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光軍（1918年-）廣東韶關人，1938年到延安進入抗日大學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抗大”總校政治部保衛部工作，留在太行山的“抗大”六分校任大隊特派員。1946年，任劉、鄧野戰軍第三縱隊九旅保衛科長。1977年，擔任上海儀表局副局長。1983年離休。

今年是抗戰勝利70週年，因爲身體原因，我未能前往北京參加紀念活動，但我向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捐贈了一臺老式照相機，這是我在抗戰中從日僞軍手中繳獲的戰利品。作爲抗戰的親歷者，憶起種種往事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我家世居廣東韶關，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當時家鄉人民都非常氣憤，說“日本仔”實在欺人太甚，許多愛國青年紛紛從戎報國。我的大哥劉夢暉與三哥劉如心都是共產黨員，在他們的影響下，兄妹五人決定前往延安抗日大學學習，參加革命抗日救國。父親對我們非常支持，他說：“沒有國，哪有家？你們兄妹去打日本鬼子報效國家，好得很！但是這次前往延安路途遙遠，要照顧好兩個十四、五歲的妹妹。”就這樣，在1938年，我與大哥、三哥和兩個妹妹一起，身背家鄉竹筒做的水壺，踏上了奔赴延安的道路。

我們時而搭車，時而步行，有時還要翻山越嶺。當時大城市經常遭遇日軍轟炸，我們只好設法繞路前行，走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終於到達了革命聖地延安。三哥劉如心抵達延安後不久即被派往英國深造，我和其他三兄妹均留在延安抗日大學學習，二哥畢業後加入國民革命軍投身正面戰場。至此，我們兄妹六人，在不同的黨派、不同的部隊、不同的戰線打擊日本侵略者。

1939年我從“抗大”畢業，留校擔任保衛幹事。同年，因爲日軍步步進犯，“抗大”總校遷出延安，駐紮在比鄰太行山的邢臺地區。在“抗大”根據地附近，有兩個日軍的據點，經常開展“掃蕩”，而“抗大”師生均沒有武器，爲保障“抗大”安全，“抗大”領導組織了最精幹的人員，配發最好的武器，組成了便衣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後收集情報，在敵軍開展“掃蕩”前通知學校撤離，這就是後來著名的“敵後武工隊”。我擔任邢東地區武工隊副隊長，直接負責指揮武工隊小組在這一敵後地區的行動。

武工隊老照片

在影視作品中，武工隊隊員經常與日僞軍短兵相接。但在現實中，這樣的情況極少出現。日軍的炮樓非常堅固，周圍還有注水的壕溝，強攻必然得不償失。因此武工隊最重要的任務並不是上陣殺敵，是在敵佔區爭取人心，獲得重要的物資與情報，配合主力部隊開展作戰行動，維持敵後交通線的暢通。這是一條看不見的戰線，是山東、江南地區根據地來抗大學習的主要通道，雖然沒有戰火紛飛，但同樣至關重要。

我們活動的邢東地區是對敵鬥爭最爲激烈的區域，當地的日軍主要負責守備鐵路，在沿線設立了許多炮樓作爲據點。我們除了要蒐集情報外，還要在敵佔區籌集軍糧，解決根據地糧食緊缺的問題，所以必須獲得羣衆的支持，把原本送給日軍的軍糧爭取過來。在當時的敵佔區，日軍的兵力也比較有限，只能重點守備鐵路沿線，而且到了晚上就退回炮樓，因此晚上就成了我們的天下。

在武工隊的宣傳動員下，當地羣衆的抗日熱情得到了激發，偷偷將糧食送給八路軍，許多不願意當“漢奸”的僞保長也紛紛與抗日政府合作，白天與日軍周旋，晚上就給八路軍送糧送情報。

在抗大武工隊的努力下，糧食等物資被源源不斷地送往八路軍根據地，而敵人對“抗大”駐地的“掃蕩”行動，也均以撲空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