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要孩子的年齡,越來越晚了。

一說到高齡生育,人們往往想到高齡產婦。對女性而言,生兒育女一直都有年齡門檻,一方面是因爲女性的生育能力有月經這個顯著標識,古人已發現女性絕經以後再難懷孕;另一方面,現代醫學也反覆證實,高齡妊娠不僅會增加胎兒各種疾病的發生率,也會相應增加母親的妊娠併發症風險。

然而,男性的年齡問題並沒有受到同樣的重視。文學作品中常有“老來得子”的情節。老年男性娶妻生子,似乎也並不少見。現代男性更是普遍晚婚晚育。不管什麼族羣,學歷是高是低,家鄉在南還是在北,趨勢都是一致的——男人們把生育往後推了又推。

2017年,斯坦福大學醫學中心的泌尿學教授邁克爾·埃森伯格(Michael Eisenberg)就曾發表過一個研究,介紹了美國男性生育年齡越來越大的情況。在1980年代,美國只有4%的新生兒爸爸超過40歲,而如今,大概有10%的新生兒的爸爸們超過了40歲。

對於父親而言,年齡是生育門檻嗎?“高齡父親”,又有哪些生育風險?

高齡媽媽的背後,

往往有個更高齡的爸爸 

臨牀上對於高齡孕婦的定義爲≥35歲。優生學中對高齡孕婦的生育風險研究非常多,數據也很翔實。對於孕婦健康而言,高齡妊娠有更高的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壓疾病、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症、前置胎盤、胎膜早破、產後出血等妊娠合併症的發病率。對於胎兒健康而言,高齡母親有更高的早孕流產率、染色體異常和結構異常發生率、胎兒窘迫、胎兒生長受限發生率以及圍產兒死亡率等[1-10]

然而,在高齡孕婦相關的研究數據裏,常常沒有將父親的年齡因素列入考慮。而高齡媽媽的背後,往往有個更高齡的爸爸。

女性在孕育一個孩子的過程中承擔了絕大部分的責任,使得人們容易將重點放在孕婦身上,從而忽略了父親的影響。

其實,很多風險並不是母親一個人的鍋,高齡父親也有責任。畢竟父親要給孩子提供一半的染色體,而隨着年齡的增長,細胞複製的錯誤率增加——這可是不分男女的。2017年,《自然》期刊上一篇論文對父母子女進行全基因組測序,分析子女身上一些新突變到底是來自父親還是母親。結果發現,來自母親的新突變數量每年增加0.37個,來自父親的新突變每年增加1.51個,父親的新突變產生率比母親的還高[30]

雖然重視程度遠遠不夠,學術界也有在關注父親年齡與不良妊娠結果的關聯性。

此前的研究數據顯示,高齡父親會增加胎兒唐氏綜合徵的風險,還會讓孩子有更高的精神分裂症[11]和自閉症[12]風險。

爲了進一步探討這些關聯,最近斯坦福大學的學者乾脆回顧了四千萬新生兒的數據,得到的結論是,男性生育時的年齡越大,新生兒與孕婦出現健康風險的幾率就越大[13]。高齡父親會增加胎兒遺傳疾病的發病率,還可能和孕婦的一些妊娠併發症有關。

爸爸年紀大,

伴侶懷孕難 

多少歲以上算“高齡父親”?美國生殖醫學會定的標準是40歲以上。斯坦福這個回顧研究所用到的數據中,高齡父親的年齡線一般劃在35以上或者45歲以上,45歲以上的“超高齡父親”帶來的負面影響尤其明顯。

45歲以後,男性的生育能力明顯下降。臨牀上用妊娠時間(TTP)評估生育能力,即夫妻在不避孕的情況下從同居到懷孕所需要的時間。一個樣本量爲2112的數據分析結果表明:即使女方依然年輕,男方年齡大的情況下,妊娠時間也會顯著延長。即使伴侶不到25歲,45歲以上的父親導致妊娠時間超過一年的風險,依然五倍於不到25歲的父親的風險[14]。這個結論是在調整過男女雙方的年齡、避孕藥具的使用、飲食、生活條件等可能的影響因素之後得出的,並排除了不孕症和婦科疾病治療等情況。

