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智庫對大小事件隨時有觀點,並非是偶然的,這是追蹤研究體系的成果。這是體系的力量,不是個人的力量。一般來說,追蹤式研究的優點很明顯,來龍去脈很清楚,事務的演變格局和框架很清楚,時間序列中的各個節點很可靠,很清楚,不是傳說中的東西,不是人云亦云,這樣推導出的結論,就比較可靠。

—— 陳功先生

(因追蹤研究內容量過大,上圖僅展示部分重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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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建議被採納,

安邦智庫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有話說!

來源 | ANBOUND宏觀經濟研究中心

綜述自《每日經濟》、《每日金融》、《戰略觀察》等產品

近日,在由清華大學舉辦的“第三屆中國新型城鎮化理論政策實踐論壇”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談到了中國城鎮化下一階段亟需深化和啓動的幾項改革。

其中,涉及到農村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部分,楊偉民在表態中承認了兩點:第一,應該實行城鄉土地“同地同權”,未來要建設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第二,在保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變的情況下,允許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入市交易,吸引城市資本下鄉。

要指出的是,楊偉民指出的農村土地改革思路,與安邦智庫多年以前提出、近年來一直在呼籲的建議完全一樣!

安邦智庫對農村土地改革的政策思路設計

安邦智庫對土地制度改革的追蹤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隨着中國城鎮化進程不斷深入,用地需求與耕地保護的矛盾、農村人口轉移與就業、農民失地的利益補償、農村土地流轉等問題的愈加突出,安邦智庫研究團隊便意識到,決定農村改革與發展的關鍵就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的改革思路中,將農村土地的權利分成了三層,所有權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承包權歸農民,經營權可以進行市場化運作,只有經營權可以作爲市場要素來流動。

要強調的是,“三權分置”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而不是進行制度改革。

在安邦智庫學者看來,現行的農村土地改革不足之處在於,首先是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考慮過重,對農民的土地權益及權益兌現考慮不足;其次是考慮集體經濟體制的形式過多,對農民個人利益考慮不足;不僅如此,我們也認爲,當下的農村土地改革仍然停留在農民固守土地、聯產承包制框架內考慮問題,對城鎮化和農村人口流動考慮不足;割裂地看農村和農民發展過多,對城鄉互動、城市反哺農村考慮不足;對土地作爲生產資料的要素特點考慮過多,但對土地作爲農民可分享的資產特點考慮不足。正是以上五個方面的框框限制了農村土地改革和農村全面發展方面的創新突破。

那麼究竟怎麼辦?安邦智庫的基本思路是,參照城市國有土地長期出租使用權的做法,賦予農村宅基地幾十年的長期使用權,城鄉土地同地同權,允許這些使用權在市場上交易,吸引城市資本下鄉參與建設。安邦智庫認爲,如果能通過長期使用權的制度設計,吸引城市資金下鄉參與建設,同時讓農民得到財產權的實惠,這將是一個雙贏的結果。簡單的來說就是讓城市資本下鄉,讓地方城市資本助力農村經濟。

鄉村振興應充分吸收城市資本和要素下鄉

但遺憾的是,從政策層面看,中國農村發展一直受制於土地制度改革。長期關注農村發展的安邦智庫認爲,鄉村振興的關鍵是吸引人和資本進入農村。用市場空間的眼光去看待中國的農村發展問題不難發現,中國的農村本來就是一個很大的空間,如果人和資本不進入,何談鄉村振興?

在城鎮化浪潮下,要吸引人和資本,不能光靠小農體制下的土地承包制度來“固定”農村人口,城鄉流動纔是發展方向。除此之外,要大力提高農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加大對農村交通、醫療、教育的投入,這才能讓農村人不願意離開,也更能吸引城裏人下鄉。

其實不難理解,農村發展好了也會促進城市的發展,因爲城市的建立,生存,發展都需要農村提供資源。所以,安邦智庫一直堅信,城市發展與鄉村振興不是對立的,二者可以相得益彰。

而國際學術界的發現也同樣驗證了安邦智庫對農村發展的觀點絕非紙上談兵 !

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爲,在距離一座城市半小時車程範圍裏,農業水平要高於其他區域。中國的城市化和農業發展狀況,也證明了這一點,例如在長三角、珠三角都市區周邊一帶的農業水平相對較高。這是因爲距離城市較近的區域,農戶易分享城市文明和先進技術,也容易吸引年輕人從事農業經濟。歐洲一些國家的發展也證明了以上看法,例如荷蘭、德國等。荷蘭城市化率高達90%,農業普遍實行家庭農場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講,全荷蘭就是一個城市,這是因爲荷蘭的小城市分佈相當均勻,任何一個家庭農場經營者都能十分方便地分享城市公共服務,儘管他們在自己的居住點沒有城市設施。

此次,作爲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進一步表態,意味着安邦智庫對農村土地改革的政策思路設計已經獲得高層智囊的認可!

需要強調的是,在安邦智庫上述的制度設計中,完全不涉及農村宅基地私有化的問題,在不顛覆農村集體經濟制度下,我們認爲如果能在土地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通過土地賦權和政策創新,就能極大地促進農村和城市之間的人員、資金、土地要素的雙向交流,最重要的是,它能調動起大量的城市資本下鄉,在農村形成新的投資建設浪潮,這對中國經濟將會有顯著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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