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抗戰時期，日本爲實現其侵略行爲的合法化，製造了一系列試圖分裂中國的民族分裂話語。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構建“一體論”的中華民族話語回擊了日本的民族分裂話語，但這種“一體論”話語是以宗族來替代民族。中國共產黨敏銳地察覺到國民黨中華民族話語的缺陷，在吸收和借鑑多種話語資源的基礎上，構建了“一體之下多元平等”的中華民族話語。“一體”構成了國共合作的基礎，“多元平等”則不僅有效地回應了少數民族爭取政治權利的訴求，也消解了國民黨“一體論”話語的合法性。中國共產黨這套話語體系爲其爭取抗戰勝利贏得了政治主動和民意基礎，也奠定了當代中華民族話語的重要基礎。

關鍵詞：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話語；民族平等；話語競爭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初西方民族國家給中國帶來的亡國滅種危機，使少數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逐漸認識到只有構建一個具有強大凝聚力的民族共同體，才能在激烈的國家對抗中勝出，“中華民族”一詞的提出契合了這一時代需求。因此“中華民族”的概念和話語從少數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小衆化的政治話語擴散爲民衆的日常話語，加速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不過，這種話語的擴散並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經過特定政治主體的傳播和實踐才逐漸被民衆接受併產生認同。然而，當時中國社會各主體對於中華民族的內涵、結構、性質和特點等方面的認知及主張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徑庭，形成了譜系複雜的多套中華民族話語體系：既有學術與政治的話語差別，也有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的衝突，還有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話語之爭。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作爲抗戰時期兩大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主體，二者的中華民族話語都強調中華民族的一體性，堅決反對日本侵略者試圖分裂中國的話語體系，這也構成了國共合作的重要基礎。不過，國共合作期間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失去自主性，而是敏銳地察覺到國民黨只講一體不講多元，並試圖用宗族替代民族的中華民族話語缺陷。因此，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構建出“一體之下多元平等”的中華民族話語，這一話語強調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的同時賦予少數民族平等的權利。歷史證明，“一體之下多元平等”的中華民族話語不僅爲中國共產黨爭取抗戰勝利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話語支持，而且奠定了當代中華民族話語的重要基礎。

話語是社會主體對特定對象的主觀詮釋和意義宣稱的一系列陳述，體現話語主體的主觀意志和目標取向，建構話語主體的合法性。因此，話語並不是價值無涉的符號系統，而是包含着話語主體的某種意義指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權力和意識形態的載體。正因爲話語在政治生活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不同的話語主體總是竭盡所能地讓其宣稱的意義能夠被多數人接受，以便影響和主導政治進程。那麼，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構建中華民族話語的邏輯是什麼，在何種語境下生成，主要的話語競爭者有哪些，話語構建成功的關鍵是什麼？遺憾的是，縱觀學界有關抗戰時期中華民族的研究，話語分析一直處於缺位狀態。目前，學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探討抗戰時期“中華民族是一個”理論提出的歷史原因、知識界的論辯過程、分歧的動因和當代意義[1]；二是分析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的觀念形成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論創新[2]。雖然這些成果爲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但不管是中華民族觀念史研究還是理論創新分析都不能替代話語分析。話語分析重在探究社會主體構建話語體系的目的、語境、策略以及與其他話語主體的互動關係，呈現出話語與社會環境之間複雜的關係圖景。抗戰時期的話語分析可以爲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體系的構建提供有益的歷史資源和鏡鑑。

二、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話語生成的語境

話語並非憑空產生，而是在複雜的社會環境和社會結構即語境中生成，並深受社會環境的制約。因此，只有將話語置於特定的語境中進行分析，纔不會被理解爲空洞無物的語言符號，而是具有明確目標指向的工具。同理，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中華民族話語也是在特定的語境中生成，話語構建深受當時的社會環境和社會結構制約。抗戰時期，隨着國家危機的加重和對民族問題認知的深入，中國共產黨逐漸從強調階級鬥爭的內部競爭話語和民族自決的狹隘民族主義話語，轉向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華民族話語，闡明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先進兒女”[3]和“中華民族進步的力量”。這種話語的轉變是受到不斷加劇的民族危機刺激，以及當時多種政治勢力話語互動等因素共同激盪的結果。

