準噶爾部首領策妄阿拉布坦（1643—1727)逝世[25],其子噶爾丹策楞繼任可汗後，奏請清廷允許他前往西藏爲其父親禮祭熬茶佈施[26],並宣稱意欲將先前所掠拉藏汗的兒子送回西藏[27]。這進一步加深了清廷對準噶爾人又有侵擾西藏企圖的憂慮。因此，將七世達賴喇嘛遷到康區，可以遠離準噶爾部危險，並將其牢牢掌握在清朝中央政府手中[28]。其次,這是清廷處理西藏內亂善後事宜的措施之一，爲頗羅鼐總理西藏事務鋪平道路。在衛藏戰爭中，七世達賴喇嘛之父索南達吉（又名索諾木達爾扎）也捲入其中。索南達吉本身是衛地瓊結縣人，又娶隆布鼐之女爲妾[29]，而且也是阿爾布巴的母舅[30]，自然同阿爾布巴等人聯合[31]。他被認爲是此次內亂中的幕後策劃人，並站在前藏貴族立場上干涉西藏政務[32]。再次，由於七世達賴喇嘛年幼，西藏的政務被其父親等人操縱[33]；清廷擔心頗羅鼐與七世達賴喇嘛發生爭端，於是“議遷達賴喇嘛於裏塘，以杜釁端”[34]。這一決定是爲頗羅鼐主持藏務減少阻力，同時也避免他們再次捲入西藏地方的權力鬥爭[35]。

最後，我們可以在《御製惠遠廟碑》[36]中清楚地瞭解到促使雍正帝讓七世達賴喇嘛移駐康區噶達真正的目的所在。碑文的具體內容如下：

近邊之番彝，離藏遙遠，皆有皈依佛法之心……

是以廣佈黃教，宣講經典，使番彝道俗崇法慕義，

億萬斯年永躋仁壽之域則於佐助王化實有裨益……[37]

這一觀點也在雍正帝頒佈的另一道聖旨中有所反映。該聖旨命令官兵兩千駐鎮理塘，護持噶達：

俾佛教振興，西陲一帶喇嘛、古宗，皆得瞻慈，雲以求度脫，息殺機而生善念。邊境常享敕寧之福,庶不負我聖祖仁皇帝柔遠愛人之意。[38]

如果清廷意欲利用藏傳佛教來約束統治蒙古人和藏人，就首先必須處理好與藏傳佛教首領的關係。他們通過讓達賴喇嘛移駐在一個精心設計的、有清廷足夠支持和保護的駐錫地，將其妥善安置[39]。

在雍正帝以前的80年裏，清廷主要採用懷柔政策，所採取的措施包括懷柔羈縻、抬高格魯派地位等。清廷運用了這些政策來影響和招撫蒙古人。鑑於西藏內亂的教訓，1728年雍正帝正式任命欽差馬喇和僧格爲駐藏大臣，並建立了駐藏大臣衙門，以進一步加強和鞏固對西藏的治理與施政。同年，清廷決定派兩千川陝兵留駐拉薩,在昌都留駐滇軍千人，以在緊急情況下“以便聲援”[40]。同時，清廷也竭力將西藏勢力加以分化、削弱。比如，將打箭爐、巴塘、理塘等劃歸四川管轄,將結塘（中甸）、德欽（阿墩子）、巴龍（維西）等置於雲南統治之下[41],同時也將拉孜、昂仁、彭措林等劃歸班禪喇嘛統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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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理塘爲暫駐地，噶達爲駐錫地

(一)理塘的特殊地理位置

1727年2月22日，在奏呈的“準噶爾若侵藏預籌保護達賴喇嘛折”中，四川提督嶽鍾琪詳細分析了當時的西藏局勢。爲了防止達賴喇嘛落入準噶爾人手中，他也奏請皇帝“應將達賴喇嘛保護送入內地”[43]。雍正帝也頒旨,邀請達賴喇嘛赴內地會晤[44]。但是，達賴喇嘛沒有去北京，而是先在理塘暫駐，然後定居在泰寧。清廷做這樣的決定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西藏的內亂剛被平息，如果此時達賴喇嘛遷居北京的話，會使衛藏的民衆焦慮不安，不利於局勢的穩定[45]。相反，讓達賴喇嘛遷居康區至少不會引起衛藏人的疑慮，因此讓他留在了“近邊地方，以便照看”[46]。另一個原因是理塘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理塘遠離拉薩，暫駐其地能達到不讓達賴喇嘛捲入西藏地方政治鬥爭的目的，同時也能使達賴喇嘛遠離準噶爾蒙古人。這將使蒙古人脅迫達賴喇嘛變得困難,更不會威脅到他的人身安全。理塘已劃歸四川管轄，且離四川省府成都較近，四川軍隊也能有效地保護達賴喇嘛。何況理塘是七世達賴喇嘛的家鄉，在此暫住理所當然。

