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齐鲁晚报

乾隆钦点他“代写”,还曾让刘墉、纪晓岚向他好好学习

董诰:不敢斗和珅的官员不是好画家

2024保利香港春拍董诰《寿寓恬熙·桐荫玩月》 在寿光现存碑刻中,有一方张太恭人墓志是董诰书写的。董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但他其实是个牛人。在刚过去的2024保利香港春拍,《石渠宝笈》著录的董诰丹青并嘉庆御题《寿寓恬熙·桐荫玩月》领衔书画专场的清宫翰墨专辑,拍出了108万港元的佳绩。董诰是与和珅、刘墉、纪晓岚同时期的人物。当时清廷真正能与和珅抗衡的,其实并不是大家熟知的刘墉和纪晓岚,董诰算是其一。董诰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

□张书功

“官二代”也是“画二代”

张太恭人墓志刊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曹学闵撰文,董诰书丹,蓝应元篆盖。曹学闵(1719—1787)是清代山西汾阳县人。清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内阁侍读学士,宗人府丞。他与纪晓岚为同年,“交最契”。蓝应元(生卒年月不详)是清代福建漳浦县人,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曾纂修《四库全书》,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官至礼部侍郎。

相较于这两人,董诰的名气要大很多。董诰(1740—1818年)是清代浙江富阳县人,他的父亲是拥有官员和画家双重身份的董邦达。作为官员,董邦达官至工部尚书、礼部尚书,赐紫禁城骑马。作为画家,“深为今上(皇帝)所赏”。金石学家阮元(1764—1849)称赞其山水画为“国朝第一手”。时人将其与五代董源、明代董其昌并称“三董”。

身为董邦达长子,董诰不仅是“官二代”,也是“画二代”。一般拿着这种“好牌”,很多人都会大意栽跟头,毕竟“伴君如伴虎”。但董诰深谙为官之道,“如履薄冰”,勤勉谨慎,加之有书画特长,一路官运亨通,大大超过了他的父亲。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履历。

董诰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考中探花(进士第三名),乾隆帝因其为大臣之子,故改作二甲第一,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留任翰林,授编修。三十二年(1767),入懋勤殿写金字经为皇太后祝寿。第二年,举行了翰林、詹事的升级考试,这个考试是不许称病托词,规避请假的,但董诰因为正在写经,所以不用参加,但仍“特加一级”,不久升“中允”。这里就能看出会书画的好处。

三十六年(1771),入值南书房。南书房是乾隆帝与一帮大臣研讨学问、写字作画的地方,一般“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就这样,董诰成了乾隆身边的“学术顾问”。因为他画得好,加之为人“奉职恪勤”,乾隆帝很器重他。不久,“累迁内阁学士”。

之后,他历任工、户、吏、刑各部侍郎,《四库全书》副总裁,奉命辑《满洲源流考》。四十四年(1779),升为军机大臣。五十二年(1787),加太子少保,擢户部尚书。嘉庆元年(1796),破格提拔为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服丧期满后,复入军机,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集太子太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上书房总师傅等荣誉于一身,两次图形紫光阁(陈设功臣画像),可谓位极人臣。嘉庆二十三年(1818)以太保大学士(正一品)致仕,当年病卒,谥文恭。

尤为可贵的是:董诰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可谓两袖清风。董诰去世后,嘉庆帝亲临祭奠,御制哀诗有“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庄田”之句,并亲自拨款建立“董公祠”。

曾被和珅打小报告

董诰是董邦达之子,如此平稳、辉煌的仕途,非要说跟父亲没关系,自然没有人相信。但有几件事真能说明他自身很优秀。

乾嘉之交,董诰与和珅共事。乾隆想召嘉庆老师、安徽巡抚朱珪进京入阁,嘉庆提前写信祝贺,却被和珅探知,于是到乾隆面前打小报告:“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意思是,嘉庆暗地里拉帮结派收买人心。乾隆很生气,问董诰按照律法应该怎样处置?董诰赶紧跪下磕头:“圣主无过言。”意思是嘉庆没有说过头的话。乾隆沉默良久,然后嘱咐董诰说:“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一定要给朕好好辅导他(嘉庆)。乾隆于是作罢。