(一）亡國滅種危機下的民族主義動員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動員全民力量參與救亡的政治行動成爲學界和政界無法迴避的時代課題。國家危機的不斷加重促使“中華民族”這一稱謂得到學界、輿論界、政界和少數民族的普遍認同，因爲當時“最能體現全體中國人民與日本侵略者的整體對抗的載體，莫若‘中華民族’這一概念”[4]。實際上，在1922年中共二大正式文件中，中國共產黨早就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還將“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5]作爲黨的奮鬥目標之一，只不過此時的“中華民族”指的是漢族。1935年12月20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一文指出：“中國紅軍戰鬥的目的，不僅是把全中華民族從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同樣的要爲解放其他的弱小民族而鬥爭，首先就是要幫助解決內蒙古民族的問題。”[6]文中將“中華民族”與外部他者“帝國主義”和內部他者“軍閥”置於對立的位置，同時將“中華民族”與“弱小民族”並列。由此可見，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中華民族”已經是中國共產黨進行政治動員的重要話語，只不過話語含義是變動的、模糊的。

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救亡”成爲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成爲首要矛盾。“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儼然已成爲各階層、各政黨和各民族的共識，“中華民族”也成爲人們進行全面抗戰動員的主要話語。在這樣的話語環境下，中國共產黨也要順應歷史潮流進行抗戰動員。中華民族話語的成熟由抗戰催生，它是中國共產黨凝聚人心進行政治動員的符號。毛澤東提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衆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7]隨着對社會主要矛盾認知的轉變，“中華民族”成爲中國共產黨經常使用的官方話語，比如1938年11月的文件《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便以25次的高頻率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文件的第一部分直接命名爲“中華民族十六個月抗戰的基本總結”。該文件指出抗戰對於中華民族團結的形塑作用在於：“十六個月來的抗戰，是我中華民族發展中的偉大歷史事件，造成了我中華民族空前未有的團結和進步。”[8]可見“中華民族”已成爲中國共產黨進行抗戰敘事的主流話語。在這樣的話語環境中，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作爲一個具有擔當的政黨，主動構建和傳播中華民族話語，肩負起動員民衆參與抗戰的責任；另一方面，中華民族話語的構建和傳播也是強化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地位合法化和獲得民衆支持的需要。

(二）回擊日本製造的“民族自決”分裂話語

日本侵略者一方面以直接的軍事行動進攻中國，另一方面通過製造“民族自決”“中國本部”“滿蒙藏非中國本來領土”“中國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等分裂話語，試圖將其侵略行爲合法化並扶植分裂勢力。同時，日本利用中國歷史上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差異，挑撥離間中國國內各民族的關係，大肆宣傳“抗戰是爲了漢人”“幫助蒙古獨立自治”“收復蒙地”等口號。中國共產黨對此有深刻的認識：“日寇深知中華各民族的親密團結，是反對外敵侵略的不可摧毀的力量，因此，日寇分裂中國的陰謀之一，就是用盡一切可能來挑撥中華各民族的關係，分裂他們、誘惑他們，企圖造成偉大的中華民族內部嚴重的矛盾，作爲最有利於他侵略與滅亡全中國的工具。”[9]所以，抗戰爆發之後中國共產黨談到少數民族時逐漸放棄“民族自決”話語而轉向“民族自治”話語，即使使用“民族自決”也逐漸將主體由少數民族轉向中華民族。比如楊松曾提出中華民族自決權的概念：“堅持神聖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去爲爭取中華民族自決權而鬥爭。”[10]

中國共產黨清醒地認識到日本分裂話語帶來的嚴重後果：“在侵華戰爭中，日寇是十分重視宣傳戰的。其進行宣傳戰的基本方針，爲分裂中國的團結，消滅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使中國從聯共抗戰變爲反共抗日。”[11]面對日本的民族分裂話語，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有力的回擊，特別強調中華民族的一體性。毛澤東指出：“針對着敵人已經進行並還將加緊進行分裂我國內各少數民族的詭計，當前的第十三個任務，就在於團結各民族爲一體，共同對付日寇。”[12]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還強調少數民族與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今天回族的命運，也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一樣，只有從徹底抗日的鬥爭中，才能爭取一切其他方面的解放。”[13]

