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地球村，每个人都不免会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但是许多人都苦于世界政治太过复杂难以入手，《世界政治：：趋势与变革（第16版）》提供了一个恰切的入门路径，配以实例解说，有助于读者全面而迅速地了解世界政治的理论与现实，进而借助书中提供的方法去认识和分析现实国际政治。

追求世界领导权

大国对抗一直是世界政治的特征。正如汤因比认为的，有一种很强的可能性就是，历史模式是周期性的。长周期理论（long-cycle theory）详细地阐述了这种对世界政治的理解，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不断演化的大国对抗的框架。根据长周期理论，世界领导权的转移通过一系列独特的阶段表现出来，在这其中，全球性战争时期之后是国际规则制定和制度建设的相对稳定时期。周期的变化伴随着主要国家相对权力的变化，这会改变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过去五个世纪，每一场全球性战争过后都会出现一个霸主（hegemon）。凭借自身无与伦比的权力，霸主会重新塑造全球体系的规则和制度以维持其超群的地位。

霸权总是会对世界领导者强加一种额外的负担。霸主必须在维护自身优越地位的同时，承担维持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成本。随着时间流逝，全球参与的重担就会损耗其力量，因为每个先前的霸主都会过度扩张。随着挑战者的出现，在上一次全球性战争之后谨慎制定的和平协定就会受到攻击。历史上，这样的权力斗争为另一场全球性战争，一个霸主的消亡和另一个霸主的出现设置了舞台。现实主义认为，“从任何一个大国的观点来看，其他所有大国都有可能成为其潜在的敌人……这种恐惧的基础是，在一个大国有能力互相攻击并有动机这么做的世界中，任何一个决意生存的国家都至少必须怀疑其他国家，不愿意信任它们”（Mearsheimer，2001）。

批评者们指出，长周期理论家在经济、军事或国内因素是否会导致周期的产生上意见不一。他们也不同意该理论宿命论般的语调，在他们看来该语调暗示着：全球的命运超出任何决策者的掌控。大国的兴衰必然会像重力法则那样——升上去的必定落下来吗？

尽管如此，但长周期理论表明，你应该思考大国相对力量的变化如何影响世界政治。按照我们的体育比赛的比喻，谁是冠军？冠军在全球运动场上有挑战者吗？这吸引我们关注霸权的转移、全球体系中主导国家的兴衰，以及由此引出的这种长周期能否被打破这一问题。为了强调世界领导权斗争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对世界政治的趋势和变革的影响，本章要求你考察20世纪的三场大国战争，以及这些冲突给21世纪提供的教训。

一战

1914年6月在萨拉热窝，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为了寻求使本民族从奥匈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刺杀了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皇储斐迪南大公，一战就此爆发。这一刺杀在接下来五个星期内触发了一系列的大国行动和反行动，击碎了世界和平。这场战争涉及欧洲大多数国家，并在北美、亚洲和近东形成联盟，成为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之一。到欧洲20世纪第一场主要战争结束时有近1000万人丧生，三个帝国崩溃，一些新国家诞生，共产党则开始了在苏联为期70年的统治，世界地缘政治地图得以重画，进而也为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一战的原因

如何解释这场灾难性战争的爆发呢？有多种答案。最流行的是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即一战是无意中发生的，而非某国高明策划的结果。新现实主义者相信，这是一场由涉事国未能控制的不确定因素和环境因素促成的战争，是一场人们既不希望也没有预料到的战争。不过，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则认为，这场战争是蓄意选择的结果：“［这是］一场悲剧和不必要的冲突……因为如果各国能够表现出谨慎或共同的善意，导致其爆发的一系列事件就有可能在第一次武装冲突发生前五个星期的危机期间的任何一个时点被打断。”（Keegan，1999）

结构主义 建构在全球分析层面上的结构主义假定，无政府的全球体系内部不断变化的权力分配，是决定国家行为的首要因素。考察一战前夕的国际环境，许多历史学家假设，大国针对彼此结盟的方式创造了一种引发武装冲突的环境。大国此前重整军备的努力，以及它们之间的同盟和由此产生的反同盟，与军事动员和军备竞赛造成的压力一起，形成了把欧洲政治家拖向战争的动力。