1728年11月，七世達賴喇嘛接到雍正帝要接見他的聖旨。達賴喇嘛奏稱：“目前，我要學經習法，不得空閒。我還沒有出過天花，因此,暫時不便赴京。”[47]但認爲“朵麥（康區）宏法利衆時機已至,遂悅意領受大皇帝聖旨”[48]。同年12月，達賴喇嘛與護送他的官兵一道沿南路貿易通道（又稱官道）出行，經過了工布江達、嘉裏、邊壩、碩板多、洛隆、巴塘等地[49]。達賴喇嘛受到沿途各地僧俗人民迎送及頂禮膜拜，他也向沿途大小寺院賜放佈施[50]。1729年初，達賴喇嘛一行抵達昌都和察雅[51]，得到了帕巴拉呼圖克圖和察雅呼圖克圖的精心照料和供養。爲了讓達賴喇嘛安全移駐理塘，雍正帝命令幾位副都統率領兩千士兵“前去迎接”[52]。1729年3月，達賴喇嘛被護送到理塘。爲了保證達賴喇嘛的人身安全，雍正帝再次頒旨“副都統馬喇著留駐理塘，同鼐格照看達賴喇嘛”[53]。同時令清軍在重要關卡、隘口設兵駐防，以嚴密護衛。1729年，哲蚌寺果芒扎倉堪布阿旺南卡轉雍正給達賴喇嘛的諭旨中寫道：“喇嘛來理塘甚好，懾於內地痘疹不能迎請，等皇帝巡視外地時會晤，計劃理塘附近新建駐錫寺院。”[54]七世達賴喇嘛回奏：“後聞有令瞻仰天顏之諭旨,即欲星馳前來，因尚未出痘，不能親叩金闕。”[55]

在暫駐理塘的一年多時間裏，七世達賴喇嘛接到雍正帝賜給的大量宮廷禮物，種類繁多[56]。期間，雍正帝也諭令達賴喇嘛之父進京覲見，封之爲輔國公[57]。後來，總理西藏政務的貝子頗羅鼐遣人向達賴喇嘛敬獻白銀400兩，同時，德格土司登巴澤仁也派人獻黃金、綢緞、馬牛等財物[58]。理塘第巴阿本扎西、巴塘彭吉嶺寺僧、鄉城桑披嶺寺僧、稻城雄登寺喇嘛與僧人、稻城貢噶嶺寺僧、得榮龍絨地方的扎噶廟僧人、雲南奔子欄甘丹東竹林寺僧、阿墩子德欽林寺僧、中甸松贊林寺僧以及木裏喇嘛等也各按財力，向達賴喇嘛敬獻豐厚的祈壽禮物[59]。達賴喇嘛也數次爲當地及遠道而來的數千僧俗民衆摩頂賜福，並講授佛法教義[60]。

(二）噶達的軍事貿易地位

噶達位於由“多康六崗”之一的木雅熱崗環繞的一個圓形平地上，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古老城鎮。根據當地的傳說,松贊干布的大臣噶爾•東贊從唐朝首都返回西藏途中，抵達該地區時得以擺脫唐朝的追兵。因此，該地在藏語中被稱爲“噶達”，字面意思爲“噶爾逃脫的地方”。但是，我們只能將該地區有記載的歷史追溯到1265年[61]，即元廷爲了加強其在該地的戍軍力量，建立了噶達（又寫作哈達、匣達或合達）城。“假道吐蕃進攻四川”和“斡腹之謀”（即假道吐蕃、大理，發起進攻南宋的大迂迴戰術）等政策與元廷加強其對藏東地區的控制密切相關。1252年，忽必烈率軍通過諸藏區發起對大理國的軍事行動[62]，其本人親率中路軍，武力借道康區一些地區前往大理[63]。1254年，元廷征服大理國後，開始將其注意力轉向武力控制藏東各地區，即漢藏邊境地區。忽必烈成爲元朝皇帝后的14年中，使沿大渡河一帶的各藏人部族歸順元廷,並給這些部族首領分封名號和官職。由於噶達地區地勢險要，元代朵甘司哈達李唐魚通等處錢糧總管府所在地應爲噶達[64]。元廷將噶達視作重鎮，1274年移碉門（今天全）之兵戍該城[65]。1276年，派500名士兵駐防該地，以加強該地區的軍事力量；同年，爲了增強當地統治機構的力量，還將哈達鎮升爲寧遠府[66]。綜上所述，早在13世紀，噶達已是一個具有十分重要的軍事防禦能力的要塞。

明代，噶達城處於古老貿易古道的分叉路口，即藏東的北路貿易通道翻過折多山（“居拉”）後，途徑噶達、道孚（達烏）、爐霍（章谷）等地區，最後抵達拉薩。噶達“其地爲控扼諸藏要區”，距離南線的理塘、打箭爐也都非常近，爲連通康區進藏的南北兩路重要的交通中轉站[67]。由於該貿易古道也被用作驛路，明廷多次不得不維修沿貿易古道上的諸多驛站，使該城發展成爲沿北路貿易通道的一個重要貿易中心。

