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民主救國……晚清以來，隨着中華民族的衰敗，有識之士，有志之士，紛紛提出了振興中華的設想並付諸實踐。

工業強市，物流強市，交通強市，文化強市，旅遊強市，招商強市，資本強市、教育強市……改革開放以來，更有種種的民族騰飛之舉付諸實施。

有沒有人想到中國的根本呢？——那是一個農業大國呀，農業現代化纔是民族振興的根本。

還有沒有人想到中國農業爲什麼上不去呢？——文明的農耕文化早在數千年前就耀眼於中國大地，可中國農業爲什麼那麼低產，爲什麼農民還是賤民，爲什麼農業還給不了全中國人口溫飽呢？

在一百多年前，有一個人想到了農業強國的方略——將傳統農業提升爲現代農業——並付諸實踐。這個人就是出生於江蘇淮安的羅振玉。他出名的是近代金石學家、語言文字學家、甲骨文學家、文物收藏家，甲骨四堂之一，敗名的是追隨末代皇帝溥儀成立滿州國。但筆者認爲，他對中國農業現代化追求才更值得我們關注。

創辦中國農學

浙江上虞縣羅氏是個大族。羅振玉的曾祖父羅敦賢，於嘉慶道光年間爲鹽河道幕僚，流寓於江淮一帶，家產達到了萬貫。羅振玉的祖父羅鶴翔，爲高郵知州，高郵已與淮安府相鄰。羅振玉的祖父過世後，祖母方氏不願與家族人爭財產，放棄羅家財產後，來到官爲清河縣丞的兒子羅樹勳處，最後全家定居在了淮安府治所在的山陽縣（現淮安市淮安區）。清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八日（1866年8月8日），羅振玉在江蘇山陽縣出生。他自小聰慧，15歲考中秀才。

羅父經營典當業失敗，負債累累，不敢居家。家政均由祖母主持。她治家唯禮，培養了羅振玉身上濃厚的傳統美德。

成人後，他兩次科舉沒有成功，25歲時，妻子又過世，在淮安追債的人又多，他思考着如何到外地謀生。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第二年，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訂。中國的有識之士，有志之士奮起尋找救國之途。

羅振玉也在思考中國的前途。思考到最後，他的想法卻很實在：“實現用世之志，需要立一業。”他想到中國是“農爲邦本”，“今日理財，利遠易興者，莫若農。”（羅振玉《郡縣興農策》）。然而中國的明顯的弊病是，農爲邦之本，文人卻不願務農、研究農，“後世以農爲賤業，於是有農事無農學，”“ 今者農業之衰，由於農不通學，士不習農”（羅振玉《郡縣興農策》），看到這點，羅振玉打破士不喜農的傳統風氣，立志興農。他先讀了中國古代農書《齊民要術》、《農政全書》、《授時通考》等，又讀了歐洲的農書譯本。他看到了用科學的農耕可增加收穫，卻又感農業科學的材料還不夠詳細，因此他有了辦“學農社”“購歐美日本農書，移譯以資考究”的想法。書籍印刷出版週期長，爲把新知、新論迅速傳播開來，最好辦個農報館，出版一份《農學報》。這又是他的一個考慮。

光緒二十二年（1896），他從劉鶚（甲骨四堂的二堂，住山陽縣，《老殘遊記》作者）處聽說了汪康年在上海創辦《時務報》的事，汪康年(1860-1911)浙江錢塘(今杭州市)人，德宗光緒間進士。兩江總督張之洞的幕僚。1896時，他說服張之洞作股東，與黃遵憲（剛從新加坡總領事任上歸來，任江寧洋務局總辦）在上海出版了《時務報》，自任經理，聘梁啓超主編。該報發表了梁啓超《變法通議》等宣傳資產階級民權思想的文章，十分轟動。說聲無心，聽者有意，羅振玉創辦農學會、農學報和刊物的想法，有了實現之處。他將想法與好友蔣黼（伯斧）商量。蔣黼祖籍吳縣，亦出生於淮安，與羅同年，其父爲金石學家蔣清翊，居淮安東門街。二人一拍即合。羅振玉便寫信給汪康年，提出自己的農業興國的想法，請他幫忙。那時節中國人似乎個個仗義，汪康年回信表示全力支持，並通過自己的社會關係來幫助建立農學會。之後，汪康年既介紹會稽徐樹蘭、如皋朱祖榮來協辦，又遊說湖南巡撫陳寶箴力挺、兩江總督張之洞交銀500兩入會，還介紹了日、英文翻譯前來應聘（張亮：《羅振玉與晚清農業》）。當年12月，羅振玉與蔣黼一同來到上海，時年二人30歲。羅振玉二人找到了徐樹蘭、朱祖榮。朱祖榮生平不甚詳細。徐樹蘭生於1838年，山陰（今紹興）人。光緒二年（1876年）中舉人，授兵部郎中，候選知府，因母病而告歸。他與羅振玉辦起農學會後，與弟弟徐友蘭一同在上海黃浦之畔買地百畝，購各國良種辦起了了試驗場。他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在紹興城古貢院內興建了古越藏書樓，被認爲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公共圖書館。