(三）批判和超越國民黨“一體論”的中華民族話語

面對日本製造的民族分裂話語，國民黨試圖通過“同源論”“同宗論”的歷史書寫來證明各個民族已經是“一體”的中華民族，同時主張停止使用“民族”一詞來指稱少數民族。其中，1943年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可以說是國民黨“一體論”中華民族話語的集中體現。該書認爲只有中華民族可以稱爲民族，中華民族之下是由多數宗族融合而成。“就民族成長的歷史來說，我們的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於中華民族的宗族，歷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動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14]蔣介石用宗族概念來替代民族概念，宣稱中國只有“中華民族”可以稱爲民族，這在一定程度上回擊了日本製造的民族分裂話語。然而，這一話語的侷限性也很明顯，即否認了當時客觀存在的諸多少數民族。實際上，自辛亥革命構建現代民族國家以來，少數民族精英希望其民族身份得到承認的聲音一直存在。就西南地區來說“五族共和”並未將這一區域的少數民族涵蓋進去，許多少數民族精英的身份沒有得到相應的承認，更缺乏保障其基本權利的政治制度安排，他們被“遺忘”在共和之外。比如抗戰時期，西南地區的高玉柱、嶺光電、喻傑纔等少數民族人士多次向國民政府請願，希望其少數民族地位得到政府承認並給予相應的政治待遇。雖然國民黨在一些文件中承認民族平等，但《中國之命運》一書以霸道的政治話語忽略了少數民族的訴求，違背了孫中山新三民主義中“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治主張。

中國共產黨針對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將國內少數民族稱爲“宗族”的主張進行了有力的批評，認爲這是否認少數民族客觀存在的大漢族主義做法。周恩來批評道：“蔣介石的民族觀，是徹頭徹尾的大漢族主義。在名義上，他簡直將蒙、回、藏、苗等稱爲邊民，而不承認其爲民族。在行動上，也實行民族的歧視和壓迫。”[15]陳伯達專門寫了《評〈中國之命運〉》一文展開批評，他認爲蔣介石以血統立論否認少數民族的觀點違背了孫中山及其民族主義，將民族當作宗族解釋會造成歷史的混亂[16]。基於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一體論”話語的缺陷，中國共產黨首先宣稱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這與國民黨強調中華民族的一體性具有相似性；其次將組成中華民族的各個民族也視爲民族，並承認其平等的政治地位。“實行民族主義，堅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求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對內求國內各民族之間的平等。[17]爲了便於區分，我們將中國共產黨的這套話語稱爲“一體之下的多元平等”：“一體”指中華民族是由中國境內各個民族組成的一個整體，用來批判日本製造的民族分裂話語，“多元平等”指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國共產黨在團結各民族爲一體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有效緩解了一體與多元的結構性張力。

三、“一體之下多元平等”的中華民族話語內涵

話語不僅會隨着話語主體認知水平的改變而改變，而且會隨着話語對象和話語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一般而言，對外的話語往往包含有修辭的成分，而對內的話語相對更爲貼近真實。儘管中國共產黨“一體之下多元平等”的中華民族話語在不同的語境下有一定差異，但我們仍然可以從中歸納出它的基本內涵。1939年12月毛澤東發表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被認爲是毛澤東對“中華民族”最全面和最權威的論述，標誌着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觀念的最終確立。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話語的轉變並不僅僅是語言學意義上的轉變，更重要的是話語轉變背後隱含着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認知、觀念、政策和價值取向的重大轉變。隨着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認知愈發成熟，其中華民族話語也逐漸清晰和穩定，形成了“一體之下多元平等”的中華民族話語。

