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齊魯晚報

乾隆欽點他“代寫”,還曾讓劉墉、紀曉嵐向他好好學習

董誥:不敢鬥和珅的官員不是好畫家

2024保利香港春拍董誥《壽寓恬熙·桐蔭玩月》 在壽光現存碑刻中,有一方張太恭人墓誌是董誥書寫的。董誥這個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但他其實是個牛人。在剛過去的2024保利香港春拍,《石渠寶笈》著錄的董誥丹青並嘉慶御題《壽寓恬熙·桐蔭玩月》領銜書畫專場的清宮翰墨專輯,拍出了108萬港元的佳績。董誥是與和珅、劉墉、紀曉嵐同時期的人物。當時清廷真正能與和珅抗衡的,其實並不是大家熟知的劉墉和紀曉嵐,董誥算是其一。董誥到底是個怎樣的人物?

□張書功

“官二代”也是“畫二代”

張太恭人墓誌刊於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曹學閔撰文,董誥書丹,藍應元篆蓋。曹學閔(1719—1787)是清代山西汾陽縣人。清乾隆十九年(1754)進士,官至內閣侍讀學士,宗人府丞。他與紀曉嵐爲同年,“交最契”。藍應元(生卒年月不詳)是清代福建漳浦縣人,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進士。曾纂修《四庫全書》,任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官至禮部侍郎。

相較於這兩人,董誥的名氣要大很多。董誥(1740—1818年)是清代浙江富陽縣人,他的父親是擁有官員和畫家雙重身份的董邦達。作爲官員,董邦達官至工部尚書、禮部尚書,賜紫禁城騎馬。作爲畫家,“深爲今上(皇帝)所賞”。金石學家阮元(1764—1849)稱讚其山水畫爲“國朝第一手”。時人將其與五代董源、明代董其昌並稱“三董”。

身爲董邦達長子,董誥不僅是“官二代”,也是“畫二代”。一般拿着這種“好牌”,很多人都會大意栽跟頭,畢竟“伴君如伴虎”。但董誥深諳爲官之道,“如履薄冰”,勤勉謹慎,加之有書畫特長,一路官運亨通,大大超過了他的父親。下面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履歷。

董誥於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考中探花(進士第三名),乾隆帝因其爲大臣之子,故改作二甲第一,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後,留任翰林,授編修。三十二年(1767),入懋勤殿寫金字經爲皇太后祝壽。第二年,舉行了翰林、詹事的升級考試,這個考試是不許稱病託詞,規避請假的,但董誥因爲正在寫經,所以不用參加,但仍“特加一級”,不久升“中允”。這裏就能看出會書畫的好處。

三十六年(1771),入值南書房。南書房是乾隆帝與一幫大臣研討學問、寫字作畫的地方,一般“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入值。就這樣,董誥成了乾隆身邊的“學術顧問”。因爲他畫得好,加之爲人“奉職恪勤”,乾隆帝很器重他。不久,“累遷內閣學士”。

之後,他歷任工、戶、吏、刑各部侍郎,《四庫全書》副總裁,奉命輯《滿洲源流考》。四十四年(1779),升爲軍機大臣。五十二年(1787),加太子少保,擢戶部尚書。嘉慶元年(1796),破格提拔爲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服喪期滿後,復入軍機,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集太子太保,太子太師、太子太傅、上書房總師傅等榮譽於一身,兩次圖形紫光閣(陳設功臣畫像),可謂位極人臣。嘉慶二十三年(1818)以太保大學士(正一品)致仕,當年病卒,諡文恭。

尤爲可貴的是:董誥父子“歷事三朝,未嘗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可謂兩袖清風。董誥去世後,嘉慶帝親臨祭奠,御製哀詩有“只有文章傳子侄,絕無貨幣置莊田”之句,並親自撥款建立“董公祠”。

曾被和珅打小報告

董誥是董邦達之子,如此平穩、輝煌的仕途,非要說跟父親沒關係,自然沒有人相信。但有幾件事真能說明他自身很優秀。

乾嘉之交,董誥與和珅共事。乾隆想召嘉慶老師、安徽巡撫朱珪進京入閣,嘉慶提前寫信祝賀,卻被和珅探知,於是到乾隆面前打小報告:“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意思是,嘉慶暗地裏拉幫結派收買人心。乾隆很生氣,問董誥按照律法應該怎樣處置?董誥趕緊跪下磕頭:“聖主無過言。”意思是嘉慶沒有說過頭的話。乾隆沉默良久,然後囑咐董誥說:“汝大臣也,善爲朕輔導之。”一定要給朕好好輔導他(嘉慶)。乾隆於是作罷。