男性生育能力的下降,一方面是年齡增長以後,雄激素水平下降,性慾下降,性生活次數減少,勃起功能障礙增加;另一方面是因爲青春期以後,每次精子幹細胞分裂都會累積有害突變,導致精子質量下降[15,16]。隨着男性年齡增大,精子的濃度下降,活力變差,形態異常率升高,不但讓伴侶更難自然受孕,在體外受精胚胎移植等輔助生殖技術中,也會降低受精卵和胚胎成活的概率,即使在控制了女方年齡的前提下也是如此[16]。也就是說,當父親高齡時,試管嬰兒的成功率也會大幅降低。

精子會出現各種形態異常,當異常的精子比例太高時,懷孕就會變得困難丨medicoverfertility.com

因爲父親年齡似乎對輔助生殖技術的成功與否至關重要,專業協會常常建議精子捐獻者年齡不超過39歲。而一些精子庫更是將精子捐獻者年齡限於34歲以下[17]

父親年紀大,

母子風險高 

除了降低受孕幾率,父親的年齡也會影響妊娠結局。

2012年的一項回顧性分析表明,父親45歲以上時,早產、低出生體重兒和晚期妊娠胎死宮內的發生幾率都有所上升[18]。高齡父親與精神分裂症、自閉症、強迫症等精神與認知相關疾病的關聯也有大量數據支持[15,19-25],雖然具體機制尚不明確。研究還表明,高齡父親與兒童癌症如白血病、非霍奇金淋巴瘤和兒童中樞神經系統腫瘤有關聯[26,27]

斯坦福新研究裏,在調整了孕婦年齡之後,也依然發現了男性年齡的明顯影響:

45歲以上的男性,其孩子早產的可能性升高了14%,出生體重不足的可能性升高了14%,需要進新生兒加護病房的可能性升高了14%, 癲癇發作的可能性升高了18% 。

50歲以上的男性,其孩子出生時需要新生兒機械通氣的可能性升高了10%,需要進新生兒加護病房的可能性升高了28% 。

這些問題原本的絕對風險並不高,因此升高後也依然屬於小概率事件。然而,這些信息仍然值得男性們認真參考。

至於高齡父親對於孕婦妊娠併發症的影響,目前的數據仍然存在爭議。一部分研究表明,高齡父親並不會增加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等妊娠併發症的發病率[13,28],而另一部分研究卻又發現,隨着父親年齡的增加,不僅伴侶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的風險會增加,胎盤早剝的風險也會相應增加[18,29]。斯坦福的新研究就顯示,對於45歲之後的男性來說,他們的伴侶在懷孕期間得妊娠期糖尿病的幾率,比參照組(25-34歲的男性)高了28%。

想要孩子的男人們,

還是抓緊時間吧  

長期以來,生育、懷孕、分娩,似乎都是母親的事情。相關研究也主要圍繞女性展開。社會不斷規訓女性“要抓緊時間”。在發生流產、早產、胎兒發育異常時,女性不但身體受創,還會被責備“誰叫你不早點生育”。有時候,這種自責甚至會給女方留下長期的抑鬱與痛苦。

其實,女性很可能揹負了額外的道德負擔。假如伴侶雙方年紀相仿,責任至少不能全歸於女方。

一個健康孩子的出生,是“團隊合作”的結果。“推遲生育”的風險不僅女性有,男性也有,只是父親帶來的風險主要反應在母親和孩子的健康上。女性推遲生育的風險是自己承擔,而男性推遲生育的風險則很大一部分由伴侶承擔。

目前關於高齡父親與孩子風險的關聯研究,已經足以提示男人們一件事:如果人生規劃裏包括生兒育女,男性應該儘量在35歲以前完成生育計劃,哪怕是在45歲以前也比之後強。如果要暫時擱置生育計劃,男性可以考慮在35歲前就冷凍精子,以免未來給嬰兒和伴侶帶來潛在健康風險。

澳大利亞一個調查發現,75%的年輕人低估了女性年齡對生育的影響,95%的年輕人低估了男性年齡對生育的影響。兩性都需要意識到,推遲生育是有風險的。不要問生物鐘爲誰而鳴,對想要孩子的人來說,那個倒計時,時刻在進行。

