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聖王到帝王：古代中國最早的“旅行家”

在中國歷史記載中，最爲悠久的“旅行者”，無疑要數大禹。作爲一位神話紀元的“聖王”，大禹不再僅僅像他之前的聖王那般率領族人遷徙或率軍征戰，而是帶領民衆疏導黃河流域氾濫的大洪水，在如今的中華大地上也留存下遠超堯舜的古蹟點位與相關治水傳說。從山西陝西兩省間的黃河兩岸到浙江北部的會稽山，以至於戰國時期誕生的我國第一篇區域地理著作《禹貢》，便以“禹”冠名，我們也更容易聽到“禹跡”的傳說，而非“堯跡”“舜跡”。

大禹陵，位於浙江省紹興市越城區東南稽山門外會稽山麓

大禹的“旅行”雖然地域廣大，終究還是在履行治水職責，帝堯率部遷徙與帝舜南征三苗，均無暇瀏覽沿途風景，算作旅行家似乎略顯牽強，那麼堯舜禹之後1000多年的周穆王，就比大禹有興致多了。

在西晉太康年間出土於汲縣（今河南省衛輝市）某戰國時期魏國大墓的竹簡中，有《穆天子傳》六卷，其中詳細記載了西周中期的周穆王，在趙氏的祖先造父駕車、河宗氏伯夭擔任嚮導的引領下，從宗周出發，越過漳水，經由河宗﹑陽紆之山﹑羣玉山等地，最終來到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飲酬酢。周穆王的西行路線，大抵是從宗周所在的關中盆地出發，經過洛陽所在的中原大地，向北渡過黃河、漳河，向西越過太行山、呂梁山，經由河套平原，抵達河西走廊或青海湖一帶，到達西王母的部落。

周穆王的行程如若屬實，其很可能是中國古代第一位經略西北的天子，比起後來的趙武靈王、漢武帝、隋煬帝要早得多。考慮到西周立國關中，確實需要籠絡位於黃土高原的西戎、北狄。周穆王的西遊，從路線上看，或許便是出於威懾西北的目的。無論我們後人如何運用浪漫主義的筆觸去渲染周穆王的西遊，甚至一度把他神化爲與“西王母”並尊的“東王公”，其西遊背後的戰略目的依舊是不能忽略的存在。別忘了，西周王朝的滅亡，與西北戎狄的威脅關係緊密。

彩繪插圖《八駿巡遊》，出自明代張居正編著、向年幼的明神宗講述爲君之道的《帝鑑圖說》。八駿是給周穆王拉車的八匹寶馬，《穆天子傳》記錄了周穆王駕八駿巡遊天下，由宗周出發，越漳水，經由河宗、陽紆之山、羣玉山等地，最終來到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飲酬酢

自堯舜禹、周穆王之後，歷代帝王均會利用“巡行”來威懾天下，實現其所主導政權的政治穩定，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清高宗便是中國古代帝王中“巡行天下”的代表性帝王。他們無不以“聖王”自詡，無不以帝王權威親臨天下，強化王朝的統治秩序。

使者與僧侶：揹負使命的旅行家

比起皇帝、王公親臨異域，派出使者遠赴他鄉完成天子的使命，纔是中國古代儒家價值體系更爲推崇與認可的模式。在更爲常態化的皇權運作模式下，使者往往被委任頗具“開拓屬性”、甚至帶有冒險色彩的使命，這也爲使者成爲古代世界的旅行家，提供了可能性。

與司馬遷同處漢武帝時期的張騫，無疑是對於中國而言最爲重要的一位“使者旅行家”，他探索的足跡遍及河西走廊、大漠南北、西域諸國，涵蓋今日的西北五省區、蒙古國、中亞五國乃至阿富汗，其所打探的情報以及二次出使所派出的副手，甚至與中亞以西的波斯發生聯繫。張騫的兩次出使，極大地拓展了大漢帝國的戰略視野，也爲日後的古代中國與歐亞非大陸各大文明產生國際聯繫，開通了廊道網絡。

張騫銅像，用青銅澆鑄而成,位於甘肅敦煌陽關博物館前

隨着東漢的衰亡，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原陷入混亂，王命特許的使者不再是絲綢之路上的旅行主力，以信仰傳播爲使命的僧侶取而代之。西域與天竺的僧侶，早在東漢年間便已進入中原，而第一位西行求法的漢地僧人，則是“豬八戒”的姓名原型——朱士行。這位僧人活躍於三國曹魏政權治下，在曹魏甘露五年（260）西行至於闐國（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地區）抄經取經，最終派弟子攜帶經書返回中原，而自己則留在於闐國。

