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共苦戰鬥不休

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了秦始皇的生平，有一年極其特殊，即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這一年，秦一統天下。

一統天下後，丞相王綰上奏說最北之燕、最東之齊、最南之楚，離秦都咸陽甚遠，應封皇子爲王以便統治。

秦始皇畫像

秦始皇把這個提議交給羣臣商議，所有人都同意，除了廷尉李斯：周朝建立之初分封諸侯，隨着時間的推移，諸侯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疏遠，互相吞併，周天子也無可奈何。現在好不容易把諸侯國都清理乾淨，改成了郡縣，只要給功臣諸子賞賜即可，他們也不敢亂來，大家都安分守己，管理起來就方便多了。

李斯畫像

秦始皇的決定是：“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打了這麼長時間的仗還不是因爲這些諸侯？現在好不容易統一了，再分封的話這世界還能太平嗎？李斯的看法是正確的。

秦始皇的旨意中提到了一個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仗打得時間太長了，人們都承受不住了！

秦滅六國之戰

漢朝賈誼的《過秦論》寫到：“秦並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風。若是者，何也？”，秦朝不僅有武力強大，還有“天下之士”的擁戴，這是爲何？

很長一段時間裏，周天子不受重視，五霸時代已過，諸侯們爭鬥不休。按照《過秦論》中的說法推算一下，“周室卑微”始於平王東遷洛邑（公元前771年），至秦一統六國，已有五百多年。從戰國起點的“三家分晉”開始，已經過去了將近二百年。也就是說，不只當時活着的人沒有安穩的生活，他們的父親、祖父、曾祖父都是如此！

過秦論

而秦國，自商鞅變法後，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軍事組織，將秦國變成了最強大的戰爭機器，到秦始皇一統天下，也有一百多年了，秦國子民一直被捲入一場又一場的戰爭之中已經超過一個世紀之久。

扭曲的時代

在人類歷史上找不到涉及如此廣大的地區、龐大的人口，並且持續超過一個世紀的戰爭。近代大規模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持續了六年，中國人民偉大抗戰持續了十四年，從時間上來說與春秋戰國相差甚遠，英法百年戰爭說是百年，其實是打打停停。

戰國七雄圖

“五霸既滅”之後，沒有有效的國際秩序可以約束國家間的戰爭。當時的國際秩序是由縱橫家決定的。“縱橫”是“合縱連橫”的簡稱，是爲了應對秦朝崛起而出現的兩種政治策略。

“合縱”主張六國應當團結一致共同抵禦秦國。秦國之大，也不過六國之力，其實齊、楚兩國聯合已勝過秦國，但齊、楚離秦相距甚遠，抗秦急迫性不高，所以“合縱”的首要參與者是與秦相鄰的韓、趙、魏三國。

蘇秦六國封相

“連橫”則恰恰相反，認爲東方諸國應積極爭取和秦國結盟，若能與秦國形成東西橫線聯盟，則可獲得安全發展的保證，也可藉此鞏固與周邊國家的關係。

許多遊俠、謀士爲了應對這個龐大的外交問題，四處遊說，勾心鬥角。戰國時期的遊士、謀士，是封建宗法體系崩潰的標誌，沒有“士”以上身份的人，從孔子開始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學會了理解國家事務的知識。即使不是貴族，也可以面見國君，出謀劃策，從而獲得更高的地位。

孔子畫像

遊士、謀士的人生經歷，反映了春秋至戰國的巨大變遷。一個能言善辯的人，有可能逆襲爲“相”，更誇張的是，蘇秦居然可以“佩六國相印”，這是以往連貴族都無法企及的高度。

戰國時期的縱橫家，以“封相”爲終極追求。他們唯一做不到的，就是成爲一國之君。蘇秦能夠“封相”，足以證明他的野心是無邊無際的，這是時代賦予普通人的特殊機會。

秦朝統一圖

這些以個人利益爲目標的能言善辯者周旋於諸國之間，進行“合縱連橫”的遊說，在國際關係中埋下了更多衝突的種子，讓國家之間充滿了變數，隨時都有可能引爆。數百年的混亂和鬥爭，讓這個世界變得扭曲，讓人人都疲憊不堪。

儒家的普世價值

各國爲何不能達成相互遵守的停戰協定？正是因爲有了封建制度，有了列國，所以國家之間的關係就不會和平，得想出一種與封建制度截然不同的新辦法。李斯講的是封建制度的基本問題，即親族的關係經不起歲月的考驗。第一代兄弟相親相愛，五代十代之後，親族之間就只剩下名分，再也沒有什麼真正的關係，就像陌生人一樣。

西周宗法制度示意圖

封建制度雖已崩潰，但觀念難改。在春秋戰國時期，原本的王官學變成了儒家，不但得以延續，而且始終保持着一定的影響力。儒家的一貫原則，就是要堅持“禮”，這就是周公建立起來的制度，從私到公，從家到天下，以禮貫之。

