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亲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

康熙像

康熙虽是清朝第二个皇帝，却面对开国皇帝必须解决的诸多问题。尽管顺治在位十八年，但清朝并未有效地统治全国。顺治初清兵南下，先后进占广东、四川、贵州和云南，清廷封吴三桂为平西王，留镇云南；封尚可喜为平南王，留镇广东；封耿仲明为靖南王，其子耿继茂（耿精忠父）袭封，留镇福建。吴、尚、耿三人原皆明朝将领，清兵入关前后先后降清。

“三藩”，即吴三桂、尚可喜及子之信、耿仲明及子继茂、孙精忠三支割据势力所辖藩镇。三藩各据一方，互通声气，广布党羽，势成割据，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

三藩都以打仗起家，十分懂得掌握兵权的重要。当时吴三桂在云南拥兵六万，平南、靖南二藩，根据朝廷定额分别统兵七千五百名与七千余名，实际拥兵远超此数。三藩中数吴三桂兵马最多、装备最好，故有“平西甲兵素称精锐”之说。顺治一朝财政收入大半用于兵饷，且每年入不敷出。顺治十七年（1660年）“会计天下正赋止八百七十五万余两，而云南一省需银九百余万，竭天下之正赋，不足供一省之用。”（《清世祖实录》卷136）

康熙帝目睹三藩势焰日炽，已成尾大不掉的态势，就委派大吏出任云南、贵州、广东、广西与福建等省的总督、巡抚，以牵制三藩的权力，财政上亦给以一定限制。康熙十二年（1673年）帝下撒藩令，削去三藩的权力，收回他们盘踞的地盘。吴三桂、耿精忠与尚之信发动叛乱。经八年战争，终于平定了三藩叛乱。

吴三桂像

八年战乱给南方诸省带来新的浩劫。浙东很多地方“衣食全无”，“难民牛种全无”。广东合浦（今属广西）等县，“人民之逃亡死徙十不存一”。贵州“自镇远以上数百里，人烟断绝。而贵阳省会之区，凋残尤甚，百姓流离失所，真绘图难尽也”。云南“抛荒田地，死徙人丁，在在有之”。

清廷为了安定民生，首先陆续废除三藩虐政。康熙十九年除免耿、尚二藩在广东、福建所设收税私行。二十年又停其“总店”。在云南，将“藩下官兵侵占民田”，“察出给还小民”，又尽行除去吴三桂时加派的赋税。

为了加强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对于接受招抚的耿、尚二藩属下官兵，一律撤归京师。吴三桂部属中参将、游击以下人员调往东北。同时增设广州、福州等地的八旗驻防。广西与云南归由绿营兵镇守。

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帝终于有较多时间、精力考虑如何治理河患了。“清初治河，必兼治运”。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但其地粮食不能自给，加上统治者巨额消费和军事需要，每年均须由南方输入大批粮食。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把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连接起来，运输粮食独恃运河。

清代大运河分七段，其中淮阴至扬州段称里运河。里运河北端的淮安与清口，为黄河、淮河、运河交汇之处，上有洪泽湖，下有宝应、高邮、邵伯诸湖，南通长江，东连大海，河道纵横交错，地形、水系甚为复杂。黄河泛滥，运河必坏。清初33年，黄河决口计51次，以致改道，夺淮入江，河水逆入清口，倒灌洪泽湖，合淮水并力冲运堤。江北里运河一线，黄、淮、湖、运联成一片，变为泽国，以致运堤崩坍，漕运阻塞，漕粮无法及时运到京师，严重影响粮食安全。

康熙帝亲政之初，便意识到治河乃立国之本，并把治理黄、淮、运三河作为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清军入关后，设置河道总督，简称“总河”，专管河务。又设漕运总督，简称“总漕”，专管漕运。二总都有自己的军队，分称“河标”与“漕标”。康熙十七年授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察审河务，以期一劳永逸解决之。

靳辅筹审全局，制定了“将河道运道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的方案，在黄、淮、运三条河道同时兴工，大规模治黄修运。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首次南巡途中，视察了治河工程，肯定靳辅功绩，同时决定解决靳辅一时无力兼顾的苏北下河地区水患。这一地区包括高邮、宝应、兴化、盐城等七州县，地势低洼，黄河泛滥时，洪水经洪泽湖与运河流入此地，泥沙淤塞河道与入海口，“民间庐舍田畴（常年）被水淹没”。于是，康熙帝决定将“入海故道浚治疏通”，并委派于成龙专管此事。对此，靳辅提出不同意见，并与于成龙辩论，但未能阻止工程进行，他本人也因其它案件而被革职。

于成龙像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帝第二次南巡，阅视河工，了解到江南淮安一带民人船夫均称誉靳辅，同时亲见其浚治的河道堤岸修筑坚固。返京后，康熙随即“谕奖辅所缮治河深堤固，命还旧秩”，也就是补发俸禄。

此后的八九年内，康熙忙于征讨，无暇顾及三河的治理，加之河道总督皆不胜任，以致疏浚海口的工程劳师而无功，黄河防务亦时常告急。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提出新的治河方案，包括将黄淮交汇处河堤向东延伸，使淮河斜行流入黄河，包括将清口以西黄河弯曲处“挑挖引河，乘势取直”，加快黄河流速，使洪泽湖水流入黄河。次年，任命张鹏翮为河道总督，按照新方案施工。四十二年（1703年）各项工程相继完工，成效显著。康熙又于四十二年、四十四年（1705年）、四十六年（1707年）先后三次南巡，亲临视察。

康熙六次南巡后，清朝政局基本稳定，社会经济得到恢复，黄河、淮河、运河的治理大见成效，水灾得以缓解，清朝统治进入全盛期。

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帝外出巡幸逐渐频繁。据统计，从1681-1722年的四十年中，外出巡行的时间每年超过200天的有十一年，100天以上的有二十四年，一个月以上的有七年。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巡行途中度过的。

康熙外出巡行，以“木兰秋狝”和六次南巡最为重要。木兰围场建于1681年，位于今河北省围场县。每年秋季，康熙都要率王公朝臣及满汉兵丁来此地围猎。届时，内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蒙古四部以及新疆天山北路之蒙古诸部及南路之维族首领，均轮班随围陪猎。每次行围结束，照例盛宴随围各部王公，并进行摔跤、赛马等活动，赏赐甚厚，意在笼络蒙古各部，加强满蒙贵族联盟，以确保满清王朝长治久安。围场建成后，康熙帝几乎每年都要来此行围，足见极为重视。

康熙也极为重视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及杭州、嘉兴、湖州等地。此地自唐末以来就是经济重心文化重镇，但自清初以来，这里的抗清斗争此起彼伏，满族与汉族的矛盾激化，如阎应元等保卫江阴；黄淳耀、侯峒曾等坚守嘉定；陈子龙、夏允彝等起兵松江；渔民赤脚张三等活跃于太湖周围；浙江四明山区的抗清军声威远播……此处也是清初思想文化最活跃的地区。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学者的动态与向背，对清朝统治的确立至关重要，对全国也有较大的影响。康熙六次南巡，除指授治水方略外，也有扩大清朝统治基础、加强满汉统治联盟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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