这种结构主义解释集中关注19世纪，当时英国主宰着世界政治。英国是一个在气质、传统和地理上与大陆事务分离的岛国。英国的海军力量让它掌控了世界上的航线，并控制了从地中海延伸到东南亚的广袤帝国。这种支配地位有助于威慑侵略行为。然而，德国对英国的权力提出了挑战。

1871年统一后，德国经济繁荣并利用其增长的财富创建了令人生畏的陆军和海军。伴随着不断增强的力量而来的是更大的野心和对英国优越地位的憎恨。作为欧陆居于支配地位的军工大国，德国试图争夺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和地位。正如威廉二世在1898年宣称的那样，德国“在老欧洲狭窄的边界外有伟大的任务”。德国崛起的力量和全球抱负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

但是，德国并非世纪之交新出现的唯一大国。俄罗斯也在扩张并成为德国的威胁。德国唯一的盟国奥匈帝国实力的衰落增加了德国对俄罗斯的担忧，德国对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的强烈反应便显示了这一点。德国害怕一场长期战争会发生不利于自己的均势变化，它相信打赢一场短暂的、地域性的战争还是可能的并有望获得更为有利的结果。因此，德国支持奥匈帝国无限制地攻击塞尔维亚。

尽管德国推算的逻辑很清晰：一场胜利的战争将会支持奥匈帝国并牵制俄国的影响，但结果却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法俄联合起来保护塞尔维亚，很快英国也加入进来，反对德国，保护巴尔干的中立。1917年4月，随着美国对德国的潜艇战做出回应加入冲突，这场战争在范围上真正成为全球性的。

我们再一次从全球分析层面观察到，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动态变化是一个因果因素：历史的趋势是形成对立的联合，从而使得军事力量的分布“被平衡”，以防任何一个单一大国或集团严重威胁别国。而这也恰恰正是发生在斐迪南大公遇刺前十年里的情形。欧洲的军事联合走向极化，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组成的三国同盟，反对英法俄组成的三国协约。按照这种结构主义解释，在俄国动员军队以应对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攻击之后，各种交叉的同盟义务就把一个又一个欧洲大国拖入了战争。

民族主义 作为一种在国家分析层面上对一战起源的备选诠释，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增长，特别是在东南欧的增长，创造了一种舆论氛围使得战争成为可能。美化民族遗产特殊性的群体开始鼓吹他们的国家优于其他所有国家的地位。民族主义情绪的加强，很快就唤起了长期受压抑的族群偏见，这一偏见甚至也出现在领导人中间。例如，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SergeiSazonov）声称他“鄙视”奥地利，而威廉二世则宣称“我讨厌斯拉夫人”。

国内的动荡局势激起了这些民族主义的热情，使得人们很难从另一种观点去看待事情。奥地利人坚信他们正在维护自己国家的荣誉，因而无法理解俄国人为什么会给他们贴上“侵略者”的标签。德国人对其他民族感情的不敏感，妨碍了他们去理解俄罗斯人自尊心的力量，俄罗斯人对若允许德奥摧毁它所保护的弱小的塞尔维亚而蒙羞的惧怕，以及俄罗斯人愤怒的强度。由于每一方都轻视他国的民族性和族群特质，作为战争替代选择的外交手段自然也就难以维持。

蓄意选择 在个人分析层面上，决策理论提供了关于一战起源的第三种诠释。从理性选择理论（它强调领导人会在仔细评估能最好地实现他们自身及国家利益的备选选项的相对有用性后做出决定）的观点来看，这场战争是德国的精英分子偏爱与法俄交战以巩固德国在欧陆的地位、确立德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并把国内的注意力从内部问题上转移开的结果。决策的理性选择模式表明，最好是把一战看作相互对抗的大国有意识地互相竞争全球权力的产物。预期理论提供了同样的洞见，强调领导人为了避开损失可能会接受风险。这种诠释认为，是聚集在柏林王宫前的人们把欧洲推向战争的边缘，“德国企图在俄国变得越来越强大并实现与德国平起平坐之前（预期这将会在1917年实现）保住它的地位”（Levy，1998b）。