孔子以其特有的智慧，使王官學特別是“禮”抽象化。禮是一種普世的人倫原則，超越了貴族的侷限，成爲人的普遍價值。儒家把封建制度變成了一種社會秩序，人人“無所遁形”，每個人都接受禮的指導和規範。禮具有普遍性，以禮爲基礎的主張也必然帶有強大的普世價值。

周禮

秦人、楚人、齊人之上，是“人”。其影響力所及，春秋戰國的諸子，除了法家、縱橫家以外，基本上都在談論“人”，而非秦人、楚人、齊人。

讓列國永世共存，在戰國時期從來沒有被真正倡導過。這是秦一統六國的前提條件，也是從春秋到戰國延續數百年戰爭的原因。數百年來，天下的概念從未消失過，所有人都應當融入到一個整體中，這種信仰從未被動搖。這是一個國家向外擴張的動力，同時使每個國家都有危機感。誰也不相信風土人情不同的國家，能夠劃出一條安全的分界線，形成一種互不侵犯的國際秩序。

道德經

最貼近這種理想狀態的，是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說的：“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至治之極”指的是終極理想，是最難以達到的境界，只能存在於想象中。

打破現有局面

經過長期的戰爭，到了戰國末期，一統天下的思想和記憶不僅沒有被人遺忘，反而被儒家描繪得更加美好。這種思想有效地阻止了以割據天下的局面來解決問題的主張。雖然“天下共苦鬥不休”，但還是要以天下爲前提，找到一個可行的辦法。

兵馬俑

儒、墨、道都在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們內心並不是要實現國家之間的和平，而是要打破現有的局面。

戰國時期的鑄鐵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與戰爭的需求形成了強化循環。隨着武器鑄造速度和質量的提高，戰爭的激烈程度也就越來越高；隨着戰爭的持續，對武器質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促使鑄造技術和工藝不斷改進。

勾踐劍

這勢必加劇各國之間的衝突。鐵礦和煤礦並不是到處都有，森林也會被砍伐一空，工匠有腿有腳可以到處跑。要想發展或保持現有的生產規模，就必須不斷地尋找和控制這些資源。在運輸、貿易體系不完善的時候，武力佔據就是最好的辦法。佔據有鐵礦的地區、森林茂盛的地區、一座擁有鑄鐵技術的城市，是當時的最優選擇。因此，使地理上的各種因素都集中到一個國家，就形成了統一的推動力。

商業發展是另一種推動力，特別是貨幣經濟。爲了擺脫複雜的以物易物形式而出現了貨幣。不過，想要讓貨幣具備交易功能，有兩個重要的因素，一是人們信任貨幣的價值，二是不需要經過複雜的兌換手續。

戰國圜錢

當貨幣被使用後，必然會有一股巨大的推動力，將貨幣推向單一化。官方發行的貨幣越穩定，那麼就越好用。有分歧就意味着麻煩，多一種貨幣就意味着多一次兌換，多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百家不再爭鳴

從儒家所堅持的“天下”的觀念，到工商業的發展，可以看到看似分崩離析的戰國時期，實際上有着強烈的統一期待，而商鞅所開創的法家改革，則賦予了這種期待一種客觀的實現形式。

兩千多年以前，商鞅就很明白，法最大的漏洞是：一個人可以不遵守法律而不用受到懲罰。如果有人可以違反法律而不受懲罰，那麼法的權威性就會受到損害，也就難以保持其效力。連坐法就是用最強硬的方式，把犯了法而不受罰的可能性最小化。

商鞅畫像

連坐法，並不是商鞅最早提出的，他是用管理軍隊的方式來管理所有人，讓犯法者無法逃脫，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商鞅的偉大貢獻就是他不僅關注法律的制定，而且堅持法律的執行，使任何人都無法逃脫法律的約束。

儒家、道家都在想辦法改變人的內心，而法家則注重人的外在行爲，追求行爲的統一。大家相互監督，確保大家的行爲都是一樣的。這套方法就是要讓你不管內心怎麼想，但外在的行爲必須保持一致。

商鞅方升

大一統帝國的建立，其中一個前提是能夠強制使人們的行爲統一起來。只有達到一個標準，才能稱爲“正行”，才被允許，纔不會受懲罰。梁惠王所面臨的一個大難題：怎樣才能使本國百姓不逃往他國，而把他國的百姓引到我國來？孟子的答案是實行“仁政”，只要國君善待百姓，百姓就不會離開。

商鞅的解決辦法，依然是“連坐”。人們互相監督並鼓勵揭發，你想逃沒逃掉，那就悲劇了。不僅如此，法律還要求人們勤勤懇懇地耕作，不努力的人會被街坊舉報，而告密的人會因此加官進爵。最壞的情況下，你被徵召參戰或服勞役，你的土地就歸鄰居了。