(一） 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

全面抗戰爆發後，日本侵略者想要征服的是整個中國，而不僅僅是某個民族或某個區域。在中國與日本的整體性對抗中，各民族共同組成一箇中華民族，作爲部分的各個民族和作爲整體的中華民族命運緊緊連在一起。中國共產黨話語中的“一體”並不是國民黨帶有同化主義和種族主義的一體，而是多個民族複合而成的有機整體。《抗日戰士政治課本》上冊第一課“中國”寫道：“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組成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包括漢、滿、蒙、回、藏、苗、瑤、番、黎、夷等幾十個民族。”[18]1940年2月關烽（賈拓夫）在《團結中華各族爭取抗戰建國的勝利》中也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中華民族是由中國境內漢、滿、蒙、回、藏、維吾爾、苗、瑤、夷、番各個民族組成的一個總體，因此，中國抗戰建國的徹底勝利，沒有國內各個民族的積極參加，是沒有最後保證的。”[19]這種“一體”還表現爲少數民族與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劉春在分析蒙古族和中華民族的關係時提出：“蒙古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它直接受日寇統治、壓迫、侵略，並且它居住於中日戰爭極爲重要之戰略地帶，是中國抗戰必須爭取的力量，所以蒙古民族在抗戰中處於非常重要的地位。”[20]團結則生、不團結則死的共同命運加速了中華民族的一體化。1938年11月《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提出：“團結中華各民族（漢、滿、蒙、回、藏、苗、瑤、夷、番等）爲統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圖存。”[21]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中，強調“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的話語具有優先性和正當性。

(二）少數民族具有平等的權利

中國共產黨主張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楊松在《論民族》一文中指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就對外來說，中華民族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因而它是中國境內各民族的核心，它團結中國境內各民族爲一個近代的國家。”[22]也就是說，中華民族是一體，內部各民族是平等的多元。是否承認少數民族的存在並賦予其平等的權利是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中華民族話語的根本分歧。國民黨爲了反擊日本的分裂話語和維護自身的政治利益，飲鴆止渴式地提出了“宗族論”的中華民族話語。這種不顧歷史上的客觀差異和現實的訴求，運用政治的強制力構建的話語必然難以獲得廣泛的支持。中國共產黨在強調“一體”的前提下，創造性地提出“多元平等”的中華民族話語。毛澤東提出各民族具有平等的權利：“允許蒙、回、藏、苗、瑤、夷、番各民族與漢族有平等權利，在共同對日原則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23]劉春進一步明確平等權利的含義：“回族與中華各民族共同享有政治、經濟、文化的平等權利，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24]

在陳述“多元平等”的話語時，中國共產黨還援引了孫中山新三民主義中有關民族平等的話語，有效回擊了蔣介石自稱爲孫中山三民主義忠實繼承者的話語，在《實行正確的民族政策》一文中強調，“現時對國內少數民族的政策，應當是實行孫中山先生的‘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25]。中國共產黨所倡導的“多元平等”並不只是停留在文件和報紙上的“口舌之爭”，而是充分運用於陝甘寧邊區的實踐中。1941年5月《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提出建立自治區以落實民族平等的權利，“依據民族平等原則，實行蒙、回民族與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區，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與風俗習慣”[26]。中國共產黨通過在陝甘寧邊區的民族平等政治實踐有力地詮釋了“多元平等”話語的真實性和有效性，對少數民族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民族平等始終貫穿於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話語的發展歷程，成爲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展開話語權競爭有力的理論武器。

(三)反對大漢族主義

儘管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華民族內部的團結，但由於“華夷之辨”“華夏中心主義”“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傳統觀念的長期影響，加之歷史上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客觀存在，這些矛盾和衝突一旦被日本侵略者或者民族精英利用，很容易造成民族間的隔閡，進而撕裂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團結。因此，“反對大漢族主義”成爲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話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論及蒙古族問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着重指出大漢族主義的嚴重後果：“由於蒙民歷史上受大漢族主義的壓制，直到今天中國政府尚未改變對蒙民的大漢族主義的傳統，所以不少的蒙民受了日寇欺騙與麻醉，因而造成許多蒙漢的仇視與對立。蒙民自以爲今天是蒙民的世界，可以對漢人採取報復侮辱。而許多冒牌抗日軍隊也就不明大義，以怨報怨，沒收蒙民的財產，強駐喇嘛廟，加以漢奸罪名，殘殺蒙民，甚至提出‘抗日必先滅蒙’的口號。這也無怪蒙民把他們稱呼爲‘抗蒙助日亡國軍’。”[27]毋庸置疑，各民族的相互認同是促進中華民族團結的基礎，因此反對大漢族主義便成爲加強民族團結的一個重要方面。

