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記者臥底美國監獄，拍攝並記錄可怕的監獄犯人日常，引起全美關注

在美國，私營監獄是一個頗具爭議的話題：它帶來了生產力和利潤，與美國的工業進步息息相關，但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它就飽受詬病。它滿是弊端，可又理所當然地在這個世界最先進的國家存在了兩百多年。

爲了探查美國私營監獄內部的真實情況，2014年，自由記者沙恩·鮑爾申請成爲了路易斯安那州一座監獄的獄警。他用自己臥底四個月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感，再以大量歷史資料作爲補充，爲我們揭開美國私營監獄神祕的面紗。

1. 職員不達標，私營監獄難以履行監管和教育職能

經過簡單的網上申請，鮑爾順利成爲了CCA公司旗下在路易斯安那州一座監獄裏的獄警。爲什麼要選路易斯安納州呢？因爲這裏有着世界上最高的監禁率。

我們知道，監獄的重要職能之一是隔離和監管犯人，並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防止再犯。因此，鮑爾想搞清楚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私營監獄能否發揮應有的職能，它們能否對罪犯進行合理的懲戒和教育？

爲了記錄真實的圖像和語音資料，鮑爾隨身帶了兩件“祕密武器”：一塊裝有隱藏攝像頭的手錶，和一個內部嵌有微型攝像頭的保溫杯。熟悉環境之後，他甚至會還帶上一支能錄音的鋼筆。

上崗之前，獄警們都要接受幾個星期的培訓。在課堂上，鮑爾就不用遮遮掩掩，他可以光明正大地記筆記，把老師說的話原原本本記錄下來。但同事們還是紛紛對他投來了奇怪的目光，不懂他爲什麼這麼認真。

要知道，在這裏當獄警，只能拿到每小時九美元的微薄工資，乾的卻是又髒又累又危險的活兒。所以，來應聘的，往往是爲生活所迫的社會底層人士。大家對工作都是敷衍了事，抱着混日子的心態得過且過。

由於工資太低，獄警的招聘門檻也不高，基本上只要是個活人，有駕照，就會被錄取。但也恰恰是沒有嚴格覈查應聘者的背景信息，鮑爾才能順利混進來。他甚至發現，跟他一同上崗的同事中，不少人都有輕微的犯罪前科。

從理論上來說，獄警必須通過好幾次測試才能正式上崗。但即便是專心聽課，認真記筆記，鮑爾還是發現自己大多數題目都不會做，因爲老師在課堂上壓根就沒講過考試要涉及的內容。原本他還擔心自己無法通過考試，誰料公司的一位老員工卻悄悄告訴他，“沒關係，公司會讓你們的卷子看上去很完美。”

除了素質不達標，獄警的數量也不夠。按照CCA公司與路易斯安納州簽訂的合同，監獄裏任何時候都必須有至少29名獄警執勤，但鮑爾留意到，實際出勤的人從來都不夠數。

總之，私營監獄沒有按要求配備人員，對獄警的培訓不到位，導致他們工作不上心，還給犯人開方便之門，讓監獄的安全監管和教育改造的效果大打折扣。

2. 暴力與忽視，私營監獄難以保障犯人的正常權益

雖說犯人蹲監獄，被限制人身自由，但他們還是享有一定的基本權利。那麼，在以營利爲最高目標的私營監獄中，犯人的正常權益能得到保障嗎？

鮑爾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們，答案是否定的。

我們前面說過，爲了節約成本，監獄取消了瞭望塔的看守職位。跟它一同被砍掉的還有很多犯人的福利項目，比如，供他們發展職業技能的講習班取消了，用於娛樂的操場被限制開放，能去圖書管裏看書的次數也減少了。

其實，別說是教育和娛樂活動，就連犯人基本的身心健康，都無法得到保障。在鮑爾臥底的監獄，幾乎沒有任何措施來防止獄警虐待犯人。雖然獄中裝有攝像頭，但總歸會有死角。鮑爾就聽說過，有一次，一名獄警和犯人發生口角，他就粗暴地把犯人拖到攝像頭拍不到的角落，拷起他的雙手，然後對他拳打腳踢，甚至用辣椒水噴霧噴了他一分多鐘。

在CCA公司的官方網站上，寫着這樣一段話：“我們一直關注獄中囚犯們的心理健康，一旦他們出現自殺傾向，我們就會積極向他們提供幫助。”但他們真的做到了嗎？並沒有。

按照規定，監獄應該配有全職的心理諮詢師或心理治療師，但在鮑爾工作的監獄，只有一個全職的社工。如果犯人想進行心理諮詢，可能一個月也預約不上一次。在這座監獄關押的1500名犯人中，大約三分之一有精神問題，十分之一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

那麼，如果有犯人出現嚴重的精神疾病或者自殺傾向該怎麼辦呢？監獄的方法非常簡單粗暴——把犯人獨自關進“防自殺隔間”，由專門的獄警負責看守。只要犯人表現出不配合的行爲，有尋死的跡象，獄警輕則讓他們脫光衣服待着，重則拳腳相加。