康熙和乾隆年間，清廷派兵入西藏驅逐準噶爾部，並平定西藏衆噶倫間的內亂，噶達城成爲重要的軍事重鎮。清廷征服理塘、噶達和南路沿線的其他地區後，約在1719或1720年，通過給這些地區的首領授予名號和官位，使之處於清廷的嚴密控制之下，正如嶽鍾琪奏摺中所言的“附近番民俱系久附版圖，頗知守法”[68]。1724年爆發的羅卜藏丹津叛亂曾進入到康北一帶，當時的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在受命剿滅羅卜藏丹津的過程中，曾在噶達留駐重兵防守[69]。次年，四川巡撫王景灝下令在原有的噶達城的基礎上修建了噶達“土城”，並建有營房[70]。噶達有雅礱江作天然屏障，可以據守雅礱江三渡之險[71]，地形又十分開闊，可以駐紮大兵[72]。 因此，噶達是移駐達賴喇嘛的理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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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的駐錫寺泰寧寺的修建

（一）泰寧選址

1729年，接到爲達賴喇嘛新建一座駐錫寺的諭旨後，負責建寺的官員和高僧開始着手挑選寺址。根據當地的傳說，一位漢人風水大師和一位著名的藏人占卜者都認爲該寺院的現址是一個風水很好的寶地[73]。該地位於噶達城西北，《七世達賴喇嘛傳》的作者章嘉·若必多吉也讚頌該寺院的現址是一個吉祥圓滿的聖地[74]， 當地人稱之爲“蓮花聖地”。一個被稱爲“噶拉孜”的噶氏家族敬奉山神的處所也在該寺附近[75]。在其東面的當地著名神山夏扎噶波（雅拉神山）的山嘴上，存有一座大寺院的遺址以及著名譯師比盧遮那的修行洞。故當地人們認爲它是一個被諸多高僧大德加持而具有功德的聖地[76]。該聖地狀如蓮花，地形和位置也有利於建造寺院。其中部平坦，四周被茂密森林覆蓋的狀如八瓣蓮花的山脈所包圍。聖地中心曾有一座“惡湖”[77]，於是仿建大昭寺的先例，填湖建寺[78]。

（二）融合藏漢風格的寺院建築

在噶達修建一宏大寺廟，一是表示清朝對達賴喇嘛此行的重視，二是彰顯清朝聲勢，以圖達賴喇嘛能夠常駐此處[79]。清廷派遣官員，會同駐打箭爐官員等，照哲蚌寺樣式建造該寺[80]。1729年5月8日（雍正七年四月十一日），惠遠寺動工，四川藩庫與四川布政司預撥白銀八萬餘兩[81]， 僱傭省城漢人以及天全高土司、楊土司及明正土司屬民約428人蔘與建造[82]。明正土司自願將其在噶達地區的領地獻出來，以供修建惠遠寺及衛兵營地用[83]。1730年3-4月間（雍正八年二月），惠遠寺建成[84]。

該寺佔地總面積爲500畝，建殿堂樓房千餘間，平房四百餘間[85]。其建築雄偉壯觀，建築風格融合了藏、漢建築傳統。其正門屬漢式大框架造型，裝飾有藏式的雕刻和彩繪。該寺還建有三排三道門，皆爲釉子屋脊。圍繞三排的每一排都有一堵圍牆，即內、中、外圍牆[86]。正對着大門建有一個照壁，是按漢族風格修建的。在康區所有寺院中，惠遠寺可能是唯一一座建有照壁的寺院。惠遠寺佈局的設計，包括其照壁、大門以及在大殿四角修建諸多建築物的佈局都屬於單檐歇山頂式，即這是用來修建皇家寺院的建築風格。照壁前的院落裏，有1731年刻制的蒙文和中文合璧的“御製惠遠寺碑”、1735年豎的漢文“惠遠寺果親王命令碑”以及“果親王詩碑”[87]。

寺廟主殿是一座有獨特建築風格的三層土木結構樓房，坐西朝東，由四川工匠建造。其走廊也像拉薩大昭寺那樣，巨大的柱子需要約10人才能抬得動[88]。大殿的中央屋頂爲漢式歇山頂，而周圍的建築則採用藏式平屋頂。在主殿大門的正上方，有九頭形態各異、面貌各不相同的獅子，象徵着七世達賴喇嘛。而大門四周刻的九條龍則代表着清朝皇帝。9代表着陽極數的最高數字，因此，刻在大門上的“九龍九獅”也代表惠遠寺享有的崇高地位[89]。

該寺的一個主要建築叫都岡樓（藏語“都康”意爲集會大樓），坐北朝南，是一座擁有金頂的三層樓房。1733年，當雍正帝得知噶達地區頻繁發生地震後，便下令修建了另外一座擁有皇家園林風格的四方形平坦院落[90]。該院落位於主殿的西面，爲達賴喇嘛的寢宮。屋頂上有一呈鋸齒狀的短牆，那裏掛着經幡，窗戶是按藏式修建的，都非常的小。“前闢一門，西南隅翼以小戶，內皆露柱，無間隔。惟置天井以來白光。樓上有複道通西樓，別建小室數楹，達賴喇嘛居之。”[91]在修建該寺的過程中，許多當地土司屬民都參與了寺院的修建工作。該寺建成後，雍正帝賜了一塊親自題寫的“惠遠寺”匾額[92]。該寺的藏文名字是“噶達強巴林”（意爲“彌勒之洲”）。

