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成爲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應對公共衛生危機，全球公共衛生領域專家均面臨一次“大考”。危機，有危也有機，公共衛生安全成爲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我國公共衛生人才隊伍培養面臨怎樣的機遇和挑戰？公共衛生人才隊伍應該怎樣發展？未來又該如何向世界輸入人才？記者就此專訪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上海預防醫學會會長、中國-WHO新冠肺炎疫情聯合專家考察組成員吳凡教授。

上觀新聞：這次疫情是人類面臨的全新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對當前公共衛生人才培養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我們怎樣看待當前公共衛生人才培養的大背景？

吳凡：疫情發生以來，社會上流傳着很多關於中國公共衛生體制的討論，不過，目前大多數分析停留在表象上，更深層次的背景並沒有被人們很好地認識和討論。

以往有不少研究論文比較中美兩國應對公共衛生危機的能力，結論都是美國遠遠強於中國，但是這些文章都侷限於醫療衛生體系內的對比。但是我們要認識到，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僅僅是公共危機的一種，醫療衛生系統僅僅是社會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從此次戰“疫”來看，大系統的整體作用遠遠大於子系統的作用。

事實上，防止傳染病危害的決策過程遠比治療疾病的決策過程複雜。治療疾病的決策基本上是技術型的，控制疫情的決策遠遠不止是具體技術方法和路徑的選擇，還需要考慮宏觀非技術的策略、措施或手段。正如最近在《自然》雜誌發表的一篇綜述文章所強調的：這需要整合許多學科，不僅有流行病學，而且還包括社會科學、研發、外交、物流和危機管理。

應急的核心是在非常規情況下對社會資源的調動和配置，考驗的是政府準確研判發展態勢、快速調整管理結構、組織資源、動員民衆的應急響應能力。

我們跟世界衛生組織分享的中國迅速控制疫情的重要經驗，我認爲首先就是統一、高效的決策指揮系統，其次是依法、科學、精準的控制策略；協調部署醫療資源、保障各類物資供應；充分的社會動員和公衆參與等。很明顯，對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這同一張“考卷”，很多西方發達國家“應接不暇”，個別甚至準備“棄考”。所以我們談公共衛生人才的培養，就不能僅僅着眼於醫療衛生體系內部，更應放置於整個大的社會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之中。

上觀新聞：當前，全球化背景下新發和輸入性傳染病不斷出現。面對未知的疾病，我們常強調要樹立“大公衛”理念。“大公衛”具體是指什麼？

吳凡：公共衛生安全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此次疫情中，中國的理論和實踐爲世界提供“中國經驗、中國智慧、中國處方”，包括醫療體系的高超水平和醫護人員的高度敬業，以及應對複雜困難挑戰的高效治理能力等。

面臨多重疾病威脅並存、多重健康影響因素交織的複雜局面，公共衛生體系也應該建立從狹義的“疾病預防控制”到廣義的“全健康（One Health）衛士”概念。我們可以把“大公衛”理解成“社會爲維護公衆健康而採取的一切羣體性行動”。這裏面有兩個關鍵點：“維護公衆健康”和“羣體行動”。例如，對於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關注的不是個體層面的“病”和“治病”的技術，而是聚焦羣體層面的“疫”和“成疫”的根源。“大公衛”涵蓋了社會、經濟、文化、自然等所有影響人羣健康的領域，因此應該將更多領域的專家納入進來，包括法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危機管理專家、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專家、規劃師、氣象學家、媒體從業者等等。

從這個趨勢看，健全中國公共衛生體系應該從理念到人才進行全方位“升級改造”，推動健康中國建設，引領全球健康治理。

上觀新聞：隨着時代的變遷，目前對公共衛生人才的能力要求更高了，複合型人才成爲時代之需。複合型公共衛生應急人才怎樣培養？

吳凡：從此次疫情來看，培養公共衛生應急管理人才以及大衛生（大健康/全健康）人才迫在眉睫。國內外也有多位知名專家指出，面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新型病毒疫情，需要更多跨學科研究、新型防疫專家。

以復旦大學爲例，發揮綜合性大學學科門類齊全、研究涉足領域廣泛的優勢，籌備建立“復旦大學公共衛生應急管理中心”， 中心以上海醫學院爲依託，包括公共衛生學院、管理學院、社會學院、法學院、新聞學院、哲學學院、大數據研究院等，多學科領域交叉融合開展理論研究和教育實踐探索。同時以上海市衛生和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上海市疾控中心和復旦大學浦東衛生髮展研究院等爲實踐基地，進行理論驗證和應用研究。

中心還可與世界衛生組織健康城市合作中心、復旦大學全球健康研究所等開展國際間比較研究，同步對接國際平臺，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分享公共衛生應急管理的中國故事，發揮國際智庫作用，提供中國解決方案。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應急管理中心”納入“十四五”發展規劃建設，目標是逐步建成上海（2021年）、長三角（2022年）和世界衛生組織公共衛生應急管理中心(2024年)。希望通過這樣多學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養模式，能夠造就適應全領域、具備多種崗位勝任力的精英，真正將“健康融入萬策”。

欄目主編：顧泳 文字編輯：顧泳

來源：顧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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