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对小微企业造成的冲击非常大，很多小微企业不得不走向倒闭或者裁员的道路，小微企业占据中国80%就业市场，因此很多人在疫情过后，陷入没有工作的困境。很多人开始尝试摆摊的工作，卖个早点，贴个手机膜，或者卖些水果等。

这些摊贩极大方便了市民的生活，而且吸纳了城市当中大批的失业者。黄耿志在《城市摊贩的社会经济根源与空间政治》中调查发现，中国拥有3500万人的摊贩，是每年毕业生人数的4倍（2019年毕业生人数840万）。数量如此庞大的摊贩，都是从何而来呢？

摊贩从哪儿来的？

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1978年前人口不得随意流动，所以广大农村有80%的人口。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放松了人口流动的管制，人们开始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可是受到学历、技能以及社会关系等影响，这些进城的务工者大都去建筑工地搬砖，进电子厂做小工，或者做保安保洁等工作。

可是人们发现，这些工作岗位虽然工作稳定，但是早九晚五非常反人性，于是很多人开始从事摊贩的工作。比如在广东的很多摊贩，之前或多或少都有在工厂打工的经历。

摆摊相比于打工，虽然收入缺乏保障，但是时间比较灵活，而且不用担心老板克扣工资的问题。现在用工环境虽然改善，但是加班、克扣工资等现象依然无法避免。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工厂内的工作，无法照顾到家庭。很多前来务工的人员，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便把孩子留在身边。工厂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迟到、早退、请假都会遭受经济上的惩罚，更不用说把孩子带入工厂，照顾他们了。

现在的工厂，上升空间非常有限，技术含量低，很难提高自己的技能，能当上管理人员的概率也非常低，因此很多年轻人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便选择了放弃。所以很多摊贩也并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成为摊贩，摊贩相对于工厂要更加自由。

除了进城务工人员，大批城市原住民也加入摊贩的队伍，比如在沈阳，随着90年代中后期我国进行声势浩大的国企改革，那些效益不佳，长期亏损的企业，要么私有化，要么破产重组。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国企员工下岗，虽然政府推出了再就业工程，但是依然有大量的工人处于待业状态。这些城市当中的下岗工人，也是摊贩的主要来源。

除了国有企业倒闭下岗职工，企业在不同季节，用工的差异也导致部分人员加入摊贩的队伍。比如在郑州的富士康，这个苹果手机在华最大加工厂，旺季用工量达到30万人，抵得上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可是在淡季的时候，用工量会快速萎缩到20万以下，大批的工人要么返乡，要么在城市当中另谋生路。

无论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还是下岗职工，这些从事摊贩的工作者大都处于社会底层，都是在遭遇各种各样的困境之后，被迫摆地摊。如果条件改善，他们肯定会另谋他就，找到一个新的工作机会。

摊贩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虽然各地摊贩所从事的生意有差异，比如广州地区主要从事水果蔬菜、熟食、饮品等，沈阳、哈尔滨多从事烧烤，还有些摊位会卖一些服装、玩具、电子产品等，这些都是百姓们高频消费的一些东西。

虽然各城市现在都有大型的购物商场，但是庞大的工薪阶层，对餐饮、服饰等有着不同层次的需求。宴请宾客会去高档一点的酒店，可是日常三五好友聚会，还是会选择路边摊位。很多人下班之后，也会在路边摊位上购买一些小饰品，手机贴膜等，极大丰富了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

如果某一天我们身边摊位消失了，我们会发现，不仅早餐都没有了着落，生活成本会大幅上升。城市离不开摊贩，这是城市居民需求所决定的。

但是我们也不可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摊贩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占用。在很多城市，摊贩甚至挤满了街道，行人都无法正常通过。对于那些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流动摊贩更是让人头疼的问题。

他们不但挤占公用空间，阻碍交通，像餐饮一类的小摊贩，还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污染。 比如广州市，街头林立的水果摊贩，还有小吃摊贩，洗刷都是一桶水，很难保证卫生质量。