四人先在《時務報》和《知新報》刊出《公啓》和《章程》，徵求會友。他們提出的農學會宗旨是：“農學爲富國之本，中土農學不講已久，近上海諸君創設農學會，擬復古意，採用西法，興天地自燃之利，植國家富強之源。”。《公啓》和《章程》刊後不到一月，四方有識之士聚來。其中不乏後來在中國近代史上大有名氣的人士，如張謇、李鴻章、張之洞、劉鶚、黃遵憲、章炳麟、龍澤厚、徐維則、湯壽潛、阿壽彭、繆荃孫、唐才常等。這批志同道合者，在上海成立了“農務總會”（亦稱上海農學會）。倡導“廣樹藝、興畜牧、究新法、濟利源”。譚嗣同也來力挺，親自擬定《農學會會友辦事章程》。1897年4月，羅振玉創刊了《農學報》，梁啓超爲《農學報》創刊號寫序言，譚嗣同、張騫也爲該期寫了三篇文章。《農學報》聘日本藤田劍峯等爲翻譯,主筆爲羅振玉和蔣伯斧。他們大力翻譯國外尤其是日本農業方面的文章，其中羅振玉執筆撰寫文章40餘篇。《農學報》共出版了315期。同時還編輯出版了《農學叢書》。從1898年5月2日-21日創刊至1906年1月15日-24日停刊爲止，共編輯7集，刊出235篇文章，約600餘萬字。這套叢書突出了最新的農學觀點：“突出了農事以辨土性爲第一的思想；提倡使用化學肥料；主張引進良種和科學育種；提倡種牧草以興牧業，種豆科植物及使用植物枝葉漚肥等；倡議創立蟲學研究所；發展農業中的商品生產等（魏書娟《近代農業科技書刊創辦溯源》）。”

《農學報》是我國最早的農業期刊，是中國現代農業的里程牌。《農學報》與《農學叢書》的出版，標誌着中國人將中國幾千年的農業活動，上升到農學的高度進行研究，標誌着將中國的農業向着現代化推進。

羅振玉的農學會清政府是十分支持的，1898年戊戌變法的時候，光緒皇帝頒佈的《定國是詔》中特別提到了羅振玉在上海創辦的農學會：“務農爲國之本，亟宜振興……上海近日創設農學會，頗開風氣，着劉坤一查明該學會章程，諮送總理衙門查覈頒行，其外洋農學諸書並着各省學堂廣爲編譯，以資肆行。”。在清政府鼓勵下，至宣統三年（1911）爲止，全國成立農務農學會19處，農學會分會276處，羅振玉農業興國的帶頭示範作用可見一斑。他爲中國農業現代化的起步做出不可磨滅的功勳。