鮑爾臥底期間，認識了一個叫戴米恩的犯人。他表現出了很強烈的自殺傾向，已經兩次被關進防自殺隔間，但這治標不治本，他的心理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當戴米恩第三次報告獄警，說自己出現自殺的念頭，需要心理幫助的時候，依舊沒有引起監獄的重視。終於有一天，悲劇發生了。

按照規定，每隔半小時，獄警就應該把監獄裏的各層牢房巡查一遍，但他們幾乎沒準時執行過。這一天，獄警過了一個半小時才姍姍來遲，發現戴米恩把牀單系在鐵柵欄頂上，上吊自盡了。此時的戴米恩已經奄奄一息，在醫院救治了兩個多星期後，最終還是不幸去世。

鮑爾翻查了過往的資料記錄，發現戴米恩的自殺傾向早有預兆。他的心理狀況一直不好，當初一時衝動殺了人，服刑一段時間之後開始後悔自己犯下的罪行，但這無濟於事。他無法自我調節，適應不了監獄的惡劣環境。戴米恩曾經不止一次說過，他寧願跟死去的受害者互換位置，寧願死也不願意呆在監獄。他告訴別人，他受夠了CCA，也受夠了活着。

從這些資料中，鮑爾可以清晰地看到戴米恩的心理軌跡，從多次尋求幫助、到不斷被拒絕、到反抗沒有結果、再到心灰意冷，直至走向絕路。

戴米恩嘗試過自救，他意識到自己太過抑鬱，多次主動尋求幫助，但一直得不到監獄的回應；他還曾申請參加一項心理諮詢活動，結果一直等了兩年，都沒排上號，所有這些都無疑加重了他的自殺傾向。

戴米恩也嘗試過投訴，他研究了相關法律，收集過另一個犯人自殺後監獄被起訴的相關法律資料。他向上級反映過，說自己被關在防自殺隔間時，遭受過獄警的虐待。

在各種嘗試都無果的情況下，絕望的戴米恩還曾經多次絕食抗議，瘦得不成人樣。原來的他體重110斤，但去世的時候，只有不到70斤。戴米恩百般努力，始終沒有得到他需要的幫助，在監獄心理諮詢師的報告中，卻對他這樣評價：“該犯人長期喜歡耍花招，試圖操縱利用工作人員和監獄系統。”

CCA公司一直堅稱，他們旗下監獄的犯人自殺率低於公立監獄，但事實證明，這種說法顯然站不住腳。鮑爾發現，這座監獄對戴米恩的自殺事件隱瞞不報，甚至一口咬定戴米恩最後是死在醫院裏，跟監獄沒有任何關係。

3. 以小敵大，個人與私營監獄系統的對抗

有一天，鮑爾遇到了一個坐在輪椅上的犯人，他介紹說自己名叫羅伯特·斯科特。斯科特已經在這座監獄裏呆了12年，在這期間，他失去了雙腿和手指。

羅伯特告訴鮑爾，自己剛到這兒的時候肢體健全，但後來感染了壞疽，“我一次又一次到醫務室跟他們說‘我腳疼，我腳疼，幫幫我吧！’但他們總是打發我走，說我根本沒毛病，沒有一個人相信我，願意爲我治療。”

在4個月的時間裏，羅伯特至少提出了9次就醫申請，但每一次都被駁回。慢慢地，他的腳開始腫脹、化膿，疼得晚上睡不着覺。醫務室的工作人員不願意給他好好看病，敷衍地給了他一些雞眼貼和後跟墊，還跟他說：“你別再來了，小心我跟上面報告你裝病。”

最終，羅伯特的手指也開始壞死，他疼得只能整夜坐着，手指腳趾都發黑流膿。直到有一天，同牢房的犯人再也忍受不了羅伯特的痛苦呻吟，威脅說再不把他弄走就殺了他。監獄的工作人員這纔不得不插手，終於把羅伯特送進了醫院。可惜爲時已晚，他的病情已經惡化，醫生不得不手術切除了他的腿和手指。

羅伯特永遠失去了雙腿，但從始至終，沒有一個人向他表示同情。對於監獄的工作人員來說，這不過是一樁微不足道的小事。

在投訴無門的情況下，羅伯特毅然決然地提起訴訟，把CCA公司告上法庭。可是，一個有案底的罪犯，起訴一家勢力龐大的私營監獄巨頭，難度可想而知。

在這座以營利爲目的的監獄眼中，犯人作爲勞動力，不應該有太多的個人屬性。在金錢利益的驅動下，犯人們的個性特點、身心健康統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不惹麻煩、不出亂子，成爲“沉默的財產”，爲公司帶來收益。

私營監獄的做法既不符合法律規定，又違背了道德倫理。但憑着背後有高層政治勢力撐腰，私營監獄系統似乎是無法撼動的，犯人們無數次的投訴和起訴都相繼失敗。

經過這4個月的臥底，鮑爾已經成功拿到了足以揭露私營監獄內部真相的第一手資料。在鮑爾的調查報道發表之後，他開始收到全國上下CCA監獄的職員和犯人的來信，他們紛紛表示自己所在的監獄也存在同樣的問題。目前，美國有關部門正在鮑爾的協助下，對相關的私營監獄進行徹查。

編輯|涼山

排版|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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