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朱征夫

2023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新當選的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長期從事律師工作的朱征夫擬向大會提交“將刑事罰沒所得統一上繳中央財政”的建議。朱征夫介紹，對於刑事案件的罰沒所得，我國刑法第64條僅規定刑事案件的罰沒所得一律上繳國庫，但對於是上繳中央國庫還是地方國庫，並未具體的規定。由此導致刑事案件中沒收的財物和罰金出現多頭管理亂象，並催生逐利性執法，即由地方行政權主導的、或在司法經費與罰沒所得相掛鉤體制下的、以獲取經濟利益爲主要目的的司法行爲。

在朱征夫看來，逐利性執法混淆了憲法對行政權和司法權劃定的界限，也使憲法對偵查、檢察和審判機關之間的分工制約的制度安排形同虛設，國家司法權淪爲地方行政權的逐利工具，企業家和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受到不應有的侵害。

因此，朱征夫建議，通過修改法律或者作出立法解釋，將刑法第64條規定的“刑事案件的罰沒所得一律上繳國庫”中的“國庫”明確規定或解釋爲“中央國庫”。

對於該建議的法律依據和理由，朱征夫也進行了詳細闡述。

他介紹，我國憲法第五條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但由於現行的法律未規定刑事罰沒收入統一上繳中央國庫，而各級國庫庫款的支配權僅屬於本級政府財政部門，刑事案件罰沒收入一直存在多頭管理亂象。相關中央國家機關，各地方政府均制定刑事罰沒的上繳和管理辦法，規範性文件數量蔚爲可觀，但大多以“意見”、“規定”、“辦法”等形式存在，效力層級不高，缺乏系統性和一致性，制度銜接存在漏洞，甚至互相矛盾，違背法制統一，損害法律權威，給逐利性執法以可乘之機。

同時，某些地方政府爲了增加財政收入，直接向司法機關下達罰沒收入指標，同時將罰沒收入與預算經費掛鉤。對司法機關的經費預算名義上是收支兩條線，實際上還是“自收”、“自籌”。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不得不選擇經濟利益更大的案件查辦，從而催生選擇性執法和逐利性執法，尤其是異地逐利性執法。當涉及民營企業特別是有一定實力的民營企業或民營企業家時，就可能出現“非罪卻定罪”“此罪當彼罪”“輕罪也重罰”等枉法行爲。

朱征夫認爲，刑事罰沒制度缺陷下地方政府與司法機關利益捆綁，違反憲法關於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檢察權和審判權的規定。

他解釋道，我國憲法對行政權和司法權的設置和運行方式有不同的規定。司法權需遵守依法獨立公正原則，對行政行爲行使必要的法律監督和司法裁判職能。但在司法工作與經濟利益掛鉤的情況下，司法權受行政權的驅使和節制，導致在相關案件的處理中，司法機關的中立性公正性從根本上受到動搖，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間的憲法界限被任意逾越。

此外，朱征夫認爲，逐利性執法違反憲法關於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規定。同時侵害公民、尤其是企業家的人身權，財產權。

朱征夫在建議中寫道，憲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但在逐利性執法的過程中，負責偵查、檢察和審判的國家機關成爲一個利益共同體，只有分工負責，互相配合，沒有相互制約。

憲法第十一條規定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第十三條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在逐利性執法中，由於偵查、檢察和審判機關之間的監督制約功能失靈，刑事訴訟中的控辯雙方的地位嚴重失衡，公民尤其是企業家的人身權、財產權等權利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侵害。

紅星新聞記者 張炎良 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