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朝殺而暮犯？朱元璋問了一個歷史性問題

摘要：在制度建設上，朱元璋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制定並頒佈了整肅貪污的綱領——《大誥》，將他懲辦過的大案要案以及對腐敗官員的嚴厲懲處全部詳文列出，並加上“編者按”形式的警示語，印發全國家家戶戶。朱元璋用重刑懲治違法官吏，儘管殺了多少萬人，效果也是不大，貪官污吏依然是前仆後繼，殺不完，斬不盡，氣得老朱捶頭頓足，說：“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對腐敗現象極其痛恨。他終其一生高舉嚴懲貪污的《大誥》，大懲貪官，甚至祭出將貪官“剝皮實草”公開示衆的狠招來，但是這個“大殺器”依然未能阻止貪腐之官員如過江之鯽。所以在其晚年，他曾發出這樣一句感慨：“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苦，從小飽受貪官污吏的敲詐勒索，對官吏貪污腐敗恨之入骨。他曾經說：“從前我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裏恨透了。如今要平立法禁，凡遇官吏貪污蠢害百姓的，決不寬恕。”（《明太祖實錄》卷三十八）因此，朱元璋趕走元帝徹底消滅各地割據勢力後，在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腐敗”運動。

洪武四年（1371年）十一月，朱元璋“命官吏犯贓者罪勿貸”（《明史·本紀第二》），矛頭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貪官污吏。

朱元璋反腐敗並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思路清晰，敢作敢爲。例如，洪武八年（1375年）的空印案和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聲勢都極其浩大，兩案連坐的以及被冤殺的達七、八萬人。據說人數之衆，連朱無璋自己都嚇了一跳，但是他依然毫不猶豫地來了一個“一刀切”。

在郭桓案之後，朱元璋深感治理貪污不光要嚴懲罪犯，更要從制度上堵上貪污之門。他發明了大寫的“壹貳叄肆伍陸柒捌玖拾佰仟”用於記帳，這些漢字書寫雖繁瑣，但可以有效避免塗改數字，故沿用至今。難能可貴的是，朱元璋對自己親屬的腐敗同樣敢於懲罰。

明初有人檢舉他的侄兒朱文正違法亂紀，朱元璋立即罷了他的官。洪武三十年（1397年），駙馬歐陽倫出使辦事時私販茶葉，從中謀取暴利，朱元璋下令依法把他賜死。

在懲罰方式上，朱元璋更是將殘酷的刑罰發揮到了極致。“重繩贓吏，揭諸司犯法者於申明亭以示戒。”（《明史·志第七十》），用“剝皮實草”的殘酷刑法處置貪官。

在制度建設上，朱元璋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制定並頒佈了整肅貪污的綱領——《大誥》，將他懲辦過的大案要案以及對腐敗官員的嚴厲懲處全部詳文列出，並加上“編者按”形式的警示語，印發全國家家戶戶。無論是高官還是平民，都必須利用一切業餘時間認真學習。一個罪犯如果你家裏收藏了《大誥》，那麼在量刑的時候，可以罪減一等。

就在《大誥》發佈的當年，就有十幾萬的學生，進京來講演《大誥》，搞了一次大規模的宣傳教育活動。這個《大誥》減刑的這種措施，成爲明朝的一個刑法上的一個制度，以後凡是在量刑的時候，說有《大誥》就減刑一等。

大誥

至於編《大誥》的目的，老朱還有一段苦口婆心的話，他說：“這書又不是吏員話，又不是秀才文，怕不省得，我這般直直地說，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賢的愚的都要省得，這書與管軍的造福，不是害他的文書。”意思是，我這個話，我這個書，不是秀才文，也不是官員寫的，吏員寫的，就是實話，我這個文章不是害人的。客觀地說，老朱編的《大誥》裏雖然每個案例都伴隨着嚴刑酷法，但是也伴隨着他的一顆愛民之心。

但是，在明朝初年的幾十年裏，朱元璋用他那讓人心驚膽戰的嚴酷刑法，屢次清理官僚隊伍，在那一次次聲勢浩大的反腐浪潮之後，在一羣羣貪官污吏被送上刑場之後，朱元璋的重型治國究竟給明朝帶來了什麼呢？明朝初年的官場是否就能夠從此煥然一新了？

剝皮

實際上，朱元璋從行動到制度上的反腐敗努力最後以失敗告終，正如朱元璋自己所說：“我欲除貪贓官吏，卻奈何朝殺而暮犯？”不能否認，朱元璋反腐敗具有良好願望和動機。但是，朱元璋在反腐敗的問題上並沒有留下更多的清名，爲什麼朱元璋沒有做得更好？其原因一直存在爭議。

其實，不僅明代，在中國其他朝代，官員腐敗的記錄也是屢見不鮮。《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曾說：“中國一部二十四史，其實是一部貪污史。”可見，在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中官吏腐敗現象是普遍性的、連續性的、頑固性的。朱元璋的一些具體做法，確實有值得商榷併爲後人力誡之處。

例如，朱元璋所大力推崇的“重典治吏”措施。從現代法的精神看，“重典治吏”有很大的弊端。爲了達到懲治腐敗的功利目的不擇手段，不區分犯罪情節輕重和危害大小都施以重刑，不但喪失了法令的公正價值，而且違背了罪責性相適應的立法基本原則。這樣做不僅達不到懲貪治吏的目的，還大大挫傷了官吏行政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導致知識分子不願入仕，影響了選拔官員的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