1730年1月，達賴喇嘛奉皇命離開理塘，由四川重慶總兵官任國榮率領的2000名士兵護送，前往惠遠寺。同年2月3日，舉行了慶祝達賴喇嘛遷居惠遠寺的宴會，有諸位欽差參加。欽差鼎格向達賴喇嘛敬獻了雍正帝所賜的數千兩銀子，後者感激地收下了這一禮物，並向皇帝上書，表達其對皇帝的感激之情[93]。同時，雍正帝也頒發諭旨，命令被派去照看達賴喇嘛的鼎格、馬喇和其他人，爲了讓達賴喇嘛高興，應該恭敬地優待後者[94]。

爲了保障達賴喇嘛駐錫地噶達周圍地區的穩定，清廷於1729年在康區裏塘、巴塘、爐霍、道孚、瞻對（今新龍）、甘孜、德格、白玉、鄧科、石渠等地展開了大規模的土司設置行動，共冊封大小土司67員[95]。這也是有清以來，清朝在康區第二次大規模設置土司。上述地區多爲康區進藏南路及北路所經過的重要關口及周邊地域。這些土司的設置對於惠遠寺周邊及整個康區的穩定有着重要的意義，爲七世達賴喇嘛在康區的駐錫提供了安定的環境。再者，爲了保護七世達賴喇嘛，清廷裁撤了駐瀘定縣的化林協，在噶達設立了泰寧協，由1800名士兵駐防。泰寧協的總部位於噶達，其中中營和右營分別駐防噶達附近地區。爲了保護噶達地區，在打箭爐設了阜和營，在中渡（今雅江縣）設了德靖營，在道孚設了寧安營[96]。泰寧以西吹音堡駐兵100名，加上裏塘、巴塘糧臺的駐守兵丁近800名。此時清朝在康區的駐兵已經超過2500名[97]，是清代在康區長駐兵丁人數最多的一個時期。此外，還在雅礱江三渡設置關卡，對往來人員進行嚴格的稽查[98]。1731年，清廷在成都設立專門的四川總督，處理西藏事務以及辦理征剿準噶爾所需的軍需[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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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駐錫惠遠寺及返藏情況

（一）泰寧成爲佛教中心

1730—1735年，七世達賴喇嘛在惠遠寺駐錫期間，主要致力於學習佛教經典和閉關修行，並致力於密宗修習的許多佛教教義。經師阿旺曲丹（1677—1751）爲其進行了灌頂，並且後來成爲第54任甘丹赤巴。在這一時期，七世達賴喇嘛贏得了作爲格魯派最偉大密宗大師之一的名聲。他有關密集金剛密宗的壇城（曼陀羅）及灌頂儀式的廣注是最有影響力的作品之一，並在格魯派密宗註疏的著名代表性著作中佔有了一席之地[100]。此外，隨着達賴喇嘛移居到惠遠寺，西藏佛教的中心也隨之從拉薩移到了這裏。他爲聚集在惠遠寺請求他摩頂祝福的人們講經說法，並撰寫與藏傳佛教有關的著作。那時，有許多人到惠遠寺學習或朝拜達賴喇嘛，惠遠寺得到佛教徒極大地支持。比如，打箭爐、理塘、巴塘、康北地區的霍爾五地區、德格、林蔥、玉樹、中甸、嘉絨地區及其他地區的土司來朝拜七世達賴喇嘛，並向他敬獻了大量的禮物[101]。同時，清廷官員、西藏的僧俗官員以及蒙古各部人員也前來朝拜達賴喇嘛，並敬獻厚禮[102]。達賴喇嘛也被康區的主要寺院所尊崇和供養，其中包括昌都的強巴林寺、木裏大寺、中甸（結塘）的松贊林寺、甘孜寺、道孚靈雀寺、爐霍壽寧寺(章谷甘丹朗傑嶺)、爐霍格潘廟、甘孜扎科桑珠寺、甘孜扎科扎覺寺、甘孜大金寺、木雅古瓦寺、木雅高爾寺、木雅日庫寺、木雅塔公寺、得榮龍絨寺以及朱倭的兩個本教寺院等諸多各教派寺院[103]。儘管他流亡在藏東邊緣地區的理塘和噶達地方，但他仍然積極地參與蒙古地區和藏區的宗教活動。比如，1729年，被青海的蒙古人和藏人極其尊崇的三世察汗諾門罕圓寂後，七世達賴喇嘛爲其舉行了超度儀式[104]。