大漢族主義還容易激起某些少數民族狹隘的地方民族主義傾向，進而間接助長日本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分裂野心。“大漢族主義者十分愚昧地企圖用各種人爲的力量用少數人的叫喊來否認中國的回回民族是一個民族。他們硬說回回民族只是一些在他們看來是信了回教（伊斯蘭教）的漢人，或者硬說回族已經完全同化於漢族不能再成爲一個民族。大漢族主義者既然在最基本的存在問題上否認了回族，宣佈說回族已經不是一個民族，自然他們就同時輕易地抹殺了回民問題是一個民族問題，抹殺了回漢之間已有的深刻的成見與隔閡，抹殺了回族現在的不平等地位，抹殺了應以民族平等的政策來親密團結全國回回民族一致抗日的問題。”[28]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多次將蔣介石等地主階級代表稱爲大漢族主義者，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在構建中華民族話語的過程中，除了使用民族主義的話語之外，並沒有完全放棄階級話語。民族主義話語和階級話語的融合使得中國共產黨在與日本民族分裂話語和國民黨“一體論”話語的競爭中找到了有力武器。

(四）反對狹隘民族主義

既然中華民族是由各個民族組成的共同體，那麼就有可能存在個別少數民族將本民族的利益置於中華民族利益之上的狹隘民族主義傾向。這種狹隘民族主義的危害不亞於大漢族主義（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大漢族主義也是一種狹隘民族主義），狹隘民族主義同樣也會破壞中華民族的團結，甚至可能造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分裂。所以，中國共產黨在反對大漢族主義的同時也反對狹隘民族主義。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周圍主要聚居着回族和蒙古族，劉春提出：“一方面糾正大漢族主義，而另一方面亦不能不要求回族某些人當中改正現在還存在着的狹隘的回族主義……只有這樣，徹底地肅清大漢族主義同時又克服狹隘的回族主義，才能使回漢各民族相互間的關係真正親密和好，真正消除過去一切成見與隔閡而一致對外。”[29]正如文中指出的那樣，如果不能消除各民族歷史上形成的隔閡是很難相互認同的。李維漢也對回族自治地方提出要求：“在回族執政的地方，回族軍政當局必須依據民族平等的原則，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給予當地其他各民族如漢人、番人、蒙人、薩拉人等以平等權利，調劑各民族間的關係，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字，並教育當地回族人民以平等親愛的精神對待這些民族，克服狹隘的回族主義的偏向。”[30]狹隘民族主義是一種典型的離心力，離心力過大必然會造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分離。

四、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話語構建的當代啓示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華民族”話語的生產者和傳播者，還是話語的實踐者。中國共產黨通過構建“一體之下多元平等”的中華民族話語並賦予其富有特色的內涵，用以動員民衆參與抗戰救國的政治行動，並以獨特的話語表述在與日本的民族分裂話語和國民黨的“一體論”話語競爭中勝出。抗戰時期，人們對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話語的認同，除了該話語體系具有合理性之外，還在於這套話語體系有效地回應了少數民族的利益訴求。“一體之下多元平等”的中華民族話語不僅豐富了中國共產黨的話語體系，還爲中國共產黨積累了寶貴的話語構建經驗，這對當下中國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體系具有重要的啓迪意義。

(一）融會貫通：話語資源的吸納和轉化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在激烈的話語競爭中勝出，其重要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能夠融會貫通多種話語資源。全面抗戰爆發以後，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民族自決話語的危害，創造性地建構了“一體之下多元平等”的中華民族話語。這套話語既有對階級話語的部分繼承，也有對民族主義話語的汲取；既有對列寧民族自決話語的批判性繼承和轉換，又援引了孫中山新三民主義中的民族平等話語。在這套話語體系中，階級鬥爭話語向民族主義話語的轉變成爲國共兩黨合作的基礎，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地位合法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民族自決話語轉向民族自治話語，彌合了中國共產黨民族話語中民族自決與國家統一的張力；援引孫中山新三民主義話語有力地批判了國民黨“一體論”話語的合法性，贏得了少數民族的支持，因應了少數民族對民族權利的訴求。除此之外，中國共產黨還注重對歷史資源的合理使用，塑造出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繼承者、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繼承者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者的複合形象。這啓發我們在當前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的過程中，一是要注重歷史資源的創造性轉化，新時代話語的構建並不意味着與傳統一刀兩斷。這包括對中國傳統族類話語資源的現代轉化，還包括對中國共產黨自身發展過程中積累的中華民族話語資源，尤其是抗戰時期的話語資源。二是要在立足本土話語的基礎上，充分吸納國外民族主義或民族國家有益的話語資源，處理好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張力。三是要明確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是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不變的主題，符合中國國情和人民需要是話語生產的出發點。