进入夏季，烧烤摊当中的油烟，还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同时夜间的噪音也影响周围居民，时常会引起矛盾。比如上海著名的彭浦夜市，曾经是这个城市的一张名片，大量的外国人慕名而来。可是夜市巨大的吵闹声，严重扰乱了周围的居民。在接到居民不断投诉之后，2013年11月份，这个夜市被取缔。

摊贩不仅会影响到周围的居民，同时摊贩当中售卖了大量的低质仿冒的产品，甚至还有一些违法产品。比如广州很多乡镇街头售卖大量盗版书籍、音像制品等。

这些都对正规的商户造成冲击，正规商户要付租金，缴纳税费，而这些成本摊贩几乎不存在。比如摊贩当中大量水货手机，对正常手机销售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可是这些摊贩拥有高流动性，管理成本以及执法难度非常大，他们时常和这些管理者玩猫捉老鼠游戏，而且这些摊贩处在社会底层，管理他们时常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那么国外是如何应对城市当中摊贩的呢？

各国对待摊贩的态度

19世纪末，美国迎来了大批外来居民，大批的犹太人以及意大利人初到美国，没有社会基础，首先从社会底层工作做起。而大批外来者，消费能力有限，也需要摊贩的廉价商品，因此就形成了庞大的摊贩经济。

纽约市采取了“管疏”结合的方式予以治理，一方面对街头摊贩进行严格管理，另一方面由政府牵头，建立室内市场，试图让街头摊贩演变为室内商户。然而这项举措并没有奏效，进入室内成本太高，于是摊贩们和管理者打起了游击。

1930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大萧条，导致大量的工人、白领以及公务员失业。为了维持生存，很多人被迫摆起了地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进行强制取缔，很容易引起社会冲突，因此纽约市政府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79年，纽约市政府推出了新的摊贩管理制度，这个制度规定只有获得政府颁发的执照，摊贩才能获得合法经营权。但是当时只颁发了853个执照，可谓杯水车薪，而且这些牌照主要面对的对象是那些伤残人士以及退伍军人等，因此还是有大量的非法摊贩。

1999年，一名非洲裔摊贩在曼哈顿街头被击毙，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但是纽约市政府依然采取强硬的态度，清理这些摊贩。在管理者看来，纽约是国际金融城市，摊贩会损害纽约市的城市形象。时至今日，纽约市的摊贩依然没有开放，虽然牌照增加到3100个，但是面对870万的常住人口，依然不成比例。

面对纽约市的难题，新加坡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虽然新加坡人口只有560万，但是摊贩牌照的数量却有2万3千个，新加坡在市中心建立了180多个摊贩中心，不但提供完善的水电设施，而且还拥有良好的通风条件 ，财政补贴摊位的租金，让众多摊贩愿意入驻。

如果你去新加坡旅游，很少能够见到流动的摊贩，他们把流动摊贩纳入城市管理当中，甚至成立专门的摊贩管理局，不但负责摊贩公共卫生、核发牌照等工作，还帮助摊贩做好基础设施的服务工作。因此新加坡吸引了众多底层市民从事摊贩的工作。

中国在管理摊贩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比如2006年的“崔英杰事件”，摊贩崔英杰暴力抗法，刺死了城管队长。事后人们调查发现，崔英杰不但是个好学生，而且做摊贩期间温文有礼，于是舆论一边倒同情崔英杰。

其实绝大部分的摊贩都不会和城管发生冲突，但是社会舆论会倒向弱势群体，导致只要事情曝光，就会给城市管理者一定压力。所以这种强制执法的方式，治标不治本，而且还有损执法者形象。

目前我们结合纽约和新加坡的模式，对摊贩进行有效管理，比如给摊贩划定固定区域，在人流量大的地方，禁止摆摊等。在一些人流量较少的区域，比如居民楼旁边，则规划建立了一些市场，颁发执照，允许摊贩合法经营。

处于社会底层这些人群，学历低、收入低，需要依靠摆摊来谋生，只要这个处境不改变，摊贩就不可能消失。摊贩虽然占据公共空间，影响市容市貌，破坏居住环境，还造成了安全隐患，但是摊贩又能够吸纳就业，缓解社会的就业矛盾。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规范化管理的必要性，摊贩在未来不再是“过街老鼠”，而是城市的有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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