七世達賴喇嘛也曾多次向康區的寺院發放佈施，爲廣大僧俗民衆講解顯、密經典，主持包括超度法事在內的各種儀式，併爲他們摩頂祝福。比如，1730年冬至、1732年和1734年，達賴喇嘛爲理塘、結塘（中甸）、木雅、康北霍爾五土司等地附近所有寺院做法事，散發佈施[105]。達賴喇嘛還爲中甸甘丹松贊林和霍爾孔薩土司的德拉康經堂撰寫區域範圍[106]， 爲爐霍壽寧寺和那雪（今那曲）秀塘寺頒賜其撰寫的寺規[107]。1730年，三巖巴色喇嘛居美賢潘倫珠稟告達賴，三巖民衆請求達賴下令制止土匪盜寇危害地方，遂如請頒令，自此南北交界地帶盜匪災害平息[108]。達賴喇嘛與理塘寺一直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特別是該寺喇嘛噶瓦桑傑羣培到衛藏學經後，與七世達賴喇嘛結爲師徒關係。噶瓦喇嘛回到理塘寺後，稟告達賴喇嘛由西藏派堪布到理塘寺任職，由於路途非常遙遠，迎來送往帶來諸多不便，加之歷屆堪布任期滿了以後，將其間所獲的供奉物均運回衛藏地區，對本寺無任何益處，遂請求達賴喇嘛允許今後理塘寺自己任命堪布，達賴喇嘛應允後從第十六任堪布起就由理塘寺自行任命[109]。 另外，達賴喇嘛駐錫噶達期間，也與木雅古瓦寺的第三任活佛桑傑仁青建立了密切的關係，曾給該活佛頒發了表示尊崇的文書，還給他授予了作爲康區的“四位夏仲”（“夏仲”通常指服侍過高僧大德的僧人）之一的名號[110]。

（二）達賴喇嘛與康區土司間的互動

七世達賴喇嘛一直與德格土司及其家族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德格土司家族與七世達賴喇嘛家族曾兩代聯姻，而且被當作至親來對待。1732年夏天，得到雍正帝的許可後，七世達賴喇嘛的妹妹次仁（卒於1751年）嫁給德格土司丹巴澤仁之子索南工布爲妻。雍正帝特別賞賜給這對新婚夫婦3500兩銀子和幾百匹綢緞[111]。1756年，七世達賴喇嘛再一次將其侄女扎西旺姆嫁給德格土司洛珠彭措爲妻。達賴喇嘛會見了不久將要成婚的侄女以及德格土司家族派來的迎親隊伍成員[112]。

七世達賴喇嘛也受到了明正土司及其屬下，包括薩噶果巴（大院壩羅家鍋莊）在內的諸頭人的極力尊奉，並與他們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早在1712年，明正土司及其屬下的各頭人亦十分關照格桑嘉措，共同派薩噶果巴雅如丹增次旺等前往德格拜見他[113]。在達賴喇嘛前往噶達途中，明正土司再次派薩噶果巴雅如拉丹前往雅江爲渡江事宜做準備[114]。 打箭爐的堪布和明正土司等人前往高日山腳迎接達賴喇嘛，明正土司還爲達賴喇嘛設漢式宴席，並敬奉大批貢物[115]。1731年，薩噶果巴家族請達賴喇嘛爲過世的阿加貢布在打箭爐做超度法事，但由於達賴喇嘛正在靜修，派了其經師赤欽阿旺曲丹前去主持法事[116]。1732年新春以及1734年，薩噶果巴與明正土司的管家覲見了達賴喇嘛，後來明正土司和其他首領也分別覲見達賴喇嘛，向他敬獻貢物，並聆聽其講經說法[117]。1733年和1734年，達賴喇嘛分別爲過世的明正土司堅贊達吉和薩噶果巴女主人做超度法事[118]。1734年，明正女土司阿噶及僕從40人向達賴喇嘛供奉財物，達賴爲他們做了長壽灌頂[119]。1735年初，明正女土司阿噶、打箭爐的安覺寺、明正土司的管家南傑次仁等各獻大批的送行禮，喇嘛向彼等贈舍利等重要信仰神物[120]。1735年，明正女土司、打箭爐南無寺（拉摩則）喇嘛與僧人等數萬信徒爲達賴喇嘛返回衛藏送行[121]。

達賴喇嘛移駐惠遠寺後，雍正帝對他十分滿意，給其經師阿旺曲丹“阿齊圖諾門罕”的稱號（意爲“慈悲的法王”）[122]。雍正帝十分關心達賴喇嘛：1730年，當皇帝得知七世達賴喇嘛生病後，立刻派了兩名御醫到惠遠寺爲達賴喇嘛治病[123]；1732年，爲了嘉獎七世達賴喇嘛的父親和德格土司丹巴澤仁忠心耿耿服務於達賴喇嘛，皇帝分別特賜給兩人3500兩銀子[124]。

（三） 達賴喇嘛返藏

由於達賴喇嘛久住惠遠寺，“其隨來之弟子人等久離鄉土，未免懷歸”[125]，他們都想回到故鄉。那時班禪喇嘛也年邁有疾，加之準噶爾人已遣使求和，“定界息兵”，蒙古人對西藏的威脅解除了；另外，也有可能是清廷爲了節省支出，1734年夏，雍正帝下旨命令達賴喇嘛返藏[126]。