董诰回家服丧期间,正值川、楚白莲教起义,乾隆帝每次见到大臣就会问:“董诰何时来?”董诰服丧期未满,乾隆就让他代理刑部尚书,专管秋审和军营纪略,并当着众大臣的面替董诰解释:“诰守制已逾小祥,不得已用人之苦心,众当共谅。”不是朕有意违反规定,因为急需用人,不得已才这样。

乾隆还曾拿董诰与刘墉、纪晓岚等人比较,董诰完胜。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大学士久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乾隆认为刘墉、纪晓岚、彭元瑞三人虽然资深,但是刘墉“遇事模棱”(犹豫不决),彭元瑞“以不检获愆”(犯过错误),而纪晓岚“读书多而不明理”(书呆子),只有董诰“在直勤勉”(工作勤奋认真),于是破格提拔为东阁大学士,并交待刘墉、纪晓岚、彭元瑞三人要好好向董诰学习。董诰供职军机四十多年,觐见皇帝都是当面陈说,不用奏本,这是极高的礼遇。乾隆晚期和珅当权执政,排除异己,常有倒行逆施。董诰与王杰“支柱其间”,遇事多所纠正。后来他跟王杰协助嘉庆,铲除了和珅,使朝纲不坠。

清嘉庆十八年(1813),北方爆发了天理教起义,一些天理教徒在太监的接应下冲进紫禁城。当时嘉庆帝正在从避暑山庄回京的路上,中途闻变,十分震惊,进退两难。有人建议等各省调兵来救,再回京师。董诰坚决反对,认为皇帝到达京城,祸乱即可平息。于是继续前进,百姓得知御驾进京的消息,果然人心稳定,祸乱也平息下来。《清史稿》评价此事说:“林清之变,(董诰)独持镇定,尤为时称云。”

乾隆钦点的“代写”人

董诰不仅官场得意,书画也受到乾隆和嘉庆两位皇帝的赏识,与其父有“大、小董”之称。有研究文章认为:清代宫廷绘画在康、干时期达到了最鼎盛阶段,并出现了以文学侍从之臣组成的“词臣”创作群体,而董诰便是该群体的佼佼者。

董诰的书法碑帖并包,融古出新,造诣深厚。尤其是楷书,结构严谨,字形端庄秀丽,充满着一种优雅的美感。传说他可以在一粒芝麻上书写“天下太平”四个字,其功力可见一斑。他曾自述:“余习书自十岁受家教,初学唐碑,继学篆、隶,旁及魏、晋钟鼎铭文及汉建昭雁足石刻篆文。尤喜《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兰亭集序》等帖。”

董诰还是乾隆帝钦点的“代写”人。乾隆帝在《快雪时晴帖》题记中写道:“予八十有三,不用眼镜。今岁诗字,多艰于细书,命董诰代写,亦佳话也!”自己已经83岁了,到了这个年纪竟然不用戴眼镜,让他颇为自得。虽然如此,毕竟岁月不饶人,蝇头小楷还是吃力,于是就命董诰为自己代写。

董诰的绘画深受其父影响,《清画家诗史》谓董诰“山水禀承家学,秀雅绝尘”,《清代画史增编》亦有“禀承家学,山水绝伦”之语。在家学基础上,他又利用侍从近臣的身份,饱览宫廷收藏,使自己的山水艺术能够上窥宋元经典,遂成一代名手。清人周凯在《富阳画山水者记》中记载:“画山水者,国朝董文恪(董邦达)、文恭(董诰)二公最著。文恪自入都后,画益进,所观览者多,故用笔、用墨皆臻古法,得唐、宋、元、明诸大家意；文恭山水多作于翰林时,虽苍劲不及文恪,而福泽所钟,有正笏垂绅之度,小幅亦深厚峻逸,赵荣禄、高尚书流亚也。”周凯认为,董诰的绘画虽不如董邦达苍劲,但是庄重大气,有盛世气象。小幅作品深厚峻逸,与元代赵孟𫖯、高克恭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