在朱士行之後，又有不少漢地僧人西行求法，卻大多並未走到印度，而是止步於途中的河西走廊、于闐國、龜茲國（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庫車縣）、高昌國（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因爲此時的佛教中心已然轉移到印度北部與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帶的犍陀羅地區，西域諸國也是佛法興盛之地，倒也不必非要去印度。以至於時人均認爲于闐國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而開鑿敦煌莫高窟的樂僔、法良便是在如此背景下止步敦煌開窟造像的。

第一位徹底走到古代印度境內並返回國內的高僧旅行家，是歸國後寫下《佛國記》的法顯大師，他的海外足跡兼及陸上絲綢之路（去程）與海上絲綢之路（歸程），國內足跡則見證了後趙、前秦、後秦、西秦、南涼、北涼、西涼、東晉諸政權之興衰。法顯自後秦時期迎來鳩摩羅什的長安出發，路經諸涼與西秦混戰的隴右與河西，進入西域，而後穿越瓦罕走廊，抵達今日的巴基斯坦，一路穿行在印度河上游與恆河流域的古印度邦國之間，渡過孟加拉灣，來到時稱獅子國的斯里蘭卡，而渡海後經轉蘇門答臘島或爪哇島，向廣州駛去。奈何遇上海風，被一路吹到山東半島的青州登岸，剛好進入因劉裕北伐而納入東晉治下的南燕故地。

而後法顯經由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廣陵（今江蘇省揚州市）、京口（今江蘇省鎮江市）來到長江流域的佛教中心、東晉南朝的政治中心——建康城（今江蘇省南京市）。他在建康一待就是5年，寫就了《佛國記》，並與弟子翻譯了諸多經書，而後到訪並圓寂在荊州城。這位出生於平陽郡（今山西省臨汾市）的僧人，就此在信念的支撐下，走遍佛教文化範圍內的絕大多數地域，堪稱中國第一僧侶旅行家。

法顯登陸紀念雕塑，位於青島嶗山那羅延窟不遠處華嚴寺山

法顯之後，唯有初唐高僧玄奘可與之相匹敵。千百年後在中亞與新疆探險的探險家們便在一定程度上參考着《大唐西域記》裏的記載，開創了西域考古的先聲。

在玄奘之後一個多世紀，一位名叫杜環的軍人，在跟隨一代名將高仙芝征戰怛邏斯城戰敗後，被阿拉伯人俘虜。或許是出身京兆杜氏的高貴，或許是阿拉伯貴族無意與大唐持續交惡，本是俘虜的杜環陰差陽錯受到阿拉伯人的優待，由此開始了一次周遊西亞、北非的旅行。

杜環的旅行從伊拉克南部名城庫法開始，跟隨阿拉伯使團先後周遊了耶路撒冷、埃及、努比亞、蘇丹、埃塞俄比亞，並最終在埃塞俄比亞阿克蘇姆王國的馬薩瓦港登船返回波斯灣，而後搭船回到廣州。他的經歷被寫入《經行記》，收錄到其族叔杜佑的《通典》中，由此被後人所知，杜環也由此成爲有史記載的第一位到訪過非洲的中國人。

非洲東北部是有史記載的中國古代旅行家抵達最遠的地方，除了盛唐時期的杜環，另一個更爲著名的抵達非洲的旅行家，仍舊是“使者旅行家”鄭和。

鄭和主持的七下西洋，自江蘇太倉劉家港出發，至福建長樂太平港入泊等候季風，先後抵達西太平洋與印度洋北部、西部的三十多個南洋國家，其中就包括爪哇、蘇門答臘、蘇祿（今菲律賓）、真臘（今柬埔寨）、暹羅（今泰國）、彭亨（今馬來半島）、榜葛剌（今孟加拉國）、古裏（今印度的卡里卡特）、阿丹（今也門亞丁）、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麥加一帶）、左法爾（今阿曼一帶）、忽魯謨斯（今霍爾木茲）、木骨都束（今索馬里的摩加迪沙）等地，最遠到達東非與紅海。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鄭和到訪南洋諸國之前，奉元朝使命下南洋出使真臘古國吳哥王朝的周達觀，曾在吳哥王朝的盛世餘暉下度過出使生活一年有餘。他回國後寫下《真臘風土記》，爲我們認知吳哥窟的輝煌時代，提供了生動的資料。而且周達觀的記述兼顧山川草木、城郭宮室、風俗信仰、工農貿易，堪稱全面，是中國古代使者旅行家記述異域文明面面俱到的難得著作。從這個意義上看，周達觀的記述，只是比鄭和早了不到一個世紀，卻要遠比鄭和下西洋，更具有“旅行家”氣質。

士大夫：古代中國旅行的“主力軍”