1734年年底，雍正帝派了當時主管理藩院事務的果親王允禮和章嘉呼圖克圖，前往惠遠寺處理達賴喇嘛返藏事宜。果親王在惠遠寺共停留了41天，一直住到1735年2月3日。那時，果親王轉降諭旨，對七世達賴喇嘛、其隨從以及周圍的土司、頭人等厚加賞賜，並數次宴請他們[127]。同時，他抵達噶達後，向達賴喇嘛行弟子禮，以示尊崇。他也曾多次在達賴喇嘛座前聆聽佛法，並接受七世達賴喇嘛的灌頂,與七世達賴喇嘛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28]。同年4月，三世章嘉呼圖克圖、副都統福壽等率領官兵500人護送達賴喇嘛回藏[129]。達賴喇嘛一行於閏七月抵達拉薩，終於結束了在泰寧的5年多駐錫生活[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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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遠寺在康區的影響

（一） 拉薩哲蚌寺派堪布主持惠遠寺教務

1735年，達賴喇嘛返藏後，惠遠寺已不復舊觀，冷寂多了，不再享有像達賴喇嘛駐錫該寺期間那樣的榮耀和繁榮景象。達賴喇嘛離開後，泰寧營就被裁撤，所屬左營和右營被調防到瀘定的化林坪，先前新設的德靖營和寧安營也被裁撤後重組。考慮到惠遠寺是御建寺院，加之有些僧人仍然住在寺裏，清廷決定在此建立噶達汛，僅由打箭爐阜和營派一名把總，率30名士兵駐守該地[131]。

遵照雍正帝的諭令，達賴喇嘛讓帕繃喀呼圖克圖洛桑格勒任惠遠寺堪布，在該寺建了一個新的扎倉，70名僧人留駐該寺。這些僧人的餉銀是由內庫支付的，其中20名負責照料堪布的生活起居，其餘的50名則成爲新建扎倉的僧人。這50人是從木雅各寺抽調的，本來都來自噶達附近地區，且在拉薩的三大寺（即色拉、甘丹和哲蚌寺）獲得了“噶居繞降巴”的學位[132]。以前就在惠遠寺的僧人則由四川布政使撥款供養。此外，根據皇帝的諭令，明正土司屬下的51戶人家也被安排繼續爲留在該寺的僧人使役[133]。 從此以後，由西藏地方政府派哲蚌寺僧人任惠遠寺的堪布這一做法一直延續到1920年。這年時任堪布由於康藏劃界，懼不自安，被控攜款潛逃。於是該寺僧人自選堪布主持寺務，與哲蚌寺脫離隸屬關係[134]。

（二） 惠遠寺試圖干預地方事務

惠遠寺歷任堪布和僧人被認爲試圖影響、干預和控制噶達以及康區其他地區的地方事務。比如，1749年四川總督策楞等的奏疏稱，同年瞻對首領班袞看到大金川首領莎羅奔投誠，並得到乾隆帝的寬宥後，隨即派人到噶達寺，求惠遠寺喇嘛達爾罕堪布代爲祈恩。不久班袞再次懇求，並讓其子到該寺出家爲僧[135]。由此可見，惠遠寺及其堪布在康區各土司和頭人的心目中擁有崇高地位，是能夠幫助他們代爲向清朝皇帝提出要求的。川督等清朝封疆大吏認爲該寺“堪布等恃藏中之勢，且夜郎自大”[136]，於1750年“漸次強橫，估佔土司土地，懇將明正土司所屬之上下甲作、噶達三處百姓一百二十六戶，又土百戶三名，一併給予惠遠廟，供應廟上灑掃、搬運、柴水之役，百姓所納之糧改爲每年補修廟宇之資，而百姓等仍同明土司正百姓一體應差”。這是經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嶽鍾琪“給予憲牌在案”。1755年，“該寺復爭明正土司百姓，由打箭爐同知訊斷百姓一百八十八戶給該寺”[137]。同年，四川總督黃廷桂等奏稱，達賴喇嘛派來主持惠遠寺堪布“達漢來廟隨帶跟役丁巴羊平等，竟於與地方事務，招誘土民，不服土司差喚，經前提臣嶽鍾琪行知達賴喇嘛撤回。另派羅藏桑結前來，詎又將逐回之頭人丁巴羊平等攜帶來廟，復行滋事”[138]。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該寺的堪布與僧人在當地的影響越來越大，下轄的屬民也越來越多，從而得以干預和控制地方事務。此外，今道孚寧瑪派寺院古努寺第二世活佛袞桑確珠嘉措（又名吉美曲秋嘉措）任主持時，由西藏派駐的惠遠寺堪布下令不準維修和擴建該寺，並將該寺僧人投入監獄。據該寺歷史記載，此時衆人親見該喇嘛幻化成一隻老虎，於是惠遠寺的堪布下令釋放僧衆，並同意維修和擴建該寺，而且允許該寺在其轄地娘察部招收僧人[139]。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該寺及其堪布所擁有的權力。