秦詔版

人們被束縛得很緊，無法自由地遷徙。秦朝廢除了個人主義以及大部分的自由，人們只能完成既定的工作，像一枚小小的螺絲釘一樣生活。

因此，在諸家論戰中法家迅速佔據上風。法家的學說實際上是後起的，沒有完整而細緻的理論。法家依靠的是秦國的力量，秦的成敗，即是法家的成敗。漸漸地，原本的百家爭鳴就開始收斂，一元化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

秦始皇期望的永久

秦始皇躊躇滿志，認爲自己完成了比三皇五帝更大的偉業，找到了可以跨越時空、永恆統治的祕訣。他將之前的頭銜全部排除，創造出一個從未出現過的“皇帝”。

杜虎符

歷史上，天子、國君去世後，後人會根據他們的功過給予一個“諡”號。秦始皇不能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死了之後還要讓後人來評判，所以將其廢除，他要有自己的稱號“始皇帝”，而且還把後世的稱號都想好了：“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原本週朝的封建制度中，周天子是“大宗”，在親族宗法中仍負有規定的責任；貴族對周天子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封國則是“大宗”。在封建宗法制度中，責任和權力都是相對的，由固定的禮所約束，而非個人的主觀意願。

銅車馬

法家完全顛覆了封建宗法的制度。從申不害到韓非的理論，都是在不斷地提升國君的權勢，讓國君和其他人拉開距離。國君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君和臣之間，君和民之間，只有君一個人高高在上。在法的監視下，所有人都變成了同樣的人，只有君高於法，是法的最高掌控者，但卻不被法所束縛。

韓非子畫像

天子處於封建統治地位的頂端，下面有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庶人，皇帝不同，高高在上且必須與衆不同。他自稱陛下，只有他能這麼稱呼自己；他對臣下的指示叫“制”，對百姓的命令叫“詔”。基本上，跟皇帝有關的東西都要起個特殊的名字，在這個世界上，皇帝是單獨的一類。

帝國的優勢和隱患

中國王朝政治的根本問題，在秦朝就已經確立了。皇帝是至高無上的存在，國家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但哪怕是最有野心的帝王，也不可能獨當一面，需要別人的幫助。而帝王是所有權利的來源，權利的分配都由他來決定，所以越是接近皇帝，越有可能獲得更多的權利。任何制度化的安排，都會產生距離，所以臣子和皇帝的關係，遠不如那些服侍皇帝的親信。

秦時期全圖

這必然帶來兩個問題，一是寵臣和近侍爲了得到皇帝的信任，會互相勾結或爭鬥。

二是帝國的擴張會導致失控，秦始皇以一種令人震驚的決心，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到了中央。但是，地理距離的問題很難用集中的專制制度來解決。顯然，越是遠離中心，越是難以控制。

七國之亂

漢朝初期曾嘗試封建和郡縣並存，將功臣、親王分封到遙遠的地方進行統治。司馬氏建立了西晉，也曾分封皇族。但漢朝的分封卻在“七國之亂”中結束，而在西晉則引發了“八王之亂”，這就表明分封與帝王體制是格格不入的，權力的分散往往會以“亂”告終。

秦朝所確立的統一國家在理論和實際操作上存在着落差。數百年來“共鬥不休”，並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國家，這讓秦始皇不得不改變統治方式，向中央集權的方向發展。不過，要想控制這麼大的一片國土，所需要的硬件和軟件都不是很完善。

八王之亂

這是一個早熟的帝國。早熟就缺少很多可以有效地使如此龐大的帝國運轉的環節，從而導致了很多內部問題。這些問題與皇帝的能力無關，而是體制的缺陷，反過來講，這種內部的缺陷也只有靠一位強大的帝王，才能讓體制運轉起來，而絕大多數的普通皇帝，只能眼睜睜地看着統治體系崩潰。

呂不韋在《呂氏春秋》中有不同的觀點，即非法家一家獨大，應儘可能地包容，使各派的主張在一個架構之下彼此妥協，最終形成一種新的制度、新的秩序。

呂氏春秋

由於秦國內亂，呂不韋倒臺，李斯執掌大權。這其中的差距不能小覷，從《呂氏春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呂不韋的政見是包容的，而李斯則幾乎完全站在了法家的立場上，主張摒棄一切非法家的觀念。呂不韋若不是失去了權力，他的想法將會使秦國的統治制度發生極大的變化，進而使中國的歷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也就是說，中國在公元前三世紀建立起一個君主專制的帝國體系並非必然，也不應被看作是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不可逆轉的宿命。一切的歷史發展，都有其機緣巧合，都存在不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