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兵权之后,赵匡胤提拔了一批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担当禁军将领,但就是对这些人,他也严加控制,处处设防。赵匡胤即位后,“终夕未尝敢安枕”,就是害怕禁军将领重演陈桥兵变的故伎,夺取他的皇位。

赵匡胤建立的王朝何以国号称“宋”?从地理上看,宋源于“宋州”。宋州乃赵匡胤所驻在之州。959年周恭帝授以归德军节度使。节度使例兼所驻州剌史。960年以所领归德军节镇宋州,建国号为宋。

五代王朝的建立者无一不是割据一方的军阀,都是通过军队夺取皇位的。“天子宁有种焉?兵强马壮者为之耳!”(《新五代史·安重荣传》)

五代的更迭,也是通过节度使以武力实现的。节度使赖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核心,就是其亲自掌握的亲军(牙军、衙军)。五代周王朝的建立者郭威,就是通过他掌握的亲军代汉称帝的。

时任殿前都点检、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也是采取同样的手段从周世宗的孤儿寡妇手中夺取政权的。

赵匡胤,涿州(今河北涿州)人,父弘殷,后唐时任禁军将领。948年应募从军,成为后汉枢密使郭威的部属,与一批投靠郭威的年轻将领结为“义社十兄弟”,后称“太祖义社兄弟”,被视为宋朝开国勋臣,也是日后发动兵变代周建宋的骨干力量。

赵匡胤像

951年郭威建后周时,赵匡胤只是禁军中的一个低级将领。954年郭威养子柴荣即位后始受重用。30岁时升领匡国军节度使,并任殿前都指挥使,随即组建节度使幕府,首先入府的就是赵普。同时进入幕府的后来皆成为赵匡胤的心腹,而赵普又是陈桥兵变的主谋。

959年后周世宗柴荣率军北征,试图收复被辽占领的燕京(今北京)附近地区。赵匡胤所部乃北征主力,“义社十兄弟”为北征主将。

同年六月,世宗病故,柴宗训即位,时年仅七岁。临终前,对后事作了安排,把一些名位已高的将领调离京城,为名位较低的将领加官晋爵,以巩固少主的帝位,然而也为赵匡胤黄袍加身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京的高级将领中,除韩通外,名位均在赵匡胤之下。

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一个时代。中央政府成了高级将领抢做皇帝的场所,是为“五代”;地方政府则成为高级将领割据称王的场所,是为“十国”。

960年(显德六年)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他人谎报军情:“契丹入寇”。宰相范质、副相王溥遣赵率兵北上抗击。

正月初三,大军进驻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距开封城北四十余里。其时先锋部队已渡过黄河,与陈桥驿阻隔两岸。

当天晚上,军士聚于驿门商议道:“主上幼弱,朝廷空虚,纵然死力破敌,有谁得知?不如先拥奉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

众以为然,有人告知赵弟匡义与赵普,两人欣然同意。计议停当后,即派使者驰入京城,秘密联络石守信、王审琦,两人也表拥护。

次日天方黎明,众将士持刀露刃围住赵寝所。匡义、赵普率先步入帐中禀白,匡胤惊起出庭,众将士齐声高呼:“众将无主,愿册立太尉为皇帝!”时赵为殿前都点检,加检校太尉,故称。

赵匡胤未及回答,黄袍即已加身,众将士皆环列罗拜,山呼万岁,旋又前呼后拥,把他扶上马。赵勒住缰绳对众人说:“你们拥我作主,无非为了贪图富贵,但我有几个条件,你们如肯接受,我方能从命。”

众人下马答道:“愿受命!”

