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人民銀行正式批准PayPal旗下美銀寶完成對國付寶的70%的股權收購，從而使得PayPal最終獲得我國支付服務市場的准入許可。回顧歷史，自2010年建立支付業務許可制度以來，我國支付服務市場快速發展，支付機構也在零售支付服務領域發揮了愈加重要的作用。如今， 在全球都具有重要影響力的PayPal即將深度參與我國支付市場，意味着支付清算基礎設施的建設與開放已經進入到新的歷史階段。

衆所周知，推動金融業進一步對外開放既是我國金融業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早在2017年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就指出，“要積極穩妥推動金融業對外開放，合理安排開放順序”；

此後又在2018年博鰲亞洲論壇演講中宣佈將大幅放寬包括金融業在內的市場準入。

在理論與實踐中，各方逐漸形成共識的是，雖然金融開放會帶來某些不確定性和挑戰，但 如不經歷“大風大浪”而只在“小河小溪”裏運行，金融體系將永遠難以適應國際金融市場競爭規則。

以支付清算體系爲核心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是順利推進金融改革的出發點與前提。正如經濟增長離不開道路、機場、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一樣，健全的金融體系也與金融基礎設施完善程度密切相關。應該說，開放的金融體系離不了開放的支付清算體系。

在大額支付系統、小額支付系統、證券清結算系統中，小額零售支付雖然規模有限，但由於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推動其“雙向開放”也是解決金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重要環節。

應該說，我國支付市場開放已經進入了戰略機遇期，並且相應的頂層設計已經初步完成。

一方面，近年來諸多大型支付機構“走出去”進行全球佈局，積極輸出支付服務、技術、標準和網點，海外優秀的支付機構也在不同層面服務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併爲“引進來”做好各項準備。

另一方面，2018年3月，人民銀行經國務院批准印發了公告，明確外商投資支付機構准入和監管政策。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司長溫信祥也撰文指出，“堅持走出去和引進來並重，統籌利用境內境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豐富支付服務供給，讓支付行業開放的紅利更好地惠及廣大人民羣衆。”

在建國七十週年之際，以PayPal“入華”爲節點，可以預計，歷經風雨、茁壯成長的我國支付服務市場將再上一個發展的“新臺階”。

其一，這將有助於經濟的開放式、高質量發展。從全球來看，零售支付服務都不僅是着眼於支付本身，而是成爲商業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在我國，新興支付手段與電子商務、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已經密不可分。據埃森哲數據顯示，到2020年，中國跨境B2B電商交易額將達到1.24萬億美元，全球佔比超過一半。可見隨着國際一流支付機構參與到B2B跨境支付領域，勢必會進一步助力我國跨境經濟活動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其二，更好地滿足居民多元化的支付需求。PayPal等海外支付機構通常具有紮實的商業基礎、豐富的創新經驗和規範的管理機制，“入華”之後同樣可以發揮出自身的比較優勢。例如，雖然B2C跨境支付領域競爭日趨激烈，但仍然有諸多可創新的藍海。在服務於我國居民“走出去”、海外居民“請進來”的過程中，海外支付機構同樣可以努力抓住“痛點”來拓展業務。此外，在服務我國居民的本土需求方面，海外支付機構或許並不具備短期優勢，但通過市場化競爭來落地場景、增加客戶黏性，最終還是有利於增進消費者利益。

其三，能夠有利於優化支付市場結構，完善產業鏈佈局。客觀來看，我國第三方支付服務市場的集中度令人擔憂。據統計，行業排名前十位的支付機構，佔據整個行業市場份額的99%左右。與頭部機構相比，衆多中小支付機構缺乏核心競爭力、業務同質化、內部控制不完善，增加了市場結構的失衡與脆弱性。可以說，引入PayPal等海外支付機構，有助於緩解市場結構的缺陷，降低集中度風險，優化支付服務定價機制，促進整個零售支付產業鏈的進一步優化與重組。

其四，推動“國際慣例”與“本土特色”的融合，強化支付產業內生活力。一方面，當前全球支付體系都進入到加速變革時期，在支付手段不斷創新的同時，監管規則和業務標準也趨於完善。PayPal等支付機構更加適應國際市場“遊戲規則”，也更加了解發達國家的支付消費者偏好與文化。另一方面，國內的“支付+”探索快速發展，即依託支付可以衍生出大量的附加金融和非金融服務，成爲中國特色支付創新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也面臨合規性的挑戰。由此來看，當國際與本土特色“近距離碰撞”，顯然對於整個支付行業的管理、業務、模式、渠道創新都利大於弊，也有助於本土機構在競爭中提升“走出去”能力。

其五，可以更加有效地進行多層次支付風險管理。近年來，我國支付市場在快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風險與問題。從2017年以來監管動向看，央行的思路開始從單個重要環節整頓，向支付全流程規範發展，旨在實現對支付產業鏈條的監管閉環，最終使得支付交易、清算、結算的功能環節清晰，參與者的相應風險和責任更加明確。海外支付機構在風險管理的技術、理念、規則等方面都有自身“獨到之處”，有助於我們在行業與監管互動中借鑑經驗，更好地把握效率與安全的“蹺蹺板”，乃至進一步探索國際化支付類“監管沙盒”邊界。

其六，能夠助推支付清算法律制度的完善。支付服務市場開放需要伴隨以國際化的制度規則，從而符合全球支付清算變革的大趨勢。尤其在我國，進一步開放有助於倒逼支付清算體系的上位法建設。因爲現有規則大量屬於行政法規、國務院文件和部門規章，總體上法律層級比較低，有些基礎規則相對滯後，已經難以適應現代支付體系的發展需求，尤其對侵犯金融消費者權益的處理標準和力度缺少威懾力，違法違規的成本偏低，導致市場亂象屢禁不止。同時，還有許多支付清算設施尚未納入《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的評估範圍，或難以適應規則要求。相信在雙向開放環境下，這些“制度短板”將會加快完善。

當然，支付市場的開放也並非一帆風順，也會給國內支付行業、支付監管都帶來更多挑戰，但整體上肯定有助於統籌構建“多層次新型國家支付體系”，並且在開放環境下推動實現支付賬戶、渠道、手段、組織、模式等多方面的合作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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