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学术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四库全书》便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纂的一部丛书。“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所谓丛书，系指由许多书汇集合编的一套书。《四库全书》乃是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修于清朝乾隆年间。三十八年（1773年）清廷下谕开馆修书，到四十七年（1784年）第一部的缮写工作基本告成，乾隆帝令贮文渊阁，后又陆续完成六部，到五十八年（1793年）才全部完成，历时二十年。

全书因抄成时间不一，期间又因烧毁、补入等缘故，其卷数并不完全相同。以文津阁本统计，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三万六千三百零四册。

《四库全书》按照西汉以来历代沿用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每部又分若干类：

经部分十类，即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史部分十五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子部分十四类，即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语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

集部分五类，即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典。

《四库全书》的编纂由清政府主持，旨在收集、保存前人撰写的书籍，致力于汇编。编纂工作的第一步便是在全国范围内把现存书籍全部收集起来。据统计，共收图书一万二千九百余种，十六万八千余册。除向民间征书外，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已散佚的书籍三百八十五种，共四千九百二十六卷。

《四库全书》并不是简单地把图书归集起来，对所收书籍都经过大量的分析和研究工作，包括版本鉴定、真伪辨别、篇章考析、文字校勘，进而“分别流派，撮其要旨，褒贬要旨，指陈得失”。

《四库全书》网罗广博，内涵丰富，考订精深，编次有序，为后人清理和总结传统中国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后代学者评价甚高。如章学诚称赞其“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馆阁者。”阮元也说，“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枝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

鉴于全书卷帙繁多、不便翻阅，又选录四百七十三种编为《四库全书荟要》，后又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对收入全书的各类图书，或未收录却存目的六千八百一十九种书籍，都逐一作了介绍，包括作者姓名、所处年代与该书要旨，集作者、内容与版本三者于一体。

《四库全书》的编纂始终贯彻乾隆“聿资治理”的意图。其著录的书籍都有严格的取舍标准：“阐明性道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若违背或偏离这个标准，就只存其目，不录其书。

评论著录及存目书籍的标准亦以乾隆的意志为转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惟准以大中至正之道，为万世严褒贬，即以此衡是非”。如《凡例》所言：“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

为此，鲁迅先生曾提醒人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现有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在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清廷还大量焚毁或删改所谓违逆或有“违碍词句”的书籍。据不完全统计，这类书籍达三千一百多种，总数当在十万部左右。中国文化由此遭受一次浩刼。

《四库全书》沿袭《隋书·经籍志》创立的四部分类法，把所收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部下又分四十四类，个别类下分立子目，共六十六个。分类遵循的原则是：“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家，作者有是一体，即应备是一格。”在各部和各类之下又有序录，论述每类书籍的内容、体例的演变，使全书包罗宏富而分类清楚，次序井然，易于读者检索。

做学问，必要懂分类，也就是懂得每门学问的源与流。南宋郑樵说：“编次必谨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四库全书》的分类偏重于经史两部。在四库馆臣看来，这两部分书籍是至关重要的学问，“学者研精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

传统分类法把绝大部分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摒弃在外。如《四库全书》虽然收录了从《永乐大典》辑录的古代算书，也收进了《几何原本》等西方的科学著作，但像宋应星所撰《天工开物》那样反映中国农业手工业技术成就的巨著，却未被《四库全书》收录，甚至连存目也未列入。

又如《四库全书》虽有“词典”一类，但以为“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词曲两者又扬词而抑曲。词类尚收词集、词选、词话、词韵、词谱，而曲类仅收品题、论断和中原音三种。

再如元明清三代传奇极为盛行，而《四库全书》一概不予收录，反而批评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至于源自话本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皆在排斥之列。清代小说《聊斋志异》《红楼梦》也被视为“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而不予收录。

首先意识到传统分类法需要改进的是王国维。1907年他在《教育小言十三则》一文中指出：“今之世界，分业之世界也。一切学问，一切职事，无往而不需要特别之技能、特别之教育，一习其事，终身以之。治一学者之不能使治他学，任一职者之不能使任他职”。

王国维在《欧罗巴通史序》一文中又指出：“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系以分类是已。分类之法，以系统而异。有人种学上之分类，有人种学上之分类，有历史上之分类。”

就学术的总体分类而言，王国维认为有科学、史学、文学三大类。“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像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也。”（《国学丛刋》发刊词）

在王国维看来，治文史之学，如无科学上的知识以为之辅助，则不能得其真。

王国维“虽以半生精力专治经史考证，但方法不同于乾嘉诸老，而深度又过之，其故就在先生已具备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如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而乾嘉诸老于此则茫然，所以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说：‘王静安先生的伟大，就在于用西洋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道理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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