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3年,《上海理船厅章程》的颁布,标志着近代上海港早期发展阶段的完成,上海港的成长也带动了上海城市的兴起,推动了长三角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进程,而上海也依托近代交通、商贾、工业、金融等等在内的重要发展要素,向其经济腹地释放持久的辐射力与影响力。通过“以港兴市”“因港促工”“依港扩城”,上海港作为中国首要的内外贸易枢纽港,带动上海商业、金融业、通讯业、工业以及城区地域的显著发展,并奠定上海最大都市的稳固地位的作用,港口开发是近代上海崛起于东亚的源头之水。

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内进行的,并被时间的流逝塑造,历史经济地理学将经济活动置于空间与时间的坐标中考察,能够增进人们对经济发展的结构与趋势之理解。

原文 :《经济地理的历史解码》

作者 |华中师范大学 严鹏 褚芝琳

港口—城市—腹地:一个分析框架

20世纪60年代,英国地理学家伯德(Bird)的 “港口通用模型”最早将港口与城市空间联系起来,提出 “港口发展六阶段”理论,为探究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港口发展提供了简便可行的模式,但该模式弱化了对陆向腹地与海向腹地的作用分析,因此也存在一定缺陷。同时期, 港口腹地关系的研究也是热点,涌现了一批知名学者,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学者是麦耶(Mayer),他率先探讨了港口之间的陆向腹地竞争,并首次将集中了大量货流的港口定义为主枢纽港(load center),随后豪尔(Hoare)在内的学者又与时俱进,提出了包括 “混合腹地竞争”在内的新概念,持续推进了港口腹地的相关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界同时也将多要素联结起来进行全方位探讨,构筑了包括古典区位论、中心地理论(城市“门户功能”)、港口城市发展单因子动力模型在内的理论模型框架,并用它们指导研究,这些研究尤其注重对腹地交通要素的探讨,将港口、城市、腹地进行综合考察,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80年代前期,西方学界将目光转移到港口工业化研究,两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霍依尔、希令(Hoyle and Hilling)编著的《海港体系与空间变化》与霍依尔、平德(Hoyle and Pinder)编著的《港口工业化与区域发展》。自80年代后期一直到90年代,西方学界的目光投向了区域上更为广阔且集沿海城市、海港、工业区于一体的海岸带,并将其与区域狭小的滨水区作对比, 因此滨水区开发与“港口—海岸带关系”研究成为西方学界又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而同时期的国内研究却较为单薄,尚少有学术著作将港口与所在城市及经济腹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性的考察。戴鞍钢教授的《港口·城市·腹地》一书可谓对国内相关研究作出了贡献。书中以上海所在的长三角地区为重点考察对象,探究上海自近代开埠以来,如何凭借其区位优势以及特殊的历史环境,做到“以港兴市”,成为长江流域的龙头城市以及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并且发展成为如今的世界大港。

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

在近代开埠以前,上海尽管以航运繁忙的港口城市闻名于东海之滨,但在还有明显的弱势:在贸易形式上,转口贸易色彩浓厚(主要是赴东北和华北的航运贸易);在港口地位上,往往是作为苏州的外港发挥作用;在流通物品上,以粮棉为主、土特产为辅,种类数量极为有限;在全球贸易上,与亚洲各地偶有往来,规模甚小。上海的崛起与上海港的繁荣密切相关。随着广州一口通商禁令的解除和五口通商政策的推行,上海被压抑已久的区位优势得以释放,并促使其迅速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港口。

作者在阐释这一变化时,运用比较法,将上海与同时期的宁波、福州,特别是之前占据大宗地位的广州港进行横向对比,通过统计数据显示出上海在重要商品进出口量与贸易总值上的巨大变化以及突出表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与内地之间以口岸贸易的货物吞吐为纽带,逐步建立起了互为依存的直接的联系,加速了内地产品商品化进程,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也使得内地农村对口岸贸易的联系和依赖日趋紧密,逐渐形成以进出口贸易为纽带、以口岸城市为龙头的格局,两者的互动关系也因口岸贸易辐射力的增强而得到发展。

港口发展与口岸贸易也对上海的城市发展产生助推效应,使上海崛起为经济中心城市。通过“以港兴市”“因港促工”“依港扩城”,上海港作为中国首要的内外贸易枢纽港,带动上海商业、金融业、通讯业、工业以及城区地域的显著发展,并奠定上海最大都市的稳固地位的作用,港口开发是近代上海崛起于东亚的源头之水。

上海港的发展有力推动其所在城市繁荣的同时,也对其经济腹地产生强力辐射。

首先,上海的崛起使得长三角地区以苏州为中心的城镇格局体系被打破,加速了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由苏州向上海的转移,促成了外国机制工业品与中国农副产品以交换为主的商品流通结构的构建,并催生了一大批新兴市镇,使得长三角地区原有的内向型城镇格局向外向型格局转变,客观上为日后无锡、常州、镇江等与上海呼应的苏南近代城市链兴起埋下伏笔。

其次,在产业布局上,助推了长三角地区农副业的发展,提高了商品化程度,使得长江三角洲面向国内市场以丝、棉织造为主的农村传统手工业呈现出面向国际市场、附丽于进出口贸易的新趋向。

再者,上海的兴起也推动了社会风俗的变化,涌现了一批新式商人群体,带来了近代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交易手段乃至生活方式,由此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推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

此外,上海的崛起也直接带动了覆盖整个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整合,渐次形成“百川归流”、以上海为中心、沿江各主要口岸为中介的结构有序、层次分明的市场体系,并以此为纽带,助推长江流域各地的资源开发以及经济发展。

1913年,《上海理船厅章程》的颁布,标志着近代上海港早期发展阶段的完成,上海港的成长也带动了上海城市的兴起,推动了长三角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进程,而上海也依托近代交通、商贾、工业、金融等等在内的重要发展要素,向其经济腹地释放持久的辐射力与影响力。 上海声名日盛,从屈于被支配地位的“江南的上海”逐渐成长,将江南地区笼罩在自身的引领力下,使江南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的江南”。

上海的崛起离不开广阔腹地的支撑,而上海的腾飞也能带动腹地的现代化。 因此,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应继续依托上海这一“龙头”,完善流域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架构,促进上海与长江流域广阔腹地的资源、人才、产业、市场的有效整合,使长江经济带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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