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鹹有一德》中有名言：“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任人唯賢”便出自此。任賢之所以重要，是因爲官員賢德與否關係到國家的治亂興衰，關係到民風的善惡厚薄，關係到君主的正邪勞逸，甚至成敗存亡。

上古時期，堯帝用大舜，舜帝用“八元”“八愷”，商湯用伊尹，文王用太公，武王用周公，這些君主有賢德之臣的輔佐，因此成爲天下共主。春秋時期，齊桓公用管仲，晉文公用舅犯，楚莊王用孫叔敖，秦穆公用百里奚，這些諸侯國君任用的皆是干將能臣，因而稱霸天下。三代之季，夏桀親近幹辛、推哆，商紂親近崇侯虎、惡來革，周厲王聽信榮夷公、厲公長父，周幽王聽信傅公夷、蔡公谷，這四位末代之君任用奸邪之臣，也因此成爲亡國之君。對比以上“王天下”“霸天下”與“亡天下”的君主，證實了《說苑》中言：“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中國古代，任人唯賢的道理已基本爲歷代統治者所認同和推崇，但在操作中，任人唯賢並不容易實施好。囿於制度的侷限及統治者的好惡等因素影響，任人唯賢往往會被任人唯親、任人唯利取代。《墨子·尚賢下》對此有一生動比喻：王公貴族們對於修理壞弓、醫治病馬、剪裁衣料、屠宰牛羊，知道選用良匠、獸醫、裁縫和屠夫，縱然自己有骨肉至親，也不會讓他們來做，就是唯恐任人不當損壞了財物。然而，當治理國家時，他們卻不假思索地舉薦任用骨肉至親、無故富貴和美貌之人。可見，這些王公貴族對國家的熱愛重視還不及這些財物，這就是在小事上明白要選賢任能，在大事上卻不明白啊。縱覽歷史上的王朝更迭、興亡得失，便可以看出，真正做到任人唯賢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任賢的前提是得賢，也就是要選賢與能。“選賢與能”這一成語出自《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與，通“舉”，“選賢與能”亦作“選賢舉能”，即選舉賢能之人。在現代漢語中，“賢能”一詞通常連用，而在古代，賢是賢，能是能。例如，《周禮·天官·大宰》雲：“三曰進賢，四曰使能。”《詩經·大雅·烝民·序》雲：“任賢使能。”那麼，何謂賢？何謂能？賢與能又有哪些關係呢？鄭玄註解《周禮》曰：“賢，有德行者。能，多才藝者。”孔穎達《毛詩正義》雲：“有德謂之賢，有伎(技)謂之能。”可見，賢、能之分，即德、才之別。

司馬光曾在《資治通鑑》中論德與才的關係：“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並根據德才將人分爲四類，“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這四類人中，最當引起注意的是才能勝過德行的“小人”。因爲博學多才固然重要，但若沒有德行爲承載，就可能有知識越多、能力越強，危害反而越大的現象。因此，司馬光甚至提出，凡是選舉人才，即使得不到聖人、君子，與其得到小人，還不如得到愚人。這是因爲，君子用才能來行善，小人用才能來作惡。用才能行善，則善無不至；用才能來作惡，惡也會席捲而來。這正如《孔子家語·五儀解》所比喻的：射箭的弓要調好後才能進一步使它強勁有力；馬馴服後才能期待它成爲良駒；士人必須先具備誠敬的德行，然後纔可以去追求智慧和才能。沒有德行卻又多才，就像豺狼一樣不可以接近。因此，古人在選舉人才時，主張德才兼備，而且一向是以德爲先。

那麼，選賢與能當以何德爲先呢？當以孝德爲先。《孝經》中講：“夫孝，德之本也。”踐行孝道能培養人的感恩心、恭敬心、仁愛心和責任心，正所謂孝心一開，百善皆開。將這種善推己及人，“事諸父，如事父。事諸兄，如事兄”，從處理好個人和家庭的倫理關係，擴展到社會和國家，便是“移孝作忠”。忠孝本一致，《禮記·祭義》雲：“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陣)無勇，非孝也。”因此，一位孝子自然會忠義誠信，勇於擔當，故《後漢書》雲：“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多種選賢舉能的制度。設計這些制度的目的，都是爲了將德才兼備之人選拔出來。但是領導者能否真正做到選賢任能，其自身的德行修養是關鍵所在。《大學》中講：“有德此有人”。如果統治者胸懷天下，心繫蒼生，又能尊重賢者，任用能臣，使俊傑在位，那麼，天下的賢士都會歡喜。賢士歡欣鼓舞，自然會前來輔佐君主。換言之，明君的道德修養和禮敬賢者的態度是志士豪傑奔赴的動力，這便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吸引力法則。《中庸》雲：“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意思是說領導者修身有成，以身觀身，就能知人善任，所謂自知者明，知人者智。可見選賢與能，也是需要用人者以修身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