关于引发一战的决策的理性也是有疑问的，历史缔造者模式指向在1914年对许多重大决定负有责任的德皇所起的作用。威廉二世对自己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并经常忽视内阁大臣的忠告。当他做决定时，“它们经常是出于虚荣心和个人感情而非理性计算的结果。德皇也有极大的能力以他想要的方式去看待世界；毫不夸张地说，他有一种把黑的说成白的倾向”（Cashmanand Robinson，2007）。

正如这些对立的诠释所表明的，人们对一战的起因仍有争议。结构主义解释强调权力的全球分配，国内诠释看到的是国家内部的因果因素，决策解释则把注意力指向特定领导人的计算和目标。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部分帮助我们理解引发世界上第一场真正全球性战争的续发事件。

一战的结果

一战改变了欧洲的面貌。战争过后，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三个多族群帝国崩溃，在它们原来的领土上出现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独立的国家。此外也诞生了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国。战争还帮助爱尔兰共和国在1920年从英国独立出来，帮助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推翻俄国沙皇的统治。列宁领导下共产主义的兴起引起了政府和意识形态的改变，这将为未来70年带来地缘政治上的后果。

尽管代价沉重，但由英法俄三国和（后来加入的）美国与意大利组成的联盟，还是击败了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它们的盟国）支配世界的威胁。战争还为建立一个能够防止另一场战争的新的全球体系奠定了基础。“历史上第一次，大众与和平的缔造者们共同确信，战争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以前，霸权、一个特定国家的侵略行为或革命一直是问题。1648年、1713年和1815年，和平的缔造者们试图解决过去的问题并建立防止这些问题重现的秩序。但在1919年这种期望变得更高了。战争的根源与战争本身相比已不再重要。有必要更多地关注未来而不是过去。问题不仅仅是建立和平，而且是建立一个能够成功管理未来所有国际冲突的和平的国际秩序。”（Holsti，1991）

一战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宣告了对战争和把大国竞争、军备、秘密同盟和均势政治合理化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厌恶。此前四年令人震惊的人力和物力损失，使许多在1919年齐聚巴黎参加凡尔赛和会的代表重新评估他们坚信的治国之道。用新的方式建立世界秩序的时机已经成熟。由于对现实主义的幻想破灭，许多人都转向用自由主义作为指导来管理全球的未来。

一战后的十年是自由理想主义的一个高峰。威尔逊总统关于世界秩序的观点出现在他1917年1月的“十四点”演讲中，是根据自由主义原则重建全球体系这一信念的基石，这场“大战”（人们当时对一战的称呼）将会成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威尔逊的主要提议是建立国联，据称它可以保证所有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他的其他建议包括加强国际法，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解决领土争端，促进民主制，裁军，以及自由贸易。

然而，一旦和会开始，狭隘的国家利益便重又浮出水面并削弱了威尔逊的主张，因为许多欧洲领导人都感到他们被那位自负的美国总统所冒犯。“上帝对十诫很满意，”愤世嫉俗的现实主义者、法国总理克莱蒙梭咆哮道，“威尔逊却必须有‘十四点’。”

随着会议谈判的推进，无情的权力政治开始占据上风。最后，代表们只愿支持“十四点”中符合他们国家利益的部分。经过无数次争吵，威尔逊的国联终于被写进与德国的和约中。条约中剩下的部分是惩罚性的，旨在剥夺德国的大国地位。类似条约后来也强加于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其他战时盟国。

《凡尔赛条约》的出台是出于报复的欲望。简言之，德国的军事力量被急剧削减；它被禁止拥有重炮、军用飞机或潜水艇，它的军队被禁止越过莱茵河。德国也丧失了西部靠近法国和比利时、南部靠近新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东部靠近新生国家立陶宛和芬兰的领土。在海外，德国丧失了其所有殖民地。最后，条约中最具羞辱性的条款是，德国被确定要对战争负责并要就损失支付沉重的金融赔偿。听闻条约中严厉的条文后，据说流亡的德皇宣称：“结束战争的战争导致结束和平的和平。”