參考文獻

[1] JOLLY M, SEBIRE N, HARRIS J。 The risksassociated with pregnancy in women aged 35 years or older[J]。2000,15(11):2433-2437。

[2] SEOUD M A, NASSAR A H, USTA I M.Increased risk of cesarean delivery with advancing maternal age:indications andassociated factors in nulliparous women[J]。 2001,185(04):883-887。

[3] SEOUD MA, NASSAR AH, USTA IM,et al.Impact of advanced maternal age on pregnancy outcome。[J]。 American Journal ofPerinatology,2002,1(1):1-8。

[4] 周莉,張爲遠。高齡妊娠與糖尿病[J]。中國實用婦科與產科雜誌,2006,22(10):734-736。 DOI:10.3969/j.issn.1005-2216.2006.10.007。

[5] DELBAERE I, VERSTRAELEN H, GOETGELUK S.Pregnancy outcome in primiparae of advanced maternal age[J]。 2006,1030-35。

[6] 羅紅,羅曉琴,王雲霞, 等。高齡產婦併發妊娠期高血壓疾病對圍生期結局的影響[J]。中國優生與遺傳雜誌,2007,15(6):58-59。 DOI:10.3969/j.issn.1006-9534.2007.06.029。

[7] 臧玲,吳瑛,孫楓, 等。胎兒心臟畸形在高危與低危孕婦中超聲檢出率的研究[J]。中華超聲影像學雜誌,2008,17(12):1038-1040。 DOI:10.3321/j.issn:1004-4477.2008.12.007。

[8] 劉曉莉,鄒麗穎,陳奕, 等。孕產婦年齡對妊娠及分娩結局的影響[J]。中華醫學雜誌,2014,(25):1984-1988。 DOI:10.3760/cma.j.issn.0376-2491.2014.25.017。

[9] 楊敏,郭志偉,蔣婕。探討影響高齡初產高危妊娠與結局的相關因素[J]。中國實用醫藥,2016,11(27):281-283。 DOI:10.14163/j.cnki.11-5547/r.2016.27.188。

[10] 唐大欣,朱芳,王珊。高齡孕婦妊娠結局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海南醫學,2017,27(8):1340-1342。 DOI:10.3969/j.issn.1003-6350.2017.08.049。

[11] 吳月靜,劉祥,趙高峯, 等。父親生育年齡與子女罹患精神分裂症的相關性分析[J]。中華醫學遺傳學雜誌,2011,28(3):266-269。 DOI:10.3760/cma.j.issn.1003-9406.2011.03.006。

[12] 蘇林雁。自閉症:父親高齡生育也增加患病風險[J]。大衆醫學,2017,(6):52-53。

[13] Y.S。 Khandwala, V.L。 Baker, G.M。 Shaw,D.K。 Stevenson, Y。 Lu, M.L。 Eisenberg, Association of paternal age withperinatal outcomes between 2007 and 2016 in the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basedcohort study, BMJ (2018), https://doi.org/10.1136/bmj.k4372。

[14] M.A.M。 Hassan, S.R。 Killick, Effect ofmale age on fertility: evidence for the decline in male fertility withincreasing age, Fertil。 Steril。 (2003), https://doi.org/10.1016/S0015-0282(03)00366-2。

[15] R。 Sharma, A。 Agarwal, V.K。 Rohra, M.Assidi, M。 Abu-Elmagd, R.F。 Turki, Effects of increased paternal age on spermquality, reproductive outcome and associated epigenetic risks to offspring,Reprod。 Biol。 Endocrinol。 (2015), https://doi.org/10.1186/s12958-015-0028-x。

[16] R。 Ramasamy, K。 Chiba, P。 Butler, D.J.Lamb, Male biological clock: a critical analysis of advanced paternal age,Fertil。 Steril。 (2015), https://doi.org/10.1016/j.fertnstert.2015.03.011。

[17] Sperm Donation, (2018) (Accessed 1January 2019, https://www.mayoclinic.org/tests-procedures/sperm-donation/about/pac-20395032。

