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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第4辑要出版了，请你来定封面！

《世界两侧：想象与现实》是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作家丛书第3辑中的一册，收录丛治辰过去十年的学术文章，既有处理文学史命题的研究论文，也有针对新近文学潮流与作品的评论文章，关注点上起晚清，下讫当下，既论及阿城、贾平凹、马尔克斯等著名作家，也关照到80年代出生的新锐作家，还涉及《繁花》《城邦暴力团》《三体》等近年颇受关注的文学作品。

《世界两侧：想象与现实》

究竟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

——从《我只是来打个电话》重新理解马尔克斯

当一位作家成为某种记忆符号，我们对他的印象与理解是否也同样经过了选择与过滤，以至于造成事实上的背叛与误解？——正如我们对版本的顽固怀旧心理一样。二十多年来，当我们谈论马尔克斯的时候，更多是在谈论《百年孤独》，谈论那个精致复杂的开头，以及那些因挑战了我们的想象边界而分外迷人的人物与细节。我们并且有意无意地以这部小说定义“魔幻现实主义”，再以“魔幻现实主义”来定义马尔克斯。于是马尔克斯便成为一个来自拉丁美洲的通灵大师，他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发，似乎就是教会我们如何将那些光怪陆离的民间奇闻大胆写进小说中去。与此同时，他的那些不够“魔幻”的作品便自然而然被我们遗忘，很少提及。随之被遮蔽和遗忘的，是那个更加丰满、立体和完整的马尔克斯。

因此本文决意选择马尔克斯一篇名不见经传的作品《我只是来打个电话》，作为重新理解马尔克斯的路径。这里没有被风卷走的村庄，也没有随床单飞上天空的美丽少女；只有一个倒霉的女人，在暴雨夜误入一家精神病院，再也无法走出来。类似的故事很多作家都处理过，包括中国作家，但是马尔克斯当然仍能写得与众不同。或许恰恰在这样一个并不独特的故事中，我们能够挖掘发现马尔克斯尚未被充分认识的独特之处。

一

阅读《我只是来打个电话》，最容易提炼的小说主题当然是关于疯狂与权力。玛利亚于无意之中搭乘的那辆公共汽车，坐满了去往精神病院的女病人，在黑暗的夜晚中一路穿行，去往一个参天树林中的古老修道院，与福柯所说的愚人船何等相似，不能不让我们立刻产生这样的联想。在福柯看来，疯狂乃是一种权力话语。理性世界将被视为疯癫者驱逐出去，保持某种神圣的距离，使之不致对理性世界产生扰乱。而这种对疯狂的认定、排斥与驱逐，并进而形成一种话语宰制，又往往与政治的专制与独裁紧密联系，在与反精神病学的英国学派奠基人大卫·库柏论及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时，福柯曾反复表述过这样的观点。

因此当小说中两次出现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的名字时，将小说中古老修道院对精神病人的暴力管制，与佛朗哥在西班牙施行的暴政相联系就成为理所当然。我们当然不会忘记马尔克斯除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贡献以外，还是一个积极投身国际政治运动的左派，当皮诺切特在智利开始其独裁统治的时候，马尔克斯曾以罢笔来表示抗议。而唯一一位出席佛朗哥葬礼并表示哀悼的，恰恰是皮诺切特。沿着这一思路，小说确实颇多可供分析阐释之处。玛利亚在性关系方面的混乱，其张扬恣肆的生命力，显然已经包含了某种疯狂，或者说是与一个秩序化的社会格格不入之处。何况她显然与反佛朗哥的左派团体交往甚密。革命与性似乎从来都是不可分离，尤其在欧洲南部的西班牙，对于一个保守专制的政体而言，它们同样不能被容忍。“玛利亚在一次疯狂的发作中把挂在餐厅的最高统帅的石板画像摘下来，用全身的力气把它冲着花园的玻璃窗扔去，随即倒在血泊里。”这样的表述更准确无误地构造了一种疯狂/规训、反抗/镇压的对立关系。当然，惊心动魄的仍然是小说的结尾，被认定为疯狂者最终将接受对自己的命名，成为一个神志清醒、身材超重、满意修道院平静生活的妇人，再也不会情绪激动。随着修道院化为废墟，她也将湮没不见。