二战

一战的失败和《凡尔赛条约》带来的耻辱并没有消除德国称霸的野心。相反，这种野心变得更强了。于是20世纪第二次大国战争的条件也就又成熟了，由德意日这三个轴心国对抗一个看似不可能走到一起的由四个国家组成的“大联盟”，尽管后者的意识形态并不相容——苏联奉行共产主义，英法美则走的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世界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付出巨大努力抵挡轴心国威胁的结果。盟国最终取胜，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每天有2.3万人丧生，全世界至少有5 300万人死于持续六年的战争中。为了理解这场毁灭性冲突的根源，我们再次研究在不同的分析层面上发挥作用的因果因素。

二战的原因

1918年德国投降后，一个立宪会议在魏玛起草了一份民主的宪法。许多德国人都对魏玛共和国没有热情。新政府不仅让人们联想到《凡尔赛条约》带来的耻辱，还要忍受对法国1923年占领鲁尔工业区的不满，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反叛和1929年的重大经济危机。到1932年议会选举时，有超过一半选民选择支持极端主义政党而蔑视民主治理，这些政党中最大的是纳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由此也就开始了通往二战漫长而不幸的道路。

通往战争之路的直接原因 1933年1月30日，纳粹领导人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之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帝国议会大厦就神秘被烧。希特勒利用火灾使紧急状态法令合法化。该法令允许他限制公民自由，打压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政治对手。清除掉重要的国会反对派后，纳粹议员就通过了一份授权法案，压制宪法并赋予希特勒独裁权力。

在《我的奋斗》（1924）里，希特勒强烈要求德国收回在《凡尔赛条约》中被割去的疆域，吞并德国人生活的邻国土地并对东欧进行殖民统治。然而在执政的第一年他却装出一副和平主义者的形象，在1934年与波兰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接下来的一年里，最初在《我的奋斗》中勾画的目标爬上了希特勒对外政策议程的顶端。希特勒彻底忽略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里禁止使用军事力量作为解决国际冲突手段的规定。1935年，他否定了《凡尔赛条约》里的军事条款；1936年，他下令军队进入非军事化的莱茵兰地区；1938年3月，他吞并了奥地利；1938年9月，他要求控制苏台德地区，这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有日耳曼民族居住的地区。为了解决苏台德的日耳曼人问题，在慕尼黑召开了一个会议。希特勒、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却没有被邀请。张伯伦和其他人相信绥靖（appeasement）能阻止德国进一步扩张便同意了希特勒的要求。

然而，绥靖政策非但没让德国感到满足，反而刺激了它的胃口，以及刚刚形成的德日意法西斯联盟的胃口。该联盟的目标是改变国际关系现状。在东半球，日本经济在1930年的大萧条中深受影响，它逐渐从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巴黎的解决方案中醒悟过来。和德国一样，日本也把军国主义作为全球扩张的关键所在。德国对国家扩张的帝国主义追求，创造出“强权即公理”的氛围，在这一氛围下，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引导他们的国家走上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colonialism）道路。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并于1937年全面侵华。与此同时，意大利于1935年吞并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1939年侵略阿尔巴尼亚。此外，德国和意大利又一道干涉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支持佛朗哥将军领导的法西斯主义势力，苏联则支持反法西斯主义力量。

在1939年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后，英法组成联盟来保护下一个可能的受害者波兰；它们也开启了与莫斯科的谈判，希望能说服苏联加入它们的联盟，但是谈判失败了。1939年8月23日，法西斯主义者希特勒与共产主义者斯大林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承诺互不攻击对方，这一消息震惊了整个世界。确信不会受到英法干涉的希特勒开始入侵波兰。然而，英法为了捍卫“保卫波兰”的荣誉，两天后便对德宣战。二战由此开始。

