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這一階段裏，史書還是可以被當時的人所看到的，而在更早的時期，除了史官之外，沒有任何人可以看到當代的歷史，即使是一國之主也不行。如果說中國的史書在一開始還是沒有動機造假的，那日本的史書從一開始就走上了造假的道路。

“史書”造假在中國出現還算是比較晚的，外國就早得多了。

從中國史官撰史的角度來說，因爲其傳史的目的，在最初是沒有機會也沒有動機去造假的。而這種情況的變化是因爲封建大一統朝代的逐漸出現，史官地位發生了變化所致。

史官撰史目的和方式，發生過一次比較重要的變革

“史官”是中國很早就出現的一種行業，這是中華文明區別於其他文明的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

中國爲什麼在很早之前就重視修史工作，這在至今也是一個比較大的謎團，因爲從周邊受到中華文明輻射的國家歷史來看，它們學習了制度、服飾、語言、文字、文學藝術等等方面的先進文化，但唯獨在最初階段沒有學習中國的“史學”文化。

這不是一國兩國，而是幾乎周邊所有國家出現的共同現象，這就很值得深思了。

從記載來說，中國的“史官”在最初是世襲的，一個家族世世代代負責修史工作，幾乎獨立於王權之外。在漢武帝時期還保留這樣的特色，比如司馬遷一家就是世代史官。

在春秋時期有這樣一個故事，叫做“崔杼弒君”。

是說，齊國的權臣崔杼殺死了自己的國君齊莊公，於是齊國的太史在史書上寫道“崔杼弒其君”。崔杼自然不想讓這件醜事流傳下去，於是就勒令太史修改記載。

太史不答應，於是被崔杼殺死。

齊國太史的弟弟繼任爲新的太史，也堅持不改“崔杼弒其君”的記載，於是也被殺害。

兩人的弟弟又有一人繼任爲太史，同樣不改原有記載。

崔杼沒有辦法，只好作罷。

這一任太史是這一家最後的兄弟了，齊國另一個太史家族聽說之後，也想要在最後一位太史被殺後繼續這項正直的事業。只不過聽說崔杼最終沒有得逞，這才作罷。

這樣的事情在春秋戰國階段並不少見，比如良史“董狐”的故事。

晉靈公昏亂，想要殺死自己的臣子趙盾，嘗試了很多次都沒有成功。趙盾眼見形勢越來越嚴峻，就逃走了。

沒成想，他還沒有逃出晉國的國界，晉靈公就被趙穿殺死了。他得到消息之後就返回了都城。

實際上，晉靈公雖然不是趙盾親手殺死的，但也是間接死在他的手中，和他的勢力分不開關係。

當時的太史是董狐，他在記錄這段歷史的時候寫道：

“趙盾弒其君。”

趙盾自然不幹，於是找董狐理論，說記錯了，是趙穿殺的，不是我。

董狐告訴他，趙盾你身爲晉國的上卿，出逃沒有逃離國界，得到國君死亡的消息之後返回京都，也沒有立刻追捕兇手，所以這個責任就要由你來負。

董狐的這種耿直做法和理性思考，揪出事件背後真正的成因，這是一個正直史官的態度。

這一階段裏，史書還是可以被當時的人所看到的，而在更早的時期，除了史官之外，沒有任何人可以看到當代的歷史，即使是一國之主也不行。

曾經就有諸侯國君非常好奇史書是如何記錄當代事件的，於是就向史官索要正在記錄的史書典籍。

史官很明確地告訴他，根據傳統，史官撰史的目的是爲了流傳後世，而不是記錄當代。所流傳下來的史書是爲後人提供借鑑意義，讓他們學習、警醒。

所以，當代的史書都要封存起來，除了史官之外任何人不允許觀看，否則會懾於強權，失去了修史的目的。

這也是史官撰史的初衷。

而這種傳統在整個國家逐漸形成大一統的趨勢下被權力的集中所改變了。

分封制逐漸瓦解，史官雖然還保留着一定的獨立地位，但隨着君權的逐漸集中，不允許那些能威脅到其地位的權力繼續存在，修史這一影響千秋萬代的工作自然是重中之重。

秦始皇時期就有焚燒各國史書的事件發生，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干擾修史工作的做法。而漢武帝更是直接刪改《史記》，說明在這一時期裏，史書造假就成爲了一種常態。

