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是絲路原動力，敦煌作爲絲路重鎮出土的絲綢實物最爲豐富而集中，然而因爲歷史原因，這些遺存散落世界各地未能得到系統整理研究。東華大學教授、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趙豐帶領敦煌絲綢研究團隊與世界各地文博機構專家學者合作，歷時15年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絲綢遺存進行集中系統整理研究而成的史料鉅著——《敦煌絲綢藝術全集》，於近日在東華大學“絲綢之路與絲綢藝術”論壇上整體發佈。

該著作爲國家出版基金項目，全集包括《英藏卷》《法藏卷》《俄藏卷》《旅順卷》《敦煌卷》的中英文版共10冊，數百萬字，千餘張圖片，全集的整體面世填補了敦煌學在絲綢研究方面的空白，是在絲綢之路、紡織服飾美術史等領域開展研究的重要支撐。

意義：爲敦煌絲綢匯出完整拼圖

如果要問敦煌絲綢的系統整理研究爲何能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幾乎所有專家、學者都提到了一點：海量首次面世的實物遺存加文書比對研究，印證了東西文化融匯發展的歷史面貌。

因爲文化和技術的隔閡，1907年以來流落海外百年的敦煌絲綢織物遺存一直“養在深閨人未識”。“得益於這些研究和出版的書籍，我們才能重現一千年前絲綢和絲綢生產紛繁複雜的歷史，正是這些紡織品文物成爲了偉大的絲綢之路的象徵和命名的由來。”俄羅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館長米哈伊爾·彼奧特羅夫斯基在評價研究的意義時說到。

敦煌絲綢不僅是中國紡織品藝術發展的巔峯，而且對後世工藝科技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具有承前啓後的重要地位。《敦煌絲綢藝術全集》的中英文集合出版一方面爲海內外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提供了豐富詳實的嶄新的研究資料，另一方面向海內外讀者展現了中國絲綢的文化魅力，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通。

考據：用實證復原東西融匯的歷史

從2008年《英藏卷》最早成書出版，得到大英博物館館長尼爾·麥克奎格爾等專家的讚許，研究團隊始終嚴格遵循研究規範，將相關史籍、論著與遺存實物進行縱橫比對研究，審慎去取，對早期刊發的卷冊也多有充實和修訂。可以說，全集體現了當今高水平的敦煌絲綢整理研究。

“敦煌作爲絲綢之路的樞紐，文書記載其絲織品不僅來自東方，還有的來自中亞系統，比如一種採用通經斷緯工藝的‘贊丹尼奇錦’的產地就在粟特。”通過與中亞系統織錦規格和技術特點的比對，東華大學服裝與藝術設計學院教授王樂指出現存唐至五代的敦煌地區織物中有9種爲中亞系統織錦，而這些織物上出現了一些中原流行的寶花圖案。更有意思的是，其中文書記載的名爲胡錦的織物很可能是中原地區模仿西方題材或是有着某些西方風格的織錦。

無獨有偶，《旅順卷》的一大亮點——首次發佈的旅順博物館收藏的藍夾纈織物上獅子、格力芬等動物題材圖案也反映了當時東西文化的交流。用兩塊雕刻成凹凸對稱的花板夾持織物進行紡染印花的夾纈工藝盛行於唐宋，明代以後失傳。此次將國內敦煌絲綢的最大藏家旅順博物館收藏的50多件“大谷收集品”敦煌絲綢首次刊佈，並附有著錄、研究和復原圖，不僅爲國際敦煌學和絲綢之路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還爲國潮熱下漢服等的服裝設計、面料設計等提供了更爲準確的範本。

這些織物都有力地證明，在藏經洞封閉以前的若干個世紀中，中國西北地區的絲綢貿易往來十分頻繁，敦煌就位於繁忙的交通幹線之上。

團隊：是學術工作更是國家使命

季羨林先生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從2000年東華大學與敦煌研究院合作成立敦煌服飾研究中心開始全面系統地整理研究敦煌絲綢開始，到2006年夏天，趙豐及助手王樂等首次赴英研究斯坦因紡織品，揭開了塵封百年的海外敦煌藏經洞織物遺存的神祕面紗。

以絲綢科學及藝術的角度對其品種、工藝、結構、肌理以及視覺效果作全面的整理研究，這個工作涉及衆多學科領域，研究對象又散佈在世界各地，趙豐率領團隊歷時15年完成了這一浩大工程。“主編趙豐以其堅實的工學背景、對古代織物深厚的學識以及孜孜不倦的熱情，帶領一支國際合作隊伍對每件織物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並復原了部分殘片的圖案。”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及東亞藝術名譽教授韋陀肯定了研究團隊堅韌不拔的精神。

“得益於國家出版基金的資助，研究工作得以順利開展並編輯出版，推動了東華大學出版社在品牌化的道路上再上一個新臺階，也激勵我們藉着‘一帶一路’的東風，依託紡織服裝特色學科的專家力量走出國門。”東華大學出版社社長陳珂表示。東華大學出版社投入精幹編校力量，在裝幀排版上以大象無形的剋制突出遺存呈現，營造東方語境的審美意趣。後續還將採用數字媒體技術多角度展示敦煌絲綢藝術魅力，講好敦煌故事，傳播中國聲音，推動流散海外的敦煌遺存的數字化迴歸。

絃歌不輟，薪火相傳，在東華大學建校70週年之際，《敦煌絲綢藝術全集》的出版爲“一帶一路”研究與傳播交上了令人信服的東華答卷。 （中國日報上海分社） 【責任編輯：蔡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