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统治，以宋室南渡为界分为两段：前段从960年赵匡胤称帝到1126年金兵攻入开封，统治全中国167年；后段从1127年赵构称帝到1279年被元灭亡，统治南中国153年。

南宋疆域

南宋国土较北宋减少约五分之二，以半壁河山而与金、元周旋一个半世纪，实仰仗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这种转移并非北方经济文化简单的移植或复制，而是先进经济文化与南方地理环境的嫁接与交融，因而别开新生面。

北宋时，南人犹为北人所疑忌。哲学家邵雍闻杜鹃声说：“此越鸟也，孰为而来哉？”因以《易》占之，谓人曰：“后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苍生无宁岁。”此人即江西临川王安石。北宋一朝南人之势不可轻。“名节自范文正公始，议论文章自欧阳子始，道学自周子始。”政治家范仲淹为苏州（今属江苏）人，文学家欧阳修为庐陵（今属江西）人，哲学家周敦颐为道州（今属湖南）人。“三君子皆萃于东南”，可见北宋时南方多出人才。

衣冠南渡后，宋廷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臣让位于武将，而驰骋抗金战场的将相皆为北方人。“渡江后将帅，韩世忠绥德军人，曲端镇戎军人，吴玠、吴璘、郭浩德顺军人，张俊、刘錡秦州人，杨维忠、李显忠环州人，王渊阶州人，皆西北人也。刘光世保大军人，杨存中代州人，赵密太原人，岳飞相州人，王彦怀州人，皆北人也。”（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三））

宋虽国势不振，而文风极盛。北宋诸帝几无不笃好文学，提倡学术。宋代右文，始于太祖、太宗。太祖“性好艺文”，太宗“锐意文史”，“右文”遂成为有宋一代的国策。

宋朝统治者实施宽松的文化政策。宋太祖临死前遗训子孙，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后代诸帝皆恪守此遗训，尊重文臣与士大夫，直到南宋，犹牢记不杀士大夫之遗训。

宋朝继承唐朝的教育制度并有所发展。宋初朝廷过于重视科举考试而忽视学校教育。但通过学校教育以培养人才逐渐成为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共识，宋朝先后兴起了三次学校教育的改革，即仁宗庆历年间的“庆历兴学”、神宗熙宁年间的“熙宁兴学”及徽宗祟宁年间的“祟宁兴学”，扭转了重科举轻学校的倾向，从而不同程度地将北宋的教育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南宋推进教育事业的一大亮点是书院的兴起与发展。

书院萌芽于唐代，原为藏书与修书之所，系官方机构，并不是教学机构。民间设立的书院才是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在私人设立的书院里，亦出现了授徒讲学的情况。

书院在宋初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机构。南宋书院，尤其是理宗解除了对理学的禁令后，掀起了迅猛发展的高潮。据统计，宋代共有书院203所，北宋占四分之一，南宋占四分之三。以地理位置统计，长江流域占74.76%，珠江流域占21.53%，黄河流域占3.52%。以省分计算，江西最多为80所，浙江其次有34所，再次是湖南，有24所。其中民办占一半以上，略多于官办。民办书院以江西、浙江、湖南为盛。（参见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

长江流域书院兴盛，与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相对发达有关。江西、浙江、湖南书院林立，则与江西有白鹿洞书院、著名学者朱熹、陆九渊在此讲学相关；浙江书院兴盛，与浙江乃南宋首都所在地有关；至于湖南，则与岳麓书院的影响密不可分。

岳麓书院

书院的组织结构较官学简单，管理人员虽少，管理却相当严格，有时学生也参与管理。

南宋时朱熹制定《白鹿洞书院学规》，把实施“五教”作为书院的教育方针。“五教”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为此，朱熹还提出了四个原则，一是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二是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三是处事之要：“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四是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书院允许不同学派进行会讲，开展辩论。1175年吕祖谦在江西信州主持讲会，会上朱熹与陆九渊两学派展开激烈争辩。1181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并把他的讲义刻在石上，立于院内。朱熹此举，为两个不同的学派共同讲学、互相论辩树立了榜样，开书院讲学制度之先河。

各派学者此后纷纷仿效，竞相参加各地书院发起的讲会。从讲会的仪式、规制等方面看，讲会制已经超出了书院教学的范围，成为地区性的学术讨论会及学术交流会。

一些著名的书院既是教学活动中心，也是学术研究重镇。朱熹研究理学，在书院讲授的也是理学。陆九渊研究心学，便在书院讲授心学。宋代书院的主持人，一般称“洞主”、“山长”、“堂长”、“院长”、“教授”。大多是著名学者，他们用研究促进教学，又以教学带动研究。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乃书院教学的显著特色。

南宋兴建的书院大多以宣讲理学为务。宁宗即位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开始进入政界，理学因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并由此成为南宋官方统治思想。“国家恢儒右文，京师郡县皆有学。”（《宋史·选举志》）

右文，重视文化教育，已如上述。恢儒，就是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使儒学得以优先发展。作为新儒学的理学，就是在北宋奠基、南宋兴盛起来的。理学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也适应传统文化传承的要求，因而在以后的年代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开辟了宋以下的半部中国史。

首先，理学重塑了传统的等级秩序，又构建了传统的伦理规范。古代中国政治体系在理学的框架下得以格式化。

其次，理学大力倡导所谓“内圣”，不断向“心性”靠拢，经世致用的精神大为削弱，最终成为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无形障碍。

再次，理学竭力建树的理想人格，对中华民族注重气节、道德、社会责任的文化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理学家张载昭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后代士大夫的价值取向与人文使命。

宋代与理学派相对抗的是功利学派。此派的特点在于：斥理学心性之空谈，究富强之实务。其代表人物多出浙江、江西。

经世致用本为儒学传统目的，然而汉唐诸儒多注重仁民爱物、休养生息，一遇富强言说，则斥之为霸术，不以圣人之徒相许。功利学派大力倡导功利学说，以与仁义相抗衡，相表里，与理学家阴奉佛道虽不同，却同为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两派取径虽殊，却殊途同归。

唐宋明清四朝，数宋朝最贫最弱。从政治制度看，宋多因袭唐，少有创制。宋之于唐，尤如东汉之于西汉，有人事安排而无制度安排，有变更而无建树。

与元朝相比，宋朝统治的区域远远不及。从治理结构看，也谈不上一统南北。但宋朝却在文化上统一了中国。“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赵宋以降的中国文化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政治上一统南北的元朝、明朝与清朝都未曾改变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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