古代中國的自費旅行中，士大夫是真正意義的旅行主力軍。

孔子是士大夫階層初步成型期的代表性人物，商周時代沒落貴族的血統與傳授知識有教無類的新潮做派，同時出現在孔子身上。士大夫階層在春秋戰國時期脫胎於貴族階層，也算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獨特現象。

孔子周遊列國，雖然從目的上，是爲推行其創立的儒家學說，試圖在關東諸國恢復周禮秩序，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卻也開創了士大夫階層自費旅行的先聲。孔子所周遊的列國，衛、曹、宋、齊、鄭、晉、陳、蔡、楚，基本上都是位於黃淮海平原上的諸侯國，也是先秦時期華夏文明的核心區域，更是後世被稱爲中原的主要地域及其毗鄰區。孔夫子的周遊，雖然談不上對於華夏地域的開拓，卻也算是孔老夫子心目中的“文明區域”，這對於我們理解先秦時期的歷史大有裨益。

《孔子聖蹟圖》之《子路問津》，描繪孔子帶領弟子周遊列國，在赴楚國途中遇河找不到渡口，子路和孔子問道於途，分別遭到隱士長沮和桀溺的奚落。孔子周遊列國，開創了士大夫階層自費旅行的先聲

如果說，孔夫子的旅行仍舊具有一定的政治性，那麼以《太史公書》（《史記》）名垂青史的太史公司馬遷，無疑是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中第一位以自費旅行的形式、以開闊視野爲目的、真正意義上的旅行家了。

司馬遷的祖父司馬喜可能在漢文帝詔“入粟米受爵位以實邊卒”的刺激政策下，用四千石粟米換取了五大夫爵位（地位約等於每月六百石俸祿的中級官員，比如太史令、太樂令），從而躍升爲有爵位的士大夫階層。

與司馬遷祖父司馬喜同處文景時期的晁錯就曾說過：“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作者不過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漢代一畝等於今天的0.228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那麼司馬喜能夠拿出來的四千石粟米就是漢制4000畝土地一年的收穫，而這些只是司馬喜“買爵”拿出來的一部分家資，絕非全部。由此可見，司馬家族至少在司馬遷之祖父司馬喜時期就已經是殷實一方的地主家庭了，考慮到司馬談位居太史令的仕途還算順利，祖業與俸祿必能爲其帶來豐厚的物質收入，而司馬遷正是在如此豐厚的家庭條件下，方纔能夠在20多歲的年紀便壯遊天下。

位於陝西韓城的司馬遷祠，其建築羣自坡下至頂端，依崖就勢層遞而上。司馬遷無疑是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中第一位以自費旅行的形式、以開闊視野爲目的、真正意義上的旅行家

另外，殷實的家底也爲司馬遷的壯遊，提供了豐厚的知識儲備，年幼的司馬遷在父親司馬談的指導下習字讀書，十歲時便能閱讀誦習古文，後又學習了《尚書》《左傳》 《國語》 《系本》等書。要知道，在宋代印刷術普及、紙張成本下降之前，能夠讀得起竹簡製作書冊的，都是非富即貴的仕宦家庭。而在秦始皇與漢武帝之間的時期，焚書坑儒導致很多經典，哪怕是竹簡，都未必能夠蒐羅得到。司馬談很可能是動用了身爲太史令的職務便利，以及其與關中權貴的交際網絡，方纔能夠爲司馬遷提供如此高水準的教育資源。

司馬遷的壯遊路線大概是這樣的：從京兆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出發東南行，走藍田，出武關至宛城（今河南省南陽市），南下襄樊（今湖北省襄陽市）、江陵（今湖北省荊州市），渡過長江，沿沅水直至武陵郡（今湖南湘西地區），然後折向東南到九嶷山（今湖南省南部南嶺北麓），而後北上長沙，到汨羅屈原沉淵處憑弔，越洞庭，出長江，順流東下；登廬山，觀大禹疏通的九江，輾轉到錢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上會稽（今浙江省紹興市），探禹穴；北返吳郡（今江蘇省蘇州市），遊觀春申君宮室；上姑蘇，望五湖；北上渡江，過淮陰，至臨淄（今山東省淄博市）、曲阜，考察齊魯文化，觀孔子遺風，經過孟嘗君的薛城（今山東省棗莊市）、西楚霸王的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漢太祖劉邦君臣的沛（今江蘇省沛縣）、豐（今江蘇省豐縣）、碭（今河南省永城市芒山鎮）、睢陽（河南省商丘市）、梁（今河南省開封市），回到長安。

