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对于新冠疫情，人们的自我防疫意识普遍得到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提升，但是在隔离了五十几天的严密防控政策的落实之后，及时的调整政策的刚性，适时解禁，让社会自身真正活动和自组织起来，便是最为有必要和必需的，它甚至可能也像当初的封城一般，一天都是不能耽搁的，甚至对很多人而言，可能一时一刻都耽搁不起。

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的居家禁足前后已经有五十多天了，大面积的疫情也因此得到了总体性的控制，除了武汉之外，有很多地方的确诊人数已经多天零增长了。那么，在此处境之下，及时复工就变得必要且紧迫。而且，这种复工也不应该是局部性的，而应该是一种全面的复工，这是基于一种良好社会构成的整体性原则而必然会推论出来的一个判断，也是不使社会人心受困于极端困境的必要之举。

要知道，对社会治理的任何政策的出台，它可能都不会是最完美的，也就是需要关键的决策这在一种利害轻重权衡之后做出一种敢于担当的选择乃至抉择，完全受社会舆论左右的政策制定，从长远而言一定是会伤及社会自身的，许多的历史性事件都毋庸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当初的封城之举，尽管不及时但绝对是有必要的，对于新冠疫情，人们的自我防疫意识普遍得到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提升，但是在隔离了五十几天的严密防控政策的落实之后，及时的调整政策的刚性，适时解禁，让社会自身真正活动和自组织起来，便是最为有必要和必需的，它甚至可能也像当初的封城一般，一天都是不能耽搁的，甚至对很多人而言，可能一时一刻都耽搁不起。

对于这一点，只要我们去看看大城市之中那些还在照常运营的公交车、地铁以及城际火车上空荡荡几乎空无一人乘坐之时，我们也便明白已经被隔离了很久的社会，它需要及时复原、及时复工的必要了。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些照常空驶的交通工具的成本，它最终还是会落在纳税人的头上的。

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便可以从下面这些方面去说明长期禁足在家之后的重新复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了。

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和人之间是需要交往交流的，只有在交往交流中，才能真正去化解相互之间所产生的不必要的误解和彼此之间的偏见。而一种长时间禁足在家的结果便是，社会之中人们相互的不信任感在日益地加剧。那些各自带着口罩的路人，不论大人小孩，也不论年长年幼，大家即便相互离着很远的距离，但相互之间却是流露出一种彼此嫌弃的不信任的眼神的，这样一种心理隔膜感距离的社会制造，对于社会、社区以及邻里自身的团结和互助而言都是极为不利的，它将会引发未来社会之中的相互仇视心态和行为的加剧。

其次，我们要知道，社会是分不同人群的，人群之间又必然是相互依靠的，没有这种相互性的依靠，社会的存在也便是没有什么意义可言的。而单一维度的一味禁足，它只能降低人的相互间依靠感的获得，久而久之，社会运行的机制因此而可能自行瓦解，人也自然会走向一种无端的冷漠和孤独。因此，核心的道理是社会要求人们各自动起来的，一个持续原地不动的禁足社会，长期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想一想医院里，如果没有那些能够动起来的医护人员、解放军战士、志愿者、快递小哥等等，他们不禁足地动起来才有了新冠肺炎的治愈率的提升和死亡率的下降。如果他们的行动对社会是有好处的，在疫情可以被控制到一定的范围之内之时，那其他人的行动起来也一样是对社会有益处的，甚至这种益处是无可估量的。我们不要把那些禁足期间还在活动人士称之为“逆行者”，他们是真正社会的参与者，而实际上那些被禁足者才是真正在家里蜗居的社会参与上的逆行者。

▲ 四川援鄂队员与亲人告别，报道题为《致敬2020最美“逆行者”》。© 四川科技报

第三，我们也一定要注意到，在一些人遭遇到病毒感染的同时，可能也要小心一种不可把控的传媒力量像病毒一样地在对我们的社会进行着一种无情的感染和伤害，甚至它们还很隐蔽性地在让我们无法深切地去感知一个真实存在的周边世界，一个足不出户之人，硬说他看见了一种社会的真实，放在那种语境下都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要知道，今天的世界之中，我们越来越离不开虚拟的传播媒介在通过对某种舆论的特别报道而无形之中抑制了其他社会声音的传递,比如我们现在满眼看去的都是新冠肺炎的患者，而看不到其他疾病对人折磨的痛苦表达，因此，要知道，通过一种传播媒介，我们所能看到的并不会是社会的全部而是很有限的部分，用管中窥豹的成语来形容，绝对不为过。但很显然，一个良性的社会，它确实是要有多种声音的传递的，我们再不要因为某一单一媒体的一厢情愿的报道或者在其他方面的集体失声而制造出本不必要有的那种吹哨人角色了。