乾隆皇帝平定大小金川后，因本教僧人與兩金川土司聯合反抗清軍，本教僧人全部被遣散。爲了“教化”當地人，乾隆皇帝諭令在金川和小金兩地建佛教寺院[140]。1776年，鎮壓金川和小金兩地叛亂的清軍將領阿桂（1717—1797）上奏皇帝，報告惠遠寺的堪布阿旺達爾結同其兩名徒弟到清軍軍營唸經，並稱情願分派喇嘛，移居兩金川地方，以振興格魯派。清廷認爲若批准惠遠寺喇嘛駐於兩金川，其地將漸成達賴喇嘛屬地，“恐日久金川與西藏聯爲一氣，亦難保其不滋流弊”[141]。清廷拒絕惠遠寺僧人要求時，提到的理由是當地僧人追隨大小金川土司反叛清朝統治，所有寺廟均非淨土；並聲稱平定這兩個地區後，寺院中可居的房間已分給清朝官兵居住，不宜讓僧人來這些寺院居住；這些地區的頭目因助逆而被誅，倖存的均是貧苦羣衆，無能力佈施和供養寺院僧人[142]。

惠遠寺有兩位活佛世系，其中一位叫古交·仁波齊，其第一世活佛是十一世達賴喇嘛的近侍洛桑繞結的轉世。他被賜予“古交堪布”的名號，通常該名號是用來稱呼照顧達賴喇嘛日常事務近侍的，享有與堪布同等的地位[143]。另一個活佛叫交吉·仁波齊，第一世交吉·洛桑格桑雲丹（1857-1917）被認爲是十一世達賴喇嘛“身、語、義”的化身[144]。學識淵博的他同時兼任木雅居里寺和木雅高爾橋寺的活佛，還被認定爲曾任瞻對工布朗結上師的嘉措桑丹的轉世，也被嘉絨人認爲是嘉絨中路格西喜繞的轉世[145]。此外，他也被有些人認爲是第五世察雅活佛丹白堅讚的轉世靈童[146],從而也極大地增強了惠遠寺在當地的影響及與周邊寺院的關係。

（三） 惠遠寺的幾次修復

該地區頻繁發生的地震也加速了惠遠寺的衰落，但多次維修亦表明清廷和西藏地方政府對該寺的重視程度。1785年發生地震後，大多數大殿和僧舍都坍塌了。由於達賴喇嘛不再駐錫該寺，清廷認爲不應該再按以往的規模來重建該寺[147]，因而在重建時將大殿改爲四層，大殿300餘間房及大門、二門等處照舊修復外，僧房只建了200間，減去了63間[148]。1793年的另一次地震中，大多數殿堂和圍牆等又都坍塌了。1811年，第二次維修後不久，又發生了一次更嚴重的地震，給該寺造成了非常大的損失：殿堂、碑亭、僧舍及圍牆等都被毀壞。這就促使時任四川總督的孫士毅上書給嘉慶皇帝，請求僅修復立有御製碑文的碑亭以及供奉佛、法、僧三寶的三座大殿。孫士毅建議只留兩名僧人住寺，其餘的僧人分派到附近各寺修行[149]。但是，當時拉薩的攝政第九世第穆呼圖克圖（在位時間1811—1818）則要求按舊例修復該寺。他聲稱惠遠寺是特別爲七世達賴喇嘛修建的，在達賴喇嘛返藏後該寺已賜給了他。因此，雙方就是否如何修復該寺進行了長達4年的爭論。1841年，嘉慶帝頒發諭旨，允許該寺按先例修復，但要求寺院本身支付修復該寺所需的一切費用。經過勸募，廣集資材後該寺又一次被修復了。1893年，發生了一次更爲嚴重的地震，該寺幾乎所有的建築都被毀壞了。第一世交吉·仁波齊洛桑格桑雲丹積極參與震後救災和重建工作，駐瞻藏官和打箭爐廳的清廷官員分別向西藏地方政府以及清廷彙報了災情。達賴喇嘛本人捐獻了1000兩銀子，管理布達拉宮財務以及拉薩郊區政法事務的“雪勒空”撥了500兩，哲蚌寺洛色林扎倉則捐了2000兩。另外，打箭爐廳官員從國庫內向寺院和百姓發放了大量的賑災錢物[150]。在這次修復的過程中，相關人員不得不參考“御製惠遠寺廟碑”的記載來修復，並縮小了院落的面積。大殿爲擁有金頂和歇山頂的四層大殿[151]。

（四） 惠遠寺的影響在繼續

1905年發生的“泰寧事件”，也顯示了惠遠寺在當地的影響。過去漢族金伕子結隊到噶達地區淘金，通常私下給惠遠寺繳納稅金。1904年，當漢族商人通過四川礦物局，請求四川總督錫良命令打箭爐同知劉廷恕允許他們開辦金礦。錫良和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命令劉廷恕召集礦工，在噶達開辦一個金礦。1905年，金礦一開工，清朝當地官員就向該地區的礦工收取稅金，私下交稅金給惠遠寺的慣例被中斷。惠遠寺的僧人們對清朝當地官員的介入非常不滿。在駐瞻藏官的支持下，惠遠寺的堪布宣稱在該地區開採金礦將會破壞當地的風水，會觸犯神靈，並降災於凡民，便設法驅趕礦工，導致僧人與礦工間的衝突，使數名礦工被殺[152]。當都司盧鳴揚率綠營兵一哨前往震懾，反遭偷襲，全部被惠遠寺的僧人殺害。駐瞻藏官也派了馬隊到道孚界上示威，爲惠遠寺助陣。動亂中金廠被毀，供奉關羽的武廟被毀，民房300餘間也被毀；當地百姓的財物也被搶劫一空，尤以當地漢人的損失最爲慘重。錫良馬上派了提督馬維騏率兵鎮壓。在明正土司的支持下，他很快平息了這一事件，並責令惠遠寺賠償該事件所造成的一切損失[153]。但惠遠寺並沒有馬上賠償百姓所遭受的損失。1908年，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發佈了一道告示，責令惠遠寺的僧人對百姓作出賠償。直到1909年惠遠寺纔將搶劫的財物歸還給當地百姓，並賠償了他們的損失。