司馬遷二十歲壯遊的路線，大體就是堯舜禹、屈原、孔子、秦始皇、楚霸王、漢高祖等遠古聖王、風雲人物的活躍地域，也正是漢武帝開邊之前華夏文化的基本地域範圍。在這條路線中，我們既能看到年輕的司馬遷是如何追慕他年少時在書中讀到的楷模，也能看到一張歷經秦始皇與漢初君臣整合之後的華夏文化版圖。嶺南、八閩與河西此時尚且處於漢朝勢力之外，巴蜀地區交通尚不便，北邊諸郡也是匈奴襲擾的前線，所以司馬遷的足跡此時並未涉足。不過，我們從孔子周遊列國到司馬遷壯遊天下，二者範圍的變化，其實也能看出華夏文化波及地域的整合與擴大。

司馬遷在壯遊之後的仕宦生涯中，也先後跟隨漢武帝的巡行周遊了關中附近的壇祀，見證過漢武帝的封禪泰山，更是作爲使者，出使過當時被稱爲西南夷的大西南，成爲繼唐蒙、司馬相如、公孫弘之後，第四位出使西南的使者。從漢武帝身邊，到被巴、蜀以南的新設五郡，司馬遷勢必要路過漢中或巴東進入巴蜀之地，進而向巴蜀盆地西南山地進發完成其出使任務。由此觀之，司馬遷的自費壯遊與公費差旅，幾乎走過西漢王朝除遼東、河西、嶺南以外的全部疆域，也爲其《史記》著作提供了豐厚的旅行觀感背書。

自司馬遷之後，士大夫階層的壯遊、差旅也隨着大一統帝國時代的到來而漸趨頻繁，唐代詩人李白、宋代詞人蘇軾便是在唐與宋兩大古典中國的高峯之世，於壯遊或貶謫途中，用詩詞點染江山的代表性人物。不論是處於“人生得意須盡歡”的高光時刻，還是處於“鶴骨霜髯心已灰”的低谷暮年，詩詞賦予行程以詩意，讓人生逆旅，化作詩意行走。以至於千百年後的後人，得以無數次通過他們的詩篇，依稀看到那令詩人妙筆生花的旅途一瞬。

在李白的詩篇中，我們能看到“霜威出塞早，雲色渡河秋”晉陽城外的太原早秋，能看到“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盛夏時節的廬山飛瀑，能看到“雲霞明滅或可睹”的夢中仙山天姥山，能看到“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的滔滔大河，也能看到“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的秦嶺終南山。詩篇譜寫着江山，讓後世旅行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吟詠，詩意就此伴隨着典故，盪漾開來。

蘇東坡人生旅程的最後一段，貶謫惠州、儋州期間的嶺南行程，比起之前的經歷，其實最像是旅行。一生起落，早已磨礪成熟了一代文豪的心志，那個在密州“老夫聊發少年狂”的中年太守，那個在黃州悟透“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的團練副使，那個在文赤壁與沙湖道中分別吟詠着“千古風流人物”、感慨“一蓑煙雨任平生”的貶謫士人，自梅關初入嶺南時仍舊喟嘆“自古南來幾人回”的“鶴骨霜髯”的老人，終究還是趁着前往貶謫之處的途中，遊山玩水，一路把一池池湖水化作了一汪汪“西湖”，南華寺神會六祖，羅浮山中遇真人，“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蘇軾的嶺南旅行，自梅關起，順湞水而下，至韶州而南，越英州、羅浮而入惠州，居惠州三四年，埋葬了英年早逝的紅顏知己王朝雲，再度西行被貶赴海南，途中在廣州扶胥港（今黃埔）南海神廟旁題詩“浴日亭”留下“扶胥浴日”作爲宋元時期的廣州八景，順西江而上，路過六祖惠能大師出生、頓悟、植梅、圓寂的光孝寺、梅庵、國恩寺，至梧州而直趨雷州，而後渡海抵達“島邊天外”“一萬里，斜陽正與長安對”，是仍舊心懷社稷的心，“乘桴且恁浮於海”則是放達天外的豁達胸懷。

如果說人生亦是旅行，那麼蘇軾因嶺南貶謫附送的旅行，更像是其一生通往更大格局的一次試煉。從惠州到儋州，嶺表天外的際遇，盡化作詩詞章句間的牽絆與豁達。回顧蘇軾一生，我們會發現那些旅途中的詩篇，往往最爲經典，足以照見天地心。

從聖王到帝王，從使者到僧侶，再到文人士大夫，中國古代旅行家羣體，最終在明代中後期的資本主義萌芽與市民文化大興的浪潮下，孕育出同樣出身文人士大夫階層的徐霞客，集歷代旅行家優點之大成。作爲一個真正意義下的旅行家，出現在晚明時代的徐霞客，也是文人畫、山水詩以及迴盪在天地間的文人英雄夢歷經千年文化傳統積澱之所致，理應被放置在一個漸次成型的旅行家羣體隊列中看待。

編輯：朱陽夏

責編：陳泰湧

審覈：馮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