[18] A.P。 Alio, H.M。 Salihu, C。 Mcintosh,E.M。 August, H。 Weldeselasse, E。 Sanchez,A.K。 Mbah, The effect of paternal ageon fet al birth outcomes, Am。 J。 Mens Health(2012), https://doi.org/10.1177/1557988312440718。

[19] D。 Malaspina, S。 Harlap, S。 Fennig, D.Heiman, D。 Nahon, D。 Feldman, E.S。 Susser,Advancing paternal age and the riskof schizophrenia, Arch。 Gen。 Psychiatry (2001), https://doi.org/10.1001/archpsyc.58.4.361。

[20] J.S。 Brandt, M.A。 Cruz Ithier, T.Rosen, E。 Ashkinadze, Advanced paternal age, in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risk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renat。 Diagn。 (2019), https://doi.org/10.1002/pd.5402。

[21] C.M。 Hultman, S。 Sandin, S.Z。 Levine,P。 Lichtenstein, A。 Reichenberg, Advancing paternal age and risk of autism: newevidence from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and a meta-analysis of epidemiologicalstudies, Mol。 Psychiatry (2011), https://doi.org/10.1038/mp.2010.121。

[22] S.L。 Conti, M.L。 Eisenberg, Paternalaging and increased risk of congenital disease, psychiatric disorders, andcancer, in: paternal Influ, Hum。 Reprod。 Success (2010), https://doi.org/10.1017/9781139169349.011。

[23] M。 Ek, S。 Wicks, A.C。 Svensson, S.Idring, C。 Dalman, Advancing paternal age and schizophrenia: the impact ofdelayed fatherhood, Schizophr。 Bull。 (2015), https://doi.org/10.1093/schbul/sbu154。

[24] H。 de Kluiver, J.E。 Buizer-Voskamp,C.V。 Dolan, D.I。 Boomsma, Paternal age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a review, Am.J。 Med。 Genet。 B Neuropsychiatr。 Genet。 (2017), https://doi.org/10.1002/ajmg.b.32508。

[25] Y。 Wu, X。 Liu, H。 Luo, W。 Deng, G.Zhao, Q。 Wang, L。 Zhang, X。 Ma, X。 Liu, R.A。 Murray, D.A。 Collier, T。 Li,Advanced paternal age increases the risk of schizophrenia and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Psychiatry Res。 (2012),https://doi.org/10.1016/j.psychres.2012.01.020。

[26] K。 Hemminki, P。 Kyyrönen, P.Vaittinen, Parental age as a risk factor of childhood leukemia and brain cancerin offspring, Epidemiology (1999),  https://doi.org/10.1097/00001648-199905000-00014。

[27] L。 Murray, P。 McCarron, K。 Bailie, R.Middleton, G.D。 Smith, S。 Dempsey, A。 McCarthy, A。 Gavin, Association of earlylife factors an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aemia in childhood: historical cohortstudy, Br。 J。 Cancer (2002), https://doi.org/10.1038/sj.bjc.6600012。

[28] E.G。 Hurley, E.A。 DeFranco, Influenceof paternal age on perinatal outcomes, Am。 J。 Obstet。 Gynecol。 (2017), https://doi.org/10.1016/j.ajog.2017.07.034。

[29] E.M。 Strøm-Roum, C。 Haavaldsen, T.G.Tanbo, A。 Eskild, Paternal age, placental weight and placental to birthweightratio: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590 835 pregnancies, Hum。 Reprod。 (2013), https://doi.org/10.1093/humrep/det299。

[30] Jónsson, H。, Sulem, P。, Kehr, B。, Kristmundsdottir, S。, Zink, F。, Hjartarson, E。, … Stefansson, K。 (2017)。 Parental influence on human germline de novo mutations in 1,548 trios from Iceland。 Nature, 549(7673), 519–522。 https://doi.org/10.1038/nature24018

‌[31] Prior, E。, Lew, R。, Hammarberg, K。, & Johnson, L。 (2018)。 Fertility facts, figures and future plans: an online surve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Human Fertility, 1-8。

作者:飛刀斷雨

同情一下智人的複製備份與更新,實在是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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