董誥回家服喪期間,正值川、楚白蓮教起義,乾隆帝每次見到大臣就會問:“董誥何時來?”董誥服喪期未滿,乾隆就讓他代理刑部尚書,專管秋審和軍營紀略,並當着衆大臣的面替董誥解釋:“誥守制已逾小祥,不得已用人之苦心,衆當共諒。”不是朕有意違反規定,因爲急需用人,不得已才這樣。

乾隆還曾拿董誥與劉墉、紀曉嵐等人比較,董誥完勝。事情是這樣的——當時大學士久缺,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乾隆認爲劉墉、紀曉嵐、彭元瑞三人雖然資深,但是劉墉“遇事模棱”(猶豫不決),彭元瑞“以不檢獲愆”(犯過錯誤),而紀曉嵐“讀書多而不明理”(書呆子),只有董誥“在直勤勉”(工作勤奮認真),於是破格提拔爲東閣大學士,並交待劉墉、紀曉嵐、彭元瑞三人要好好向董誥學習。董誥供職軍機四十多年,覲見皇帝都是當面陳說,不用奏本,這是極高的禮遇。乾隆晚期和珅當權執政,排除異己,常有倒行逆施。董誥與王傑“支柱其間”,遇事多所糾正。後來他跟王傑協助嘉慶,剷除了和珅,使朝綱不墜。

清嘉慶十八年(1813),北方爆發了天理教起義,一些天理教徒在太監的接應下衝進紫禁城。當時嘉慶帝正在從避暑山莊回京的路上,中途聞變,十分震驚,進退兩難。有人建議等各省調兵來救,再回京師。董誥堅決反對,認爲皇帝到達京城,禍亂即可平息。於是繼續前進,百姓得知御駕進京的消息,果然人心穩定,禍亂也平息下來。《清史稿》評價此事說:“林清之變,(董誥)獨持鎮定,尤爲時稱雲。”

乾隆欽點的“代寫”人

董誥不僅官場得意,書畫也受到乾隆和嘉慶兩位皇帝的賞識,與其父有“大、小董”之稱。有研究文章認爲:清代宮廷繪畫在康、乾時期達到了最鼎盛階段,並出現了以文學侍從之臣組成的“詞臣”創作羣體,而董誥便是該羣體的佼佼者。

董誥的書法碑帖幷包,融古出新,造詣深厚。尤其是楷書,結構嚴謹,字形端莊秀麗,充滿着一種優雅的美感。傳說他可以在一粒芝麻上書寫“天下太平”四個字,其功力可見一斑。他曾自述:“餘習書自十歲受家教,初學唐碑,繼學篆、隸,旁及魏、晉鐘鼎銘文及漢建昭雁足石刻篆文。尤喜《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太師箴》《蘭亭集序》等帖。”

董誥還是乾隆帝欽點的“代寫”人。乾隆帝在《快雪時晴帖》題記中寫道:“予八十有三,不用眼鏡。今歲詩字,多艱於細書,命董誥代寫,亦佳話也!”自己已經83歲了,到了這個年紀竟然不用戴眼鏡,讓他頗爲自得。雖然如此,畢竟歲月不饒人,蠅頭小楷還是喫力,於是就命董誥爲自己代寫。

董誥的繪畫深受其父影響,《清畫家詩史》謂董誥“山水稟承家學,秀雅絕塵”,《清代畫史增編》亦有“稟承家學,山水絕倫”之語。在家學基礎上,他又利用侍從近臣的身份,飽覽宮廷收藏,使自己的山水藝術能夠上窺宋元經典,遂成一代名手。清人周凱在《富陽畫山水者記》中記載:“畫山水者,國朝董文恪(董邦達)、文恭(董誥)二公最著。文恪自入都後,畫益進,所觀覽者多,故用筆、用墨皆臻古法,得唐、宋、元、明諸大家意；文恭山水多作於翰林時,雖蒼勁不及文恪,而福澤所鍾,有正笏垂紳之度,小幅亦深厚峻逸,趙榮祿、高尚書流亞也。”周凱認爲,董誥的繪畫雖不如董邦達蒼勁,但是莊重大氣,有盛世氣象。小幅作品深厚峻逸,與元代趙孟頫、高克恭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