如果從後世的史書記載來看，更是可以找到很多這樣的例子。

比如唐太宗即位之後對史書的刪改，掩飾“玄武門之變”的血腥表現，並且太子李建成這一支王室成員到底去了哪裏，並沒有寫入史書當中。

而最爲奇怪的是，在當時名聲大噪的“李白”，其身世在整個唐代的歷史典籍中都諱莫如深，只知道他是王室中被罪徙的一支，有人懷疑他就是太子李建成的後裔。

而清代史書更是形成了一個套路，那就是貳臣和遺民之間的互不來往。

但實際上，史書中雖然記錄這兩個羣體之間有着深仇大恨，但實際上很多人之間都相交甚深，互相拜訪、書信往來都極爲頻繁。

這些都是“史書”造假的鐵證。

以日本爲例，史書造假也非常明顯

如果說中國的史書在一開始還是沒有動機造假的，那日本的史書從一開始就走上了造假的道路。

日本是一個受到中華文明影響很深的國家，至少在三國時期就與中國建立了聯繫，在隋唐時代更是達到了鼎峯。

有趣的是，這一國家雖然學習中國的各項文明，但唯獨漏了“史學”這一領域。

而等到如《史記》、《漢書》這樣的作品在日本大爲流傳的時候，他們突然發現好像對自己國家的由來、發展並不清楚，於是就開始了史書撰寫。

那麼，在這樣一種心態的影響下，其實他們並不清楚這個國家在初始階段經歷過什麼事情，沒有史料流傳，只能依靠一些傳說來編寫史書。

因爲對中華文明的瞭解愈深，日本當時的統治者已經意識到“史書”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們苦惱於傳說的五花八門，沒有定論，就將這些記載彙集起來，選定刪改，形成了一部作品，叫做《古事記》，裏面所記載的事件多不可信。

在《古事記》編撰約十年左右，日本終於寫出來第一部有組織的國史，名字叫做《日本書紀》，是用漢語寫成的。

這個書名很有意思，本來叫做《日本紀》，模仿的是《漢紀》、《後漢紀》，後來又開始模仿《漢書》、《唐書》，就加了個字，成爲《日本書紀》。

而其中的記載也非常有趣，採用甲子紀年的方式，體例也仿正史本紀。內容多抄襲中國史書，尤其是唐代之前的作品。

這部作品不僅杜撰史事，將本來沒有的故事描寫得有模有樣，還大量抄襲、拼湊中國歷史典籍和神話傳說。

比如書它在開篇中所描繪的開天闢地事件，就是拼湊《淮南子·俶真訓》、《天文訓》等等典籍；就是天皇遺詔都是抄襲了《隋書》中文帝的詔書。

不僅如此，它還爲了提高本國的歷史地位，扭曲、抹殺向中國學習的歷史事實，將其對中國的朝貢行爲篡寫爲中國向日本朝貢。

我們舉兩處例子來證明其史書造假：

《仁德紀》：

“五十八年冬十月，吳國、高麗國並朝貢。”

《雄略紀》：

“六年夏四月，吳國遣使貢獻。”

這些都是逆用了歷史事實的記載，實際上是南北朝時期日本五倭王向南朝進貢。

而日本史書還有一處非常明顯的造假行爲，那就是關於時間的記錄。

日本爲了獲取“中華”這一名號，極力抹殺向中國學習的歷史事實，力圖證明日本歷史不遜色於中國。他們採用的方法就是將事件發生的時間提前一段時間。

這一段時間大概是六百年左右。

所以我們看到一些日本古典作品的時候會發現，造紙術在日本的普及時間要比東漢蔡倫改進造紙術的時間還要早，就是這種原因造成的。

所以說，中國的“史書”可信度還是比較高的，一個是因爲干擾較少，大部分都比較可信，而史料留存也比較多，即使某一些作品出現了問題，在其他資料中也能找到蛛絲馬跡。

而像日本這樣修撰史書就是純“造假”行爲，並不具備太高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