战争迅速扩大。希特勒接下来将他的军队转向巴尔干、北非和西线。德国的机械化军队入侵挪威，长驱直入丹麦、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德军绕过法国东部前线的防御屏障马其诺防线继续向前挺进。德国迅速的、几乎兵不血刃的胜利迫使英国从法国的敦刻尔克海滩撤出了近34万名强大的远征军。巴黎自身也在1940年6月沦陷。六周内法国投降，尽管德军在数量上要少于法国及其盟国的军队。之后数月，德国空军连续猛烈轰炸英国，试图迫使英国也投降。然而，纳粹军队并未入侵英国，而是在1941年6月对苏联这一前盟国发动了突袭。这一举措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

与此同时，东方的局势也变得日趋紧张。美英法认为日本的帝国主义扩张对它们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是一个威胁。为了阻止日本实现它的全球扩张野心，美国禁止向日本出售战略原材料，如废铁、钢材和石油。

自然资源匮乏的日本将美国视为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1940年9月，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缔结了三国同盟条约，承诺在遭到未参战的大国如美国的攻击时，三个轴心国将会互相援助。日本继续它的侵略扩张，并于1941年7月进入印度支那（今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南部。作为回应，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并要求日本人撤出东南亚。出于将美国逐出太平洋对日本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判断，同年12月7日，日本对珍珠港发动突袭。这次袭击过后，德国迅速向美国宣战。日本的袭击和德国的挑战结束了美国的冷漠和孤立主义，促使罗斯福总统与英苏结成联盟一起对抗法西斯分子。

三个分析层面的潜在原因 结构现实主义强调极是国际体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并在全球分析层面上视世界权力分布中多极（multipolarity）的再现为二战爆发的关键因素。由于在主权国家数量增加的同时大国数量减少，一战后的全球体系处于危险之中。1914年欧洲只有22个主要国家，到1921年这个数目几乎翻倍。对《凡尔赛条约》、俄国革命和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憎恨，国家数量的增加，民族主义反叛和危机的重现，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成为自‘三十年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来国际关系最为暴力的时期”（Holsti，1991）。

1930年代国际经济体系的崩溃也促发了战争。英国发现自己不再能在世界政治经济（politicaleconomy）中扮演一战前那种领导者和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尽管美国在逻辑上是英国的继承者，但因它拒绝行使领导权，这也就加速了战争的爆发。1929—1931年的大萧条“推动美国召开1933年世界货币和经济会议。会议的失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低迷状态，加速了诸如关税和配额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的盛行，并促发了革命”（Calvocoressi，Wintand Pritchard，1989）。这种令人沮丧的国际环境，加上恶化的国内经济环境，使得德国和日本试图通过在国外推行帝国主义来寻找出路。

在国家分析层面上，集体心理因素也导致二战的爆发。这些因素包括：让世界为战争做好准备的军事宣传支配了平民话语；在横扫欧洲的超民族主义大潮中，每个国家都在讲述自身神话般的历史，同时诋毁其他国家的历史；以及民主治理的消亡。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当纳粹官员因在大屠杀中犯下的战争罪而被起诉时，纳粹高级官员戈林对纳粹宣传的成功进行了反思。“人们是不想要战争的。但是决定一国政策的是国家领导人，而命令人民对领导人来说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法西斯独裁，还是议会制国家，还是共产主义专政，都是如此。……领导人总是能让人民听命于自己。办法很简单。领导人只要对自己的人民说国家将被袭击，并谴责和平主义者缺乏爱国精神把国家置于危险之中。在任何国家，都是这种模式。”

