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記》描寫了一個介於“大同”與“小國寡民”間的自然社會，千百年來，陶淵明筆下的那個“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的鄉村成了無數人的精神家園。關於理想家園的設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標準，《老子》中說“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民不遠徙；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禮記·禮運篇》中的另一種“大同”理想：“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結合《桃花源記》中陶淵明對村民生活狀態的描寫，我們很容易看出他的懷古理想和老子無爲而治、小國寡民的思想之間的聯繫。貴州的銅仁也是一個以道家思想影響較大的地區，考察銅人之名，緣於元代“銅人出水”的傳說。相傳元朝初年，有一位漁翁在錦江大小江匯流處銅巖下捕魚時，在水底撈出孔子、老子、釋迦牟尼三尊銅像。朝廷據此設銅人大小江等處蠻夷軍民長官司。明永樂十一年平定思南、思州兩宣慰司後，於銅人建立銅仁府，改“人”爲“仁”，古“人”、“仁”相通。也就是說銅仁的“仁”，乃三個銅人也，他們分別代表儒、佛、道。考銅仁文化思想的淵流，銅仁也確實是一個儒、佛、道思想並存的地區，尤其是道家思想在銅仁影響較大，至今許多地方鄉下人的生老病死還離不開道師，人死之後辦道場、施法術，更是爲很多人所信奉。

1．社會經濟、政治方面　

在《桃花源記》中，描繪了以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農業經濟社會。“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桃花源記》)人們有良田，種植桑樹、養魚植竹，按照四季輪換，種植五穀等作物。“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極力否定魏晉以來的君主制度，展示一個與秦漢魏晉等封建主義社會相對立的理想社會。“先世避秦時亂，來此絕境，不復出焉……”秦在公元前200年左右，晉在公元300到400多年，前後五六百年“與外人間隔”，外人也從未發現他們，可見周圍環境是荒山野嶺，交通閉塞，人跡鮮到之處。

銅仁自春秋至今大約近三千年的時間大體上處於這種封閉狀態，銅仁道家思想也是從古至今代代沿襲。銅仁周(春秋)時屬楚，爲楚國西南境黔中地(郡)。“黔中”之名，最早見於《史記》。《史記·秦本紀》載：“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戰國時，仍爲楚黔中地(郡)，秦曾置黔中郡。漢改黔中郡爲武陵郡，銅仁屬武陵郡辰陽縣，隸屬荊州刺史部。三國時先屬蜀，後屬吳，孫吳政權將武陵郡轄縣調整成11縣，銅仁地仍屬辰陽縣。晉屬荊州武陵郡。據《松桃廳志》記載：“松桃自古爲紅苗巢穴。”所謂“紅苗”，是明代的稱呼，漢代以前稱爲“武陵蠻”、“五溪蠻”。

《國語·楚語下》有“三苗”“其後復九黎之德”的記載，是指由九黎發展而來，最後一部分聯合楚國建立了楚國，並逐漸與華夏族融合，另一部分則先後避秦入鄂、湘、川、黔交界的武陵郡五溪地。幾千年來生活在這裏的人民，生產、生活、文化等方面基本上處於與外界隔絕的境地。《貴州古代史考》雲：漢初，西南各國(部族或部族聯盟)不服於漢(含巴郡)，稱爲西南夷，與漢隔絕七十餘年。大約在戰國末期和秦漢時期，他們爲了逃避戰亂，從荊襄之地，扶老攜幼，或沿江，或爬山，一部分經由湘西花垣、鳳凰、瀘溪、麻陽進入銅仁，另一部分經由巴蜀酉陽、秀山進入銅仁。

面對秦亂，爲了安全保命，“不避深幽”，肯定是逃往深山大谷。而能夠躲藏五百年不被外人發現的武陵山片區，就只有峯巒疊嶂、溝壑縱橫的銅仁梵淨山纔有這種可能。由於地處武陵山腹地，邊遠閉塞，交通阻梗，加上歷代土司推行“蠻不出境，漢不入峒”的封閉政策，因而銅仁武陵山人長期與世外隔絕，過着沒有動亂、沒有苛政、沒有壓迫和剝削的安樂、平等、自給自足的“世外桃源”生活。正如《桃花源記》中所描繪的“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的小國寡民的自然社會。