羅振玉的興農報國之舉還得到一個人特別注照，他就是兩江總督、洋務派首領之一的張之洞。張之洞認爲：富國之道，不外農、工、商三事，而農務尤爲中國之根本。於是他在湖北重農政，興辦農學堂。他還加入了羅振玉的農學會。“阜財之道有三，曰農，曰工，曰礦。三者之中，農之利尤遠而效尤速。”（《農政條陳》）。“農居四民之一，雖與工商並稱，然必地面生材饒裕，方能講求工作，推廣貿易，則農實爲工商之本。”（《務農會略章》）“凡百事業，悉本於學，而中國農學，失之已久，宜多立學堂，以造育之（《農政條陳》）。”他覺得羅振玉的的這些觀點與他十分一致。他通飭各道、府、州、縣購閱《農學報》，並規定除官員教諭必讀外，還要廣泛分發給各界人士閱讀。光緒二十六（1900）秋，張之洞邀請羅振玉任湖北農務局總理兼農務學堂監督，羅時年34歲。當時農務學堂共設兩科，爲農科與蠶科，聘用的爲日本教師。但因管理不善，學堂已有辦不下去之虞。羅振玉上任後，從兩個方面整頓學堂。一方面整頓學風，對不認真學習的學生予以處理；二是提升教學質量，辭退不稱職的日文翻譯，將“東文學社三傑”中的兩傑王國維和樊炳清聘來擔任翻譯。學堂很快走上正規。1903年3月1日至7月31日，日本在大阪舉辦第五屆勸業博覽會，羅振玉赴日本考察農事兩月零八天。兩個多月中，他參觀了長崎、京都等地的農事試驗場、柑桔國、暖房、分析室等,會見了日本菊池大麓等教育家,還考察了農、工、商、師範、女子、美術等實業學校。考察成果，他回來後都用於了辦農務學堂。他的成就和才能，使張之洞更加高看他一眼。他回來後，張之洞讓所屬各部官員，聽羅振玉演說10天。他不但給羅振玉高薪，還與多位一二品大員聯名保薦羅振玉。這樣，光緒三十二年（1906），羅振玉被任命爲學部參事兼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首任監督。

合股墾牧

羅振玉不但努力推進現代農學的理想，還有了現代農業的實踐——入股中國第一家農業股份公司通海墾牧公司。他對該公司貢獻有三，一是起草章程，二是聯名申報，三是入股支持。這家公司是1901年張謇在江蘇通州（現南通市）創辦。當年5月，正值羅振玉回到了上海，與王國維一同創辦了《教育世界》。

張謇，祖籍江蘇常熟，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出生於江蘇省海門市常樂鎮。1869年，16歲的張謇考中秀才。21歲時，就到南京投奔孫雲錦（原通州知府）。23歲時，與後來稱帝的袁世凱同在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手下做幕僚。後袁世凱立志走軍途，由慶字營統領節節上升；張謇卻退伍應試，想走學而優之仕的正途。不過他五次鄉試不中。到1885年33歲時，才中了舉人第二名。然後四次會試失敗。1894年，甲午戰爭那年，慈禧六十大壽，特設恩科會試，張謇第五次進京應試。在同治和光緒兩任帝師翁同龢全力推薦下，張謇中了狀元，並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

光緒二十二年（1896），兩江總督張之洞奏請張謇等在通州、蘇州、鎮江設商務局，張謇便在通揚運河和長江港口的交匯點唐家閘創辦大生紗廠。幾經周折，該廠在1899年開車試生產。

此時，中國國門已洞開，外國資本紛紛進入中國辦紗廠。作爲紗廠主要生產原料的棉花，價格飛漲。爲此，張謇決定成立農業公司，自己生產棉花。

張謇本也有過農業救國的主張。光緒二十三年（1897）他在《請興農會奏》中指出：“臣竊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國家者，立國之本不在兵也，立國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與農，而農爲尤要。蓋農不生則工無所作，工不作則商無所鬻，相因之勢，理有固然。”這時他想大辦農業時，就想到了一貫主張農業強國的羅振玉。他邀羅振玉參加公司籌辦。

羅振玉欣然同意。他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公司的模式。他們商定，以西方近代大農業企業的經營模式——股東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製爲模式，辦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農業公司。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張謇與羅振玉等人共擬訂了公司章程，寫明創辦墾牧公司的宗旨、要求開墾的界址、集股及處理地權糾紛的辦法，再與湯壽潛、李審之、何嗣焜、鄭孝胥、孔馴等在興辦公司的申請聯名，然後，他與張謇一同面見了兩江總督張之洞的後任劉坤一。光緒二十七年(1901)正月，劉坤一批准了他們的申請。