赵说:“太后主上是我北面所事,不可惊犯;公卿大臣是我比肩同僚,不得侵凌;朝市府库,不得侵掠。用命者定有重赏,违抗者绝不宽待。”

臣属应诺,遂肃队驰还开封。次日进入京城。百官闻变无不惊慌。范质执王溥之手道:“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

赵匡胤进城后先到太尉府,即有人将范质等人挟拥至前。范质当面责问道:“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

赵匡胤涕道:“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

范质未及回答,一旁罗彦环挺剑道:“吾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惶恐不知所措,王溥见机叩首,范质随之下拜,遂请赵匡胤登殿行禅代之礼,并要他“视太后如母,养少主如子,无负先帝旧恩。”赵一一答应。

这时百官陆续到来,有人从袖里掏出事先拟就的禅让诏书,仓卒间予以采用。

于是,赵匡胤在举行禅让仪式后正式登基,是为太祖。因赵所领归德军驻在宋州,故改国号为“宋”,并改后周显德七年为宋建隆元年,仍以开封为都。史称“北宋”。

其实,赵匡胤并非黄袍加身之始作俑者。后周开国皇帝郭威在澶州兵变时,将士“或裂黄旗以被威体”。不同的是,赵事先准备了黄袍。相同的是,郭、赵二人均掌握禁军的统率权,因而兵变的样式极为相似。再者,两次兵变都得到了宰相的首肯。此前郭在邺都发动的兵变,因得不到宰相冯道的支持而告吹。后再次发动兵变,始代汉建周。

赵匡胤导演的“陈桥兵变”,使他轻易地代周建宋。然而赵匡胤并无大功于后周,其战功仅略高于其他将领。他“受世宗厚恩”,却乘主少国疑之际,以兵变夺取皇位,自知难以服众,故而即位以来,“欲阴察群情向背,颇为微行”,并宣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

宋朝建立后,统治者日夜思虑的问题是如何“为国家建长久之计”。赵匡胤深知,唐末五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其源盖出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在于悍将权臣手握重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范浚《五代论》)

这句话揭示了兵权在政局变换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有鉴于此,赵匡胤即皇位后围绕兵权办了三件大事:一是集兵权,二是收兵权,三是分兵权。

宋朝最高统治者把兵权集中在自己手中,严格防止别人分掌。集兵权,主要是集中禁军的兵权。禁军原为皇帝的卫队。五代诸帝即位后往往把自己原来统率的军队调到中央当禁军,作为亲兵。后梁朱温时已有“侍卫亲军”的名号,到后汉,侍卫亲军的统帅就握有极大的兵权。后周世宗,除保留亲军外,又从各地选募壮士由赵匡胤挑选武艺高强的编为殿前诸班,也作为禁军,但比侍卫亲军更见信用。

建国以后,宋朝统治者大力扩充禁军的名额。除了接收后周的全部禁军以外,还从地方军队(包括原来各个割据政权的军队与各个节度使的军队)中挑选身体强壮、骁勇善战者到中央当禁军,“以守京师,备征戍”,“最亲近扈从者,号诸班直”。诸班直娶妻,据说宋太祖每每亲自接见,甚至要求“诸班之妻,尽取女子之长者,欲其子孙魁杰,世为禁卫而不绝也。”

禁军,又称禁兵,是宋朝的正规军。诸班直负责宫廷守卫,其他禁军承担京师守卫、征戍任务。太祖时禁军约有22万,真宗末年达43万多。禁军大部分部署在京城内外,同时又在外地部署一定数量的禁军,与中央禁军互相牵制。中央禁军在京畿地区的部署也保持一定的比例。这叫做“内外相制”。

宋朝的禁军

除殿前诸班以外,所有禁军都要定期换防,将领也经常调动,以防止将领与兵士、军队与地方勾搭连环。

赵匡胤还亲手制定了大规模养兵的政策,国家财赋收入绝大部分用于养兵。他曾自夸:“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