(二）現實指向：確保話語的有效性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者，話語體系的構建不是停留在觀念層面的話語之爭，而是在社會實踐中踐行話語所指向的內容。有效的話語體系不是空頭支票，而是和實踐緊密聯繫起來。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強調民族平等的價值理念，另一方面通過民族區域自治實踐等賦予少數民族平等的權利。正如毛澤東所說：“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31]中國共產黨話語的務實性和實踐性容易獲得各族人民的認同，通過抗日根據地的民族平等實踐詮釋了話語的真實性和話語的有效性。社會實踐是檢驗話語是否真實有效的途徑，話語構建的成功有賴於合理的行動策略選擇。因此，話語構建要從“廟堂敘事”向“生活敘事”轉換，不僅要告訴民衆“爲了什麼”，還要帶領他們在實踐中“怎麼做”。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離不開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的構建和傳播。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的構建不能滿足於政治話語和學術話語層面，更應該構建民衆喜聞樂見的生活話語。與此同時，不能停留在“文件層面”的話語宣傳，應當繼續深入推進區域協調戰略、對口支援邊疆民族地區政策等實現各民族的共享發展。縮小各民族各地區的發展差距和依法保障少數民族的基本權利纔是維繫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物質基礎，也是檢驗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真實性的重要途徑。

(三）中庸之道：避免極端話語

學界普遍認爲中華民族是政治共同體、文化共同體、歷史共同體、命運共同體。既然是多重複合體，那麼在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的過程中就不能單向度地突出某個方面。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一體論”的中華民族話語以政治強制力爲後盾，過分突出主觀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的民族情緒，不顧客觀存在的民族差異和少數民族的訴求，一味強行推行同化主義的話語只能是適得其反。更爲重要的是國民黨的這套話過分強調政治強制力的作用，忽視了文化的涵化功能和中華民族的歷史延續性，畢其功於一役的做法只能帶來預想不到的後果。蔣介石“在民族政治極爲敏感的年代，不顧早已流行開來的國內各民族爲‘民族’的既成說法，忽略各小民族大衆自身的民族身份認同實際，這無異於簡單粗暴地否認了包括漢族在內的各族人民已經取得的原有‘民族資格’，不免表現出一種缺乏政治智慧的生硬特徵和霸道性格”[32]。再者，不顧事實地誇大主觀精神力量的作用也是難以奏效的。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作爲馬克思主義者，其中華民族話語既注重“共同的命運”“共同的心理”等主觀層面，同時也兼顧了“共同歷史”“共同文化”等客觀層面。這啓發我們在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的過程中不能顧此失彼。

結語

抗戰時期，中華民族話語的複雜性既體現了西方民族主義與本土族類觀念的碰撞與融合，也體現了傳統民族觀與現代民族觀的互動，同時還體現了不同黨派的認知差異和隱含的權力之爭。中國共產黨在充分吸收多種話語資源的基礎上，構建出“一體之下多元平等”的中華民族話語，以“一體”反擊日本的分裂話語，以“多元”消解國民黨的“一體論”話語。當代中國同樣需要一套有效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畢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並非與生俱來，也絕非僅憑藉政治強力的灌輸和傳播就能達到。歷史上不顧各民族客觀存在的差異和現實訴求等客觀因素，只顧政治團結等主觀情緒而構建起來的中華民族話語，固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其實踐效果顯然要大打折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應該從歷史中汲取教訓，認真總結中國共產黨在與國民黨的話語之爭中取得勝利的原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一套自洽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體系，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話語建構經驗以及中華民族共同浴血奮戰的歷史實踐是我們可資利用的寶貴資源。

按：作者青覺，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民族理論與民族政治；趙超，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共重慶市委黨校《探索》雜誌社編輯，研究方向：民族政治。原文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8—14頁。原文註腳已刪除，爲便於讀者瞭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別說明之處，正文中用“[1][2][3]”等字樣標出。圖片來源於網絡。

責任編輯：李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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