他們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籌措資金。他們設想首期集股22萬兩。劉澄如，是浙江南潯鎮的富商，與張謇是甲午同科，交情深厚。他在張謇家鄉常樂鎮開了一家和濟典當。劉對墾牧公司投資白銀5萬兩，佔了公司總資本的1/4強。之後湯壽潛、李審之、鄭孝胥、羅振玉、劉厚生、劉一山等也踊躍投資，公司資金很快得到落實。

次年8月，江蘇通海墾牧公司在江北呂四場（今啓東市）近海的草蕩地成立，張謇爲總經理，羅振玉是股東之一。這是中國第一家資本主義的農牧業公司，佔地123277畝，最後的可耕地爲91761畝（羽離子：《兩淮墾殖業及工業的發端》）。

公司成立後招募民工築壩圍田。民工人數由4000餘人不斷增至7000餘人。在經歷了光緒二十八年（1902）8月和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兩次颶風后，大堤最終築成。墾區另砌河堤、造橋樑、築道路、建水閘、埋涵洞、開垗溝，公司所在地“棲人有屋，待客有堂，儲物有倉，種蔬有圃，佃有廬舍，商有廛市，行有塗梁，若成一小世界矣”（張謇語）。公司再從海門、南通兩縣招募20多萬少地和無地農民前來耕種。宣統三年（1911），公司荒灘全部開墾成功，年產棉花3.6萬擔。公司也開始贏利。1925年獲利最多，達12.4萬餘兩。1911至1925年，15年中所獲純利達84萬餘兩，爲原始投資的3倍（高廣豐:《通海墾牧首席執行官江導岷》）。大生紡織和墾牧公司當然是最大收益者，羅振玉的農業實踐大有斬獲。

農大首任校長

羅振玉現代農業實踐之二，是辦農業大學。

光緒二十六年（1900）前後清政府開始實行現代教育制度，將學校設爲普通教育和實業教育。普通教育分爲小學堂、中學堂、高等學堂、大學堂。大學堂分科。光緒二十四年（1898）梁啓超起草了《奏請京師大學堂章程》，7月3日，光緒帝批准成立京師大學堂，由帝師孫家鼐主持創立。校址最初在北京市景山東街（原馬神廟）和沙灘（故宮東北）紅樓（現北京五四大街29號）等處。京師大學堂設經、法、文、理、農、工、商七科，規定“農業科之目四，一曰農藝學，二曰農業化學，三曰林學，四曰獸醫學”。光緒三十一年（1905），全國取消科舉。第二年，在張之洞等保舉下，羅振玉被任命爲學部參事。

羅振玉於1909年4月兼任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校長）。這便是中國農業大學的前身，現公認羅振玉爲中國農大第一任校長。

羅振玉上任監督當年的5至7月份，第二次赴日本考察農學教育兩個月。他考察日本札幌、駒場兩所農業大學及農林實驗室、實驗場，與校長、學者數十人交流。他歸來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北京阜成門外望海樓一帶勘察，寫出農科大學建校書面意見，申請“撥西直門外釣魚臺地，建新校設試驗場”。他提出農科大建在釣魚臺到羅道莊一帶是一項重要決策，爲農科大發展創造了良好的辦學環境。此後他“瀝暑嚴寒往返監視”，使佔地達1200畝的農業大學於辛亥年(1911)秋始落成。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1912年2月，羅振玉離職。11月27日他從天津上船，東渡日本京都，從此沒有再從事現代農業的工作。但從1896年至1911年的15年時間裏，他在中國農業現代化上做出了開創性貢獻。

1919年春羅振玉回國，1924年應清廢帝溥儀所召，入值南書房，從此忠心幫扶溥儀，直至1932年3月參加溥儀就任僞滿洲國執政典禮，翌年6月任監察院院長，1936年任滿日文化協會會長。1940年6月19日病逝，終年74歲。這段歷史讓他身後備受爭議。然而羅振玉研究專家蕭立本先生認爲，羅振玉是中華實學的典範，他的農學思想可歸結爲五：廣開利源以富國裕民；獎誘勸導以扶助殖產；注重流通以發展經濟；利用科技以改良產業；保護環境以持續發展。這些觀念，百餘年迄今，一直引領着中國現代農業的方向（可詳讀蕭立本《羅雪堂興農思想句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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