从此,宋政府每年招募大量士兵,特别是荒年募兵更成为一项定制,后代嗣君皆谨守不变。于是,破产农民成了宋朝正规军的主要来源。一遇灾荒,政府就到灾区大量招募士兵。那些灾民入伍后虽可以得到一份口粮,勉强维持全家生计,但军中等级森严,稍有违犯即遭鞭笞,甚至处以死刑。禁军脸上还要刺字。一旦当兵,终身不得脱离军籍。

所谓中央集权,就是把兵权集中掌握在皇帝一个人手中。赵宋王朝所以能重建和强化中央集权,除了兵权在握之外,还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提供了中央集权的物质前提。

宋初疏浚和开凿的漕运四渠,形成了以开封府为中心的水运交通网。除金水河并无漕运之利外,其他三渠则为京城经济命脉所系。三渠中又以汴河最为重要。当时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的漕粮百货,皆由该渠运往京师,所谓“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京城内外数十万驻军、数十百万户居民仰给在此一渠。故宋人有言:“汴河乃建国之本”。

不然的话,宋朝统治者便无法解决几十万军队与官僚的吃饭问题,也就无力集权了。

“杯酒释兵权”虽富有戏剧性,但未必全部属实。不过,帮助赵匡胤夺取皇位的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不再典掌禁兵,调到外地去当节度使,则是极为确切的事实。

赵匡胤收兵权,远非后人所讲的那样简单明了,从决策到布署,再到实施,最后收官经历了一长过程。期间收权与交权、君臣与兄弟、皇权与军权、中央与地方、安内与攘外之间充斥着实力的较量与智慧的博奕。

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虽大多凭军事力量夺取皇位,却只有赵匡胤一人是职业军人,以军功起家。即位后,兵变中拥戴有功的一帮义社兄弟,掌管禁军,功高震主。武艺高强的赵匡胤本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中。其他高级将领多骄横于世,所为不法,赵匡胤也不予过问。既显示了他的宽怀,也出于他的自信。

宰相赵普却深以为忧,一再进言,以削除他们的兵权。

“他们未必会叛我,你为何如此担忧?”宋祖问赵普道。

赵从容答道:“臣亦不以为他们会叛陛下。不过,臣细察这些人的才具,统驭的能力有限,恐怕不能制伏部下。万一有人作孽,仓促事发,恐怕他们也身不由己了!”

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不由得宋祖加以认真考虑。他沉吟许久,方叹道:“唉!从唐末黄巢作乱到如今,不过七十年功夫,八姓十二君,彼弑此篡,兵革不息,黎民百姓苦到了极点!兵权若不归于国家,就谈不上与民休息。然而我实在不知道,何以才可息天下兵革、建久长之计?”

赵普肃然奏道:“陛下有这番心思,真乃天地人神之福呀!只是节镇权重……”

“节镇”为割据一方的节度使简称,起初仅设于边境地区,职责是统管所辖地区的军政大权。安史之乱后,内地亦相继增设,并父死子继。经唐末藩镇之乱,节度使遍于全国,京畿之外,成了方镇的天下,方镇兵鱼肉百姓、祸患国家。五代方镇兵尤烈。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

“节镇权重”四个字使宋祖恍然大悟:“你不必再说下去了,我知道了!”此刻他已筹得上策,那就是釜底抽薪,使此辈不能、不敢亦不肯跋扈,从而消弥隐忧,既保全社稷又保全功臣。

决策既定,宋祖便把典重兵的一批武臣,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张全铎、罗彦怀、王彦升、赵彦徽,还有妹夫高怀德一并召到后苑会饮。酒酣之际,宋祖命左右侍卫退避,有腑肺之言要说。

“没有你们,我不会有今天。”赵匡胤首先肯定在座诸位的拥立之功,然后话锋陡然一转:“不过我常在心里思忖,人生但求快乐适意,何必非做皇帝呢?皇帝难当呀!不如节度使来得舒服,我晚上都睡不着呀!”

在座的面面相觑,居首的石守信叩问:“请陛下明示何以如此?”