二

同样明显的主题是孤独。这当然是理解马尔克斯小说的一个关键词。徐则臣在谈及《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时，指出这部看似与小说家一贯的“孤独”主题毫无相干的小说同样渗透着深刻的孤独感。“小说里的人物之间总是处于游离的关系之中，所有人都自以为是，所有人都活在自己的身体里和周围，人与人之间隔了一层雾，使得相互不离也不即，一个人很难看清对方，更难到达对方。小说里所有的人物几乎都是孤立的形象，因为孤立而显得茫然无助，总也使不上力气。”正是因为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因内在的孤独而陷于茫然和恐惧当中，杀人案件才得以最终发生。就此而论，《我只是来打个电话》中的孤独显然要清楚得多，只是其孤独不是表现为茫然和恐惧，而是来自定见，因各有定见而无法沟通，难以信任。精神病院对于玛利亚的粗暴诊断自不必说，魔术师丈夫同样因定见而陷于孤独，并使玛利亚陷于孤独。这个可怜的男人不断地听说和亲历他的妻子的背叛，玛利亚从一个男人身边无端消失，继而出现在新的男人身边的故事，显然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因此他用臆测和嫉妒打造了自己的孤独堡垒，即便在听到玛利亚的声音，读到玛利亚的信件，甚至亲眼见到玛利亚的时候，都无法从自己的孤独幻象中摆脱出来。他真正的孤独并不在于他意识到自己再次失去玛利亚时乘车在林荫大道上所感到的深刻痛苦（但仍不得不说，这一笔描写真是厉害，如果换了别人，一定显得矫情幼稚。可是在马尔克斯笔下，魔术师的痛苦如此真切，打动人心。正像《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马尔克斯的笔调一样，能将一段不真实的感情写得回肠荡气），也不在于他意识到玛利亚跟着一个二十岁的青年私奔时的挠心醋意，而在于他永远无法理解也无法相信这个他与之相爱的女人。即使玛利亚从未发生意外，他也将终生牢记曾经的痛苦和潜在的危险，直到他对这个女人的爱褪色消逝——那时又将是另外一种孤独。也因此他如此轻易就接受了玛利亚确实已疯的事实：一方面，正如他所说，“对大家来说你在这儿多住些日子是大有好处的”，一个被监禁在古老修道院中的玛利亚再也不会让他担心背叛；另一方面，他其实早已认定玛利亚的水性杨花本身就是一种疯狂。

如果考虑到疯狂早早被视为一种需要驱逐之物，本身就与孤独具有某种同构性，则我们当然可以认同魔术师对玛利亚的认定，而这恰恰说明，整部小说中最孤独之人乃是玛利亚。一个女人的水性杨花，当然可能是本性使然，但或许更多乃是来自其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尽管小说中并未对玛利亚的感情生活有正面表述，但从玛利亚对精神病院长的错误感知中足可窥其一斑。在院长的慈祥和柔情下玛利亚放声大哭，“好像在爱之后的厌烦中她从没有能在萍水相逢的情人们面前这样哭过似的”，“这是她生来第一次奇迹般地得到一个男人的理解，而这个男人用整个心灵听她哭泣，却不想得到跟她睡觉的报偿”。可以想见，这个曾经梦想当一名演员的美人儿遭遇到的是怎样的男性世界。但玛利亚更深刻的孤独仍旧来自于定见，这种定见或许与她的开朗、坚强、八面玲珑，甚至与她在男性世界中无往而不利的女性资本有关。她从未想过自己可以不被理解，她断然判定可以以理性的沟通方式，与这个世界达成谅解。但遗憾的是，这次她闯入的是马尔克斯的小说世界，一个充满了魔幻色彩的现实当中。

三

若以长久以来我们对马尔克斯和魔幻现实主义的理解来衡量，将这篇小说称为魔幻似乎有些词不达意。与《百年孤独》和《族长的没落》这样的小说不同，这篇小说看上去相当具有写实风格。甚至它最初的中文译本是被收在《诺贝尔的幽灵——马尔克斯散文精选》当中，作为散文对待；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山庄——外国最新短篇小说选》中才将其作为小说介绍。而在我看来，这样的文体混淆，恰恰是前此两个显而易见的主题之外，这篇小说值得特别探讨的地方：对于马尔克斯而言，究竟何谓现实，何谓虚构？无论是疯狂与权力，还是孤独感，对于一篇小说而言都未免太过外在，我们当然可以对小说进行现实勾连和理论解读，也可以去爬梳一个小说家的主题史，但不能解释的是，为什么马尔克斯的小说在写作疯狂和孤独的时候如此动人，小说中那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的，难道仅仅是这些主题而已吗？