民國時期（1912—1949）,惠遠寺仍然是康北地區的文化中心，而且也是藏傳佛教教徒心目中的聖地。由於七世達賴喇嘛曾駐錫該寺，十一世達賴喇嘛出生在該寺附近，當地的人們仍然虔誠地信奉該寺。1928年，惠遠寺有200名僧人，是當時道孚地區的第二大寺院[154]。20世紀40年代，該寺的堪布格桑多吉（1909—？）與其他活佛和土司一道，被選爲西康臨時參議會參議。1947年，他又被選爲西康省行憲國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充分顯示了該寺的重要性[155]。

1956年，在噶達地區進行的“民主改革”中，惠遠寺是被保留的寺院之一。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該寺遭到破壞，佛像、經籍均被毀壞。1982年，惠遠寺被指定爲向公衆開放的一座重點寺院。該寺院所有被沒收的財產都被歸還，而且國家撥款23萬元，對惠遠寺進行了維修。目前該寺有200餘名僧人，而且仍然是康區的一座重要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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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惠遠寺是由清朝皇帝撥專款修建的七世達賴喇嘛的駐錫地，是藏區唯一一座御建寺院。而且11世達賴喇嘛的出生地也在該寺附近。該寺的名望不僅僅侷限於康區和四川西北部藏區，其聲名也遠播西藏和其他藏區。清廷一直十分重視該寺，在頻繁的地震中該寺遭受損失時，仍然一次又一次地維修該寺。清廷之所以這麼做，除了該寺享有崇高的宗教地位外，也起到了教化遠離政治中心的鄰近地區的作用。

雍正帝讓達賴喇嘛移駐噶達的一個原因，是爲了讓深陷西藏內亂的七世達賴喇嘛父親索南達爾結離開拉薩，爲頗羅鼐統治西藏鋪平道路。另外一個因素是爲了消除蒙古人，尤其是準噶爾蒙古部對西藏穩定、乃至清朝統治的威脅。通過達賴喇嘛在蒙古和藏區廣泛傳播藏傳佛教，以安撫蒙古和藏區的民衆和各種勢力，確保邊疆穩定。雍正皇帝統治時期，對蒙古和西藏地區除採取懷柔政策外，還採取了其他諸多措施，加強其統治：在拉薩設駐藏大臣，並在西藏駐軍，將一些地區置於其他省和班禪喇嘛的控制之下。這些措施都是爲了削弱西藏地方政府的權力與威望。

惠遠寺具有的戰略位置使它成爲達賴喇嘛駐錫寺的最理想處所。達賴喇嘛從出生地理塘到德格，從德格到青海，接着從青海入衛藏，然後又從衛藏來到康區後再返回西藏，這種“三角形”的出行增大了他的宗教活動範圍，接觸到更爲廣泛的蒙藏僧俗信徒，極大地提高了其在僧俗羣衆中的宗教聲望。七世達賴喇嘛與康區土司、各寺院以及僧俗羣衆間的互動也擴大了格魯派在康區的影響。惠遠寺不僅成爲一個重要的格魯派中心，在激發當地土司對達賴喇嘛的支持中也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七世達賴喇嘛移駐噶達，一方面使得清朝在康區的軍事重心從華林坪向西推進至噶達，另一方面實施的駐兵、巡查等保護達賴喇嘛的措施，客觀上加強了清廷對康區的控制。再者，清朝於1731年設置專門的四川總督來處理西藏事務，表明清廷眼中的四川，更準確地說是康區在治理西藏的依託地位愈加凸顯出來，並開始在行政上得到確認，是之後“治藏必先安康”、“固川保藏”的重要前提[156]。

1735年，達賴喇嘛離開惠遠寺後，該寺仍然是康北的一個文化中心，也是佛教徒心目中的聖地。由於直到1920年爲止該寺的堪布都是由哲蚌寺委派的，該寺歷任堪布和僧人在當地的影響越來越大，下轄的屬民也越來越多，從而得以影響、干預和控制噶達以及康區其他地區的地方事務。尤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惠遠寺與駐瞻藏官一道，試圖協助西藏地方政府擴大其在康區的影響。

按，作者玉珠措姆（Yudru Tsomu)，女，哈佛大學藏族史與中國歷史專業博士，現爲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副教授。原文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圖片來源，網絡。原文腳註已刪除，爲便於讀者瞭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別說明之處，正文中用“[1][2][3]”等字樣標出。

責任編輯：梁宇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