2．王稅方面　

桃花源的人們“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童孺縱行歌，斑白歡遊詣……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人們致力於農耕，沒有任何外來干擾奪其農時，作物能按時播種，收穫的時候沒有“王稅”。在這種境界裏，少年老人樂陶陶地享有不盡的快樂。再看武陵山區“武陵蠻”的情況(《宋書》卷97“夷蠻傳·荊州蠻傳”)“蠻民順附者，一戶輸谷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所在多深險。”朝廷對待歸順的蠻人是與漢人一樣的賦稅，而對於“五溪蠻”紅苗，即不納賦稅，因此漢人多逃亡入蠻。桃花源的故事發生在武陵，而此處正是銅仁五溪蠻居住的地方。

3．衣着方面　

《桃花源記》中有“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關於桃源人的衣着，在與《桃花源記》互爲表裏的《桃花源詩》中有云：“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無新制，指沒有新的樣式。自秦至晉，近五百年的時間裏衣服樣式因與外隔絕沒有變化。其中的“外人”當爲“外國人”或“方外人”講，而非桃源外的人。因爲在我國晉時，與四方各國交往已相當頻繁，僅《晉書·四夷傳》所載“凡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國”，傳中亦多載服飾各異。《書·畢命》：“四夷左衽，罔不鹹賴。”四夷指是哪些？《後漢書·東夷傳》解釋：“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雲。”

苗族的祖先是蚩尤。其後裔發展成爲春秋戰國的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國。《史記·楚世家》載：楚國的先君爲熊渠、熊通等，他們一向自稱是與華夏有別的蠻人，並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政”。《通志·民族略》曰：“楚以鬻熊之故，世稱熊氏”。銅仁松桃苗族姓氏中包含有顓、來、鯀、熊、夷等姓，居住在湘鄂川黔地區的苗族都自稱是“仡熊”，其漢語即爲“苗族”。也就是說，“仡熊”這支苗族是古代荊蠻苗民後裔的一部分。而桃花源人“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因與晉時年代久遠，服飾自然差別很大，直到現在銅仁苗族的服飾仍然沿襲古制，據清代《百苗圖》：黔東(銅仁)男裝多爲青色土布衣褲，包青頭帕。女裝以交領上衣和百褶裙爲基本款式，以青土布爲料，花飾滿身。若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生活在武陵山的苗人服飾與現今的服飾有很大差別，依然“悉如外人”。

4．家庭社會關係方面　

《桃花源記》中，“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人們沒有憂傷，和睦相處，更多地表現了友情、親情、人情，富有濃郁的人情味和生活氣息，反映了人與社會的和諧關係。“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鹹來問訊。”據《銅仁府志》載，“銅仁地處偏隅，夙稱樸厚”、“相雜成俗，而遺風未遠，不無染漬，久之遂忘其自來，悶悶淳淳，尚存古意”、“民性淳和，欲尚儉約。”《松桃廳志·風俗》雲：“民風古樸，家常食惟谷蔬。”銅仁山巒秀美、民風淳樸、村莊靜謐，尊老愛幼、鄰里和睦。銅仁的今天交通便利、經濟發達，人們的生活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還被評選爲“西部名城”，人們待人誠懇、友善，逢年過節相互串門，走親訪友，主人殺雞宰羊，設宴款待，其樂融融。

從以上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陶淵明則取捨“大同”、“小國寡民”調和而形成一種特殊的自然社會。朱光潛《詩論·陶淵明》中提到：“《桃花源記》所寫是一個理想的農業社會，無政府組織，甚至無詩書歷志，只‘有良田美竹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這境界頗類似盧梭所稱羨的‘自然狀況’。陶淵明身當亂世，眼見所謂典章制度徒足以擾民，而農業國家的命脈還是繫於耕作，人生真正的樂趣也在桑麻閒話，樽酒消憂，所以寄懷於‘桃花源’那樣一個淳樸的烏托邦。”這種自然的社會，與銅仁淳樸無爭的烏托邦式的社會模式有着極其的相似之處。

我們知道，文化有鮮明的民族性，也有鮮明的地域性。對於第二次出仕江陵，身處不同文化環境的陶淵明來說，能否認同當下居住地的文化是極其重要的。東晉時江陵地處武陵山區邊緣，與貴州銅仁同屬荊州。數百年來，武陵山區“武陵蠻”閉關鎖族，與世隔絕，儼然一個老子筆下“小國寡民”的自然社會，而陶淵明爲了精神上的自由和人格上的獨立，選擇了歸園田居，嘯傲林泉，正是認同了武陵山區的蠻文化，他在武陵山區的見聞，爲其晚年撰寫《桃花源記》提供了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