因此我希望提出一个似乎更为内在的问题，并尽可能作出我的解释——通过重新回答一个陈旧的问题：究竟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众所周知，马尔克斯对于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标签并不满意，在《百年孤独》带来巨大的名声之后他逐渐感到厌烦，反复向世界解释，他所写到的一切都有现实依据，那就是拉丁美洲大陆的现实。“看上去是魔幻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拉丁美洲现实的特征。我们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其他文化的读者认为是神奇的事物，而对我们来说却是每天的现实。但是我认为，这不仅是我们的现实，而且也是我们的观念和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由衷地相信这样一种现实的存在，它和理性主义者划定的现实范畴相去甚远。理性主义者在所到之处发现某种事情正在发生，甚至看到了它，他们知道它存在着，但是却否认它的存在，因为这和他们的原则不相容，因为它打破了他们的界限，于是他们说这有点神秘，需要一种科学的解释，因为他们的理解方法比我们狭窄得多。我们接受了各方面的影响，正像人们说的，我们是由全世界的残渣构成的，所以我们的视野比他们宽阔得多，我们的接受能力也宽广得多。所以，我们认为是现实的、真正现实的东西，他们便认为是神奇的，并且为了进行解释而找到了神奇现实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之类的说法。而对我来说，这就是现实主义。我自认为，我是个社会现实主义者。我不善于做任何想象，不善于虚构任何东西，我只限于观察，把看到的东西讲述出来罢了。”为了证实这一点，马尔克斯总是列举在拉丁美洲大陆发生的光怪陆离的事情，比如亚马孙河上游沸腾的溪水可以煮沸鸡蛋啦，在某个地区大声说话就会引起暴雨啦，对着母牛祈祷牛耳朵里的虫子就自己掉出来啦，等等。然而这些例证可能恰恰是马尔克斯的狡猾说辞，通过它们马尔克斯只是在讲述拉丁美洲，而将自己的现实观念一笔带过，隐藏了起来。其实仔细推敲马尔克斯的发言不难发现，拉丁美洲对他最大的馈赠，乃是一种认知现实的方式，那是一种与理性主义者的世界观全然不同的视角。在一次关于《霍乱时期的爱情》的访谈当中，马尔克斯就曾经明确指出，尽管他为了小说创作“的确对19世纪生活中的那些日常琐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你必须当心别落入我的陷阱，因为我对真实的时间和空间并不那么尊重”。

马尔克斯的确有大量小说看上去一点也不魔幻，严守写实界限——不要忘记他同时也是一名记者——但几乎在他的每篇小说当中都洋溢流荡着一种迷人的魔幻气质，其原因或许正是在于，无论外在表现如何，文本背后马尔克斯的目光始终是与理性认知方式不同的，对真实时间和空间缺乏尊重，也因而能如魔术师一般使之焕发光晕。从作品的风格气质来看，给马尔克斯贴上“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并无不对，或许应该称之为“魔幻的现实观念”更为准确。这意味着魔幻现实主义未必是光怪陆离，神异奇观，而是一种小说家处理现实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切入现实的方式。得益于拉丁美洲的馈赠，马尔克斯从来不会以一种欧洲理性主义者的姿态去审视现实。因此马尔克斯所看到和所写下的现实从来不是单面的，而是多重面影组合在一起；现实的逻辑不会单线推进，而总是不断发生错乱、扭曲、重组。作家因此得以最大限度地以主观介入现实。虚构对马尔克斯来说不像是技术，倒像是本能。最关键的是，谁也无法辨认哪些是现实，哪些是虚构。由此论之，则马尔克斯那部以冷静著称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何尝不是魔幻现实主义？若不以强大的力量对破碎散乱的现实加以拼接重组，又如何做到准确无误？

以《我只是来打个电话》而论，马尔克斯魔幻的现实观念是通过一种极其微妙的速度感来达成的。一般而言小说的速度是指同等篇幅下小说叙事的长度。但是在这篇小说中，马尔克斯借助对现实的魔幻理解，借助人物封闭的内心世界，使小说的速度变得迷乱而难以捉摸。在情节要害处马尔克斯只作客观描写，而不进入内心，这是小说新闻报道般写实感的来源，却又吊诡地构成其魔幻的关键。小说中显然存在着至少两个空间：修道院外，和修道院内。玛利亚是怎样从安全的修道院外进入到修道院内呢？女看守的暴力、院长的伪善，以及电话、信件求告无果，当然是人物一步步陷落其中的过程。但实际上，早在满载着女精神病人的公共汽车停在她旁边的时候，两个世界之间的通道已经悄然打开。玛利亚向女看守借火，在车上睡着，披着和其他女精神病人一样的毯子下车，懵懂地进入精神病院的世界，待到醒悟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时间在这里似乎得到了极其缓慢的描述，但是却又出其不意得快。这种速度感造成的效果，是修道院外和修道院内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在小说当中无限接近，甚至重叠在一起。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个故事的开端视为一种偶然，这偶然也确实足够令我们感到惊骇：命运的偶然如此轻易就将一个良民拉入到疯狂与压迫的权力结构当中。但是这偶然的机制并非“无巧不成书”式的拙劣小说俗套，而是首先来自于马尔克斯对现实世界的魔幻认识。在马尔克斯所看到的现实当中，疯狂独裁的世界，与安宁美好的世界，实际上只有一瞬间的距离。如果说昨日之人的幽魂停伫在马孔多的大房子里迟迟不肯离去，坚持令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交织共存是一种魔幻的话，那么修道院墙内外世界的共存和重叠又何尝不是一种魔幻？