“这还不容易明白吗?”宋祖指一指身下的御座:“哪个不想坐这个位子呀?”

乍听此言,这帮武臣无不惊疑失声,惟恐皇上话中有话,杀身之祸片刻间降临头上。于是一起拜伏顿首,仍由石守信代言奏答:“陛下何以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呀!倘真有此等孽臣贼子,臣等愿提三尺剑为陛下翦除!”

宋祖见状,稍感欣慰便说道:“我深知你们绝无不臣之心,无奈你们部属之中难保没有贪图富贵的非分之徒,一旦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做皇帝,又能怎么样呢?”

宋祖以自身说法,听者无不悚然,亦自心底泛起一阵感激,又是石守信代言奏道:“陛下圣明!臣等愚不及此!伏望陛下指示可生之途。”

宋祖连连点头说:“我已想好了保全你们的办法,否则我也不会跟你们说这番话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求富贵者不过多积钱财,生前过几天舒心日子,死后使子孙免受冻馁,你们看是不是怎样呀?”

“是!”众人齐声答道。

宋祖又说:“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便田宅市之,为后代置永久不动之产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

接着宋祖打出最后一张王牌,以冲垮诸功臣最后一道防线:“朕且与卿等约为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酒罢回府,这帮武臣“皆称疾请罢”,乖乖交出了典掌禁卫的兵权,而宋祖亦没有失信,让他们一个个“出守大藩”,出放到比较富庶的地方任节度使了。如石守信移为天平军(治郓州,今山东东平);高怀德移为归德军(治宋州,今河南商邱);王审琦出为忠正军(治寿州,今安徽凤台)。但上述节度使不同于唐末五代,“皆留京,遥领官职,不必赴任。”

不久,宋祖又故伎重演,召外镇节度使王彦超等入朝,邀宴于后宫。待酒酣从容说道:“卿等皆国家宿旧,久临剧镇,朝廷差遣公文繁忙劳累,非朕所以优贤之意也!”这些节度使都心领神会:“臣等本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愿乞骸骨,归息田园。”于是,众镇外节度使亦纷请退休。宋祖即明诏罢镇。

杯酒释兵权

在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兵权之后,赵匡胤提拔了一批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担当禁军将领,但就是对这些人,他也严加控制,处处设防。被提拔为殿前都指挥使的韩重赟被诬“私取亲兵为腹心”,赵匡胤听罢大怒,要把他杀掉。赵普劝阻说,你现在当皇帝总不能自己带亲兵吧!若听人告发就随便杀害他,以后谁还敢为你带亲兵呢?赵匡胤这才没有杀他,但不久就解除他的军职,把他调到外地当节度使去了。赵匡胤即位后,“终夕未尝敢安枕”,就是害怕禁军将领重演陈桥兵变的故伎,夺取他的皇位。

在“释兵权”前后,赵匡胤还取消了殿前都点检与殿前副都点检这两个职务,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合称“三衙”)分别率领禁军,互不统属。禁军从此没有最高统帅,各个将领分别听命于皇帝本人。

所谓分兵权,就是实行以枢密院掌管军政军令、三衙分统马步军的军事领导体制,从制度上保证皇帝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枢密院是执掌军政的最高机构,与中书省并称东、西二府。长官是枢密使,与中书省的同平章事合称“宰执”,共同负责军国要政。枢密院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决策,调遣军队,但不直接掌握军队。枢密使一般由文人担任。

三衙(殿前使、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分掌三支禁军(皇帝亲军)。三衙长官简称殿帅、马帅、步帅,合称三帅。三衙负责全国军队的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三衙互不统属,最高指挥权属皇帝。

禁军出师,不用三衙长官统兵,而由皇帝临时任命的率臣(帅臣)领兵出征。班师之后,兵归三衙,统兵率臣各还本职。

宋朝统治者就这样把原本捆绑在一起的调兵权、统兵权、握兵权一分为三:“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宋史·职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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