在国内，德国民族主义激发了潜在的民族统一主义，并且通过收回在以前战争中被他国拿走的省份，以及吸纳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德国人而使得德国的边界扩张合理化。法西斯主义（fascism，纳粹政权的意识形态，它所高举的旗帜是祖国、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兴起，推动了这种帝国主义追求的复兴，并且宣扬一种极端的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政治，为德国及与德国结盟的其他轴心大国的武力扩张进行辩护。“一切为了国家，没有任何东西在国家之外，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凌驾于国家之上。”这就是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对法西斯政治哲学的理解。在定义上，这一哲学赞同极端的现实主义观点，即国家有权通过武力来管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个人分析层面上，领导人的重要性也凸显出来。如果没有希特勒和他制定的武力征服世界的计划，战争也就可能不会发生。二战的发生主要源于德国的侵略。为了宣扬德国人是一个“优等民族”和推行反犹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希特勒选择了发动战争以创立帝国，他相信，通过消除德国的敌人，这个帝国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欧洲大国间历史上竞争和不稳定共存的问题。“‘千年帝国’的广阔前景是……一个大大扩展并将持续扩展的德国核心，它深入俄罗斯腹地，包括许多仆从国和地区，如法国、低地国家、斯堪的纳维亚、中欧和巴尔干，它们将为核心部分提供资源和劳动力。在德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中，没有教化的使命。相反，‘劣等民族’只应被教会做仆人的工作，或者正如希特勒曾经嘲笑的那样，只需教育他们能够认识路标以免被德国汽车撞倒。‘劣等民族’中的‘最劣等民族’波兰人和犹太人则应该被灭绝……对希特勒来说，政策目标是摧毁现有体系并在种族政策的基础上重建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由一个大大扩张了的德国所管理，具有清晰的等级制和剥削秩序。主权的遗迹可能还在，但只是覆盖在整体秩序上的遮羞布。德国在战争期间的占领政策把被占领国家变为卫星国、总督辖地和奴工的供应地，这是希特勒设想的世界新秩序的具体实践。它们并不是根据军事需要而临时准备或计划出来的。”（Holsti，1991）

二战的影响

面对在苏联遭遇的灾难性失败，以及盟国对国内的大规模轰炸，德国的“千年帝国”在1945年5月宣告破灭。同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相继投下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结束其征服战争。同盟国对轴心国的胜利，重新分配了权力，安排了边界，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格局。

苏联从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宛陶，从芬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罗马尼亚吞并了近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恢复了一战后俄罗斯在1918年《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中失去的领土。波兰是苏联扩张主义的牺牲品，但它从德国那里获得了领土补偿。德国自身则被分成几个占领区并最终为冷战时期东德和西德的分裂奠定了基础。最后，亲苏政权在整个东欧执掌政权。在远东，苏联从日本手中取得千岛群岛的四个岛屿。朝鲜半岛也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为苏占区和美占区。

随着轴心国的失败，一个全球体系结束了，但新全球体系的关键特征却仍不明晰。虽然创立了联合国取代了以前不被信任的国联，但世界事务的管理仍在胜利者手中。而胜利也只不过是放大了它们对彼此的不信任感。

“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碰面，设计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但他们达成的含糊不清的协议掩盖了暗中的分歧。德国在5月无条件投降后，“三巨头”（此时美国由杜鲁门代表）于1945年7月在波茨坦再次会晤。但这次会议并未达成协议，同盟国的团结开始破灭。

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使得美苏成为当时仅有的两个依旧强大且有能力强制推行它们意愿的大国。其他主要战胜国（尤其是英国），战争已经耗尽了它们的国力并使它们从世界权力等级秩序的顶端滑落下来。战败的轴心国也从大国行列中跌落下来。因此，美国和苏联各自控制了一半人类的命运。相比之下，其他所有国家都是侏儒。

在这种氛围下，出现了关于20世纪是否会变成“美国的世纪”或“苏联的世纪”的意识形态辩论。因此，二战可能最重要的产物就是它所造成的变革。在一小段间歇之后，全球权力的分配从多极变为两极（bipolarity）。1949年之后，在众所周知的冷战（Cold War）中，华盛顿和莫斯科利用刚成立的联合国彼此竞争，而不是维持和平。作为20世纪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国之间的战争，冷战及其教训依然在影响着当今的地缘战略格局。

节选自《世界政治：趋势与变革（第16版）》

【美】香农·布兰顿【美】查尔斯·凯格利 著，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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