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考古工作者2020年7月17日正式對外宣佈，在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以西約470公里處（後杭愛省額勒濟特縣）發現了匈奴政治中心—龍城遺址。

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蘢”通“龍”，意爲水草豐美之地。龍城對於匈奴族羣來說，是祭祀祖先的聖地。

但是，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均沒有龍城方位的確切記載，加上匈奴逐水草遷徙，沒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對於中原王朝而言，沒有人知道所謂的“龍城”究竟在哪裏。

歷史上首次與匈奴龍城產生聯繫的是西漢大將軍衛青。

漢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兵襲上谷，衛青統軍1萬由上谷反擊，長驅直入，意外攻入匈奴聖地龍城，斬首700。

與此後漢軍動輒斬獲數萬相比，龍城之戰的戰績顯然不在前列，但其歷史地位卻十分特殊。主要在於，龍城之戰是漢武帝決意反擊匈奴後的首次告捷之戰，不僅搗毀了匈奴族羣心中的神聖處所，而且極大振奮了大漢王朝的軍心民心。

自此，西漢放棄了自開國以來對匈奴的一味妥協、忍讓政策，開始了戰略反攻。唐朝邊塞詩人王昌齡即用“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詩句來讚歎衛青奇襲龍城的壯舉（也有說法是指李廣）。

自東漢以後，龍城的大體地理位置均被指向燕然山（蒙古國中部杭愛山脈）一帶，而此次龍城的考古發現，也坐實了這一點。

但由此帶來一個矛盾：匈奴龍城已確定是在漠北（蒙古國中部），難道衛青在公元前129年已經攻到了漠北嗎？

這顯然不可能。在秦朝滅亡以後，匈奴冒頓單于趁中原內亂，“盡取蒙恬所奪匈奴地，而王庭列置於幕南”，在河南地尚未收復之前，匈奴主力均在代郡、雁門、河套一線。

衛青沒有理由穿過匈奴的統治中心，而去攻擊一個遠在漠北的軍事目標，這也不符合漢武帝“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設在邊境上的互市市場）”的戰術指令。

所以，東漢以後人們所認爲的衛青破龍城在先，竇憲焚龍庭（東漢稱龍城爲龍庭）在後純屬千年來的誤解。

衛青所攻擊的龍城並非燕然山的龍城，換言之，匈奴龍城曾多次遷移。

首先，公元前129年時，匈奴單于王庭在漠南，遼東的烏桓也曾“發匈奴單于家墓，以報冒頓之怨”，既然匈奴王庭和單于墓都在漠南，每年五月大會諸部的龍城在漠南也符合實際情況。

其次，匈奴逐水草而居，並無固定城郭，因而秦始皇北擊匈奴卻不能盡滅之，只好命蒙恬築長城以防禦，這也從側面表明，匈奴的龍城不可能固定在某一處。

第三，龍城考古出土了直接證據—用漢字刻寫的“單于天降”和“天子單于與天毋極千萬歲”瓦當。

瓦當，是房檐最前端的一片瓦，瓦當上刻寫的字叫記事吉語。如果單純從字面理解，似乎是沒有文字的匈奴借用漢字來歌頌自己的族羣領袖單于從天而降。

但實際上，“單于天降（讀音：xiang）”的真正意思是單于受天意而降漢。

“單于天降”四字瓦當並非首次發現，上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我國內蒙古包頭一帶的召灣漢墓羣就多次出土了“單于天降”瓦當，與蒙古國發現的龍城瓦當制式一致，均爲挑筆中保持圓筆，一同出土的還有“單于和親”“四夷盡服”瓦當。

而根據隨葬品斷代，“單于天降”瓦當屬宣帝元帝時期，這一時期剛好發生了匈奴內亂，呼韓邪單于向宣帝請求“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今包頭市達茂旗漢外長城）”，此後又向宣帝求娶漢家女子（昭君出塞）。

包頭出土的“單于天降”、“單于和親”瓦當正是對當時這一歷史事件的反映。甘露三年，漢王朝攻滅了北匈奴郅支單于，替呼韓邪完成了匈奴的統一。於是，呼韓邪請求北返單于庭（漠北）。

蒙古國在龍城遺址發現的“單于天降”瓦當，恰恰證實了該處遺址是漠北之戰結束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的產物，距衛青奇襲龍城已經過去了10年以上，這也徹底推翻了衛青攻擊的龍城與東漢竇憲攻擊的龍城爲一處的誤解。

值得一提的是，“單于天降”瓦當在國內之所以僅在包頭一帶發現，是因爲呼韓邪內附和昭君出塞都走的是五原直道。

五原，在秦朝稱九原。秦漢時期，中原王朝出塞共有三條路線：一是出雁門關；二是出代郡；三則是出五原，走秦直道。

而漢王朝兩次安排呼韓邪走秦直道，既有安全、便捷的考慮，同時也在冥冥中藏着某種深意。在蒙恬奪取河南地後，爲帝國長遠計，秦始皇下令修築了從關中到九原的高速公路—直道，以徹底解決“亡秦者胡”的隱憂。

但沒想到的是，直道尚未發揮它應有的軍事作用秦始皇就溘然長逝，3年後秦朝滅亡。直到近百年以後，漢王朝終於收服了匈奴，完成了秦始皇未盡之事宜。當匈奴單于呼韓邪沿着秦直道趕往長安朝拜皇帝的那一刻，秦始皇泉下有知，也可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