当很多人待在家里，卧床刷屏，心甘情愿去听信传媒的全部报道之时，那我们就需要去提醒一下：那仅仅是一家之言而已，那一定不是全部的真实，或者说，所谓全部的真实真的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做观察和独立的思考，这也是体现出一种现代成熟社会自组织能力的衡量标准。而一个甘愿成为各种媒介的舒服的接受者的人和社会，其最终受到伤害的可能还是他们自己。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病学发展的公共医学思考是足可以证实我们如上的这些判断的有价值了。

第四，在这复工的呼声之中，在一个曾经人潮涌动的城市之中，可能所有的年轻人是最为应该首先得到解禁的，他们奔赴自己本职工作的岗位，那才是最应该受到一个社会的鼓励的。因为要知道，他们才是这个社会之中财富的创造者、机会和挑战的应答者以及生活幸福的营造者，他们是社会支持体系的中坚力量，是各个年龄层群体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韶华青春才是真正耽搁不起的，他们之中有许多的人可能都在面临决定他们未来前程的升学、高考、毕业以及求职的种种压力，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真正让这些压力在社会正常运行之中有一种高度的释放，那真正有可能耽误的就不只是某一个人的青春了，可能损失的便是一代人的青春。如果是这样，那社会的代价将是无限惨重的，而我们未来的社会也真的无法承受这样的因为不能正常生活而承受的一种重负和代价，即便未来社会有再好的社会创伤疗愈系统，这样的可能一代人的创伤是无法对其加以修复和补偿的。

因此现在真的需要是让他们这些人有机会尽可能及早地回到校园，回到教室，回到职场，回到厂矿车间之中去，否则由此长期禁足而造成的工作、学习的懈怠和心理阴影，其后果可能是极为令人堪忧的。

第五，我们也一定要小心一种专家陷阱的存在。要知道，专家只是社会中的某一个群体而已，或者说专家只是在专业技术上的经验丰富而已，他或他们并不会是全知全能的神仙，如果这个世界有神仙存在的话。

或许，在我们的印象中，一个医生更为专业性地知道对某一种疾病的患者治疗的程序和技术，但却一定不会去关注于这个患者所在社会其自身发展的逻辑。他们完全可以凭借医疗制度化所给予的某个医生专业的知识权威而把某一位或某一些病人放在病床上去，这本是医生的权力所在，也是他的职责所在；而能够把这么多百姓禁足在家中，也必然是传染病学家的一种知识权力，通过制度化的医疗而被赋权，但它一定不会是全部应该有的社会逻辑之所在。因为，社会逻辑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人首先要能够去活着，并且要相互依赖和依靠才能更好地去活着。

但现在的社会之中，有很多人却越来越感受到了一种禁足在家的不舒服和不舒适，需要通过解禁的方式来进行一种自我的调节，我们不能再去做那种“按倒葫芦起了瓢”的滑稽游戏了，我们自然也不能再去出台某种“拆了东墙补西墙”的总是在不断让社会受伤的政策了。显然，真正政策的制定，不能仅仅是救一时之急，还应该在人性和人类美好生活的长远道路上做一番下了苦功的谋划和规划。

最后，我们一定要清楚地知道，社会乃是一个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长久的隔离绝对不是一种生活的常态，每个人各就其位的复工和劳作，那才真正是社会应有的健康姿态。换言之，社会在一种纯粹理性之外，尚有一种给予人以希望的精神性引导的力量，与此同时，还有他们的传统存在、他们的习惯存在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存在。

如果禁足久了，我们一味性的强调一种科学理性的隔离技术，而完全忽视了人的自我感受，人的在社会互动中的精神追求以及传统价值的阐扬，那一旦社会出现了不可复原的解体并失去其真正的驱动力和行动力，那可能是未来社会图景中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件最为可怕也最为糟糕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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