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詠

最近有兩則關於養老的政策建言被罵上熱搜。一個是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阮加建議鼓勵城中心區退休老人賣房去城鄉結合部、小城市、鄉村養老，以此增加城市中心住房供給，抑制房價過快上漲。另一個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建議儘快調整退休年齡。

平心而論，第一條建言確實不接地氣、怪不得被罵，但第二條還是理性務實的，捱罵是撞上了社會情緒的槍口。在經濟復甦過程中，難免箇中艱辛，無論即將退休的人，還是中青年一代，一看延遲退休，情緒都會炸裂。前不久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院長彭希哲建議延遲退休，也引發吐槽。

可以討論的是，爲什麼專家提出的養老建言總容易被民衆認爲是“何不食肉糜”，給人高高在上、不接地氣的觀感？

實事求是地說，有兩個情有可原的因素。一是養老政策是民衆關切所在，風吹草動都能掀起輿論波瀾。二是在這個問題上，利益訴求並不一致，大家都想有一個美滿富足的老年生活，但從社會整體而言，大多數公共政策的實施，難免讓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損，所謂“裏外不討好，橫豎都是罵”。在中國，到現在爲止很難看到哪個領域的改革沒有利益受損者。

但如何提出建言，進而如何制定政策纔有助於形成最大公約數，依然有改善的空間。任何公共政策，只有被民衆理解和認可，才能被更好地實施；一個社會凝聚的共識越多，運轉也會更和諧順滑。

所謂形成最大公約數，就是讓不同利益羣體即便在眼前利益或部分利益受損的情況下，也理解並認同政策是符合長遠、整體利益的。這需要讓人們看到政策的合理性，也需要讓人們看到，建言者或主政者，確實在平衡不同羣體的利益。只有如此，人們纔會覺得自己被公平相待，公平感是理解和包容政策的基礎。

首先，這需要推進形成鼓勵對公共政策討論的氛圍。就拿延遲退休這個話題來說，誰都想早點拿上退休金，但理性地看，錢從哪裏來？中國實行的是現收現付的養老金制度，簡單地說，養老金池子裏的錢，都是從正在工作的中青年人手上以基本養老保險的形式收上來的。隨着人口老齡化的加深，勞動年齡人口越來越少，繳費者規模將越來越小，而退休的人越來越多。如果不延遲退休又要保證當前老人的退休金待遇，那就只能提高當下中青年人的養老金繳納費率，這無疑增加了他們的負擔。這些中青年人，並不是於己無關的“陌生人”，而是“他”的兒女或“她”的孫輩。有人說，養老保險繳納不是單位承擔大頭嗎？但不要忘了，這也是用工成本，已然舉步維艱的企業，如果用工成本增加，裁員降薪等應對手段反而會惡化就業環境，最終也是把艱難傳遞給了個體。

這樣的道理需要不斷被解釋。尤其需要指出，解釋不是用高高在上、精英視角的方式，而是要通過老百姓能接觸的渠道，用老百姓能聽得懂的話語表達；也不能僅僅是學者和政府官員在官方媒體上單方面的陳述，還要有公共討論，由在職人羣、退休人羣、企業家等核心利益主體共同參與討論。這種公共討論自帶公開透明、凝聚共識的特徵。當溝通、討論都做到位了，理解的基石也就建立了。公共討論是公共政策制定中重要的一環，但在我們的歷史慣性中，往往被輕視。在這種環境中，很難形成符合最大多數人利益的政策方案。

另外，公共討論還要以一些基本共識爲前提，那就是秉承以關鍵利益人羣爲本的初心，不損害公民應有的基本權利。還是拿養老的話題來舉例，討論的出發點應該是老有所養、老有所安，而不是爲了其他功利目的。比如，阮加教授“賣房下鄉論”中，想借“騰籠換鳥”繁榮房地產，這就怪不得捱罵。此前還有專家建議過，按生育子女的多少確定未來領取養老金的多少，丁克族只能領取基本養老金。這是典型的混淆是非，罔顧人基本權利的思路。出發點不正的建言或政策，必然遭到民衆的吐槽和牴觸，長遠來看，不僅解決不了現實痛點，還有損專家、官員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