马尔克斯曾经谈及，所谓魔幻现实主义最大的难度在于如何使之可信：“十七岁的时候我想写它（《百年孤独》），但是我很快就发觉，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所叙述的事情。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打破看来是真实的事物和看来是神奇的事物之间的界限。因为在我试图表现的世界上，这种界限是不存在的。但是需要一种令人信服的调子。由于调子的可信性，使得不那么可信的事物也变得真实可信了，并且不会破坏故事的完整性。此外，语言也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因为真实的事物不会由于它是真实的事物而使人信服，而是由于讲述它的方式。”[4]最终他终于从外祖母那里找到了讲述故事最好的方式：“她不动声色地给我讲过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仿佛是她刚刚亲眼看到的似的。我发现，她讲得沉着冷静、绘声绘色，使故事听来真实可信。我正是采用了我外祖母的这种方法创作《百年孤独》的。”因此，《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下午”，更重要的可能不是句子当中令人迷醉的时间感，而是马尔克斯将这样一种复杂和虚幻的时间讲述得如此笃定。在《我只是来打个电话》当中，马尔克斯以同样笃定的方式进行叙述，将这样一件不可能之事描述得煞有介事，如同新闻报道一样坚硬有力，冷酷地将他的人物推向绝境。恰恰在这样一种将偶然视为常规，将不可能化为命定的语调当中，虚构与现实变得混淆不清。对外在现实的魔幻观念，最终在小说主观自足的世界里得以完成。

在这方面，马尔克斯的阿根廷前辈博尔赫斯做得同样出色。他在小说中同样煞有介事地杜撰了大量的文献，在小说中广泛引用，但因为我们的阅读量和他相比实在可怜，以至于我们完全不能分辨，哪些材料是真实存在，而哪些材料是子虚乌有，进而我们也无从分辨在他笔下梦境和现实的区分。在《小说的艺术》当中，米兰·昆德拉也反复强调，小说的价值就在于以小说的方式去对抗乏味的理性主义对世界的僵硬理解。就此而言，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似乎又确实没有那么独特和神秘，任何一个出色的小说家，都在试图用自己的艺术探索去触摸现实和虚构之间的真正界限。小说的任务从来不是去书写那个被理性主义轻易认知并固定僵化的客观世界，而是以虚构的力量，对现实加以魔幻理解，从平庸的世界当中寻找那些足以撬动常识的认知，给我们以毛骨悚然之感。在这个意义上，每一部小说或多或少都应该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在小说中不存在理性的真实，只有小说的真实。在任何一部小说当中寻找现实，都必然是南辕北辙，徒劳无功。

四

在重新认识魔幻现实主义，和小说、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之后，再次回到疯狂、权力和孤独的主题，或许可以有另外的解读。

对于执掌现实权力的理性世界而言，小说就是这个时代的疯狂之物，是始终难以加以规训的。这就是为什么米兰·昆德拉总是强调要用《巨人传》中庞大固埃的大笑与狂喜，来反抗缺乏幽默感的冷硬世界。在理性主义的古老修道院中，小说让我们掀开修道院坚固的砖瓦，从厚实的围墙上找到一丝缝隙，洞察这个世界秘而不宣的秘密，并获得隐秘的属于疯狂的快感。

而在这个缺乏幽默感的世界里，那些以不可能的魔幻眼光重新认识现实的人，那些写小说和读小说的人，又是何等孤独？但惟其坚持这样的小说精神，坚持马尔克斯式的魔幻现实观念，坚持发出庞大固埃一般的大笑，马尔克斯希望以小说来结束拉丁美洲的孤独的宣言才变得可以理解，并最终实现：“一个作家的伟大政治贡献就在于不回避他的信念，也不逃避现实，而是通过他的作品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他的国家、他所在的大陆、他所处的社会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

这个现实，当然和理性主义的单面现实截然不同。

（原载《南方文坛》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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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已经出版了三辑共31本，第四辑也在编辑制作过程中，这次会换全新的封面，使用抽象的建筑图案，配色也更有青春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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