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能够请一个好的编剧，把这本书的前世今生，把它如何重新能够出版展现出来，一定会是一个好故事。”

在繁华的徐家汇一栋不起眼的灰白色小楼里，上海史、地学界与年鉴界的几位资深学者围坐，《上海年鉴1852》出版座谈会正在这座保护建筑——徐家汇藏书楼举行。听了学者们的评论之后，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马建勋有感而发了这句话。

原文 ：《<上海年鉴（1852）>：打开了一扇窗》

作者 |本报记者 方程

图片 |网络

《上海年鉴（1852）》（英文版）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本年鉴，也是已知中国内地的第一本年鉴。

《北华捷报》社

故事要从一个半世纪之前讲起。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一个拍卖商由南印度洋爱德华王子岛到中国上海，他的名字是亨利·奚安门（Henry Shearman）。当时上海开埠已有六七年，在不到五年的时间，上海已成为亚洲第四大港口。这位敏锐精明的英商，捕捉到西方人经商、社会活动方面的需求，于1850年8月3日在上海英租界创办了《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这是上海第一家英文报刊，初期主要刊登广告、行情、船期等商业性材料。《北华捷报》创刊号不仅刊有大量广告，还将当时侨居上海的西方人及家庭成员的名字全部刊诸报端。它在沟通洋行之间、洋行与华商之间的商务活动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奚安门在《致读者书》中写到，为了促进上海经济的发展，希望“母国”（英国）乃至世界各国都能重视上海的发展，尽快同大清帝国建立密切的政治联系，更加扩大对华贸易；对华政策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应有全局和长远打算，看到这个大帝国有着惊人的丰富资源”。

奚安门还将西方人喜闻乐见的年鉴带了过来。1851年12月，《北华捷报》社刊印了《上海年鉴（1852）》（英文版），为外侨了解上海提供了权威的指南。

寻找《上海年鉴（1852）》

2013年，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提及上海图书馆收购罗氏藏书中有一册1854年版的《上海年鉴》，能够为复原上海开埠初期的面貌提供重要的史料。2016年，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重印《上海年鉴（1854）》并出版了专题研究文集。

经考证，1854年版《上海年鉴》只是该系列年鉴中的第三册。周振鹤教授在《〈上海年鉴（1854）〉为什么这么重要？》中指出，由《北华捷报》社出版的《上海年鉴》，据高第同书目所载有1852年到1863年（其中1859与1862两年未见）十种，这是一个系列的书，但今天已不能得其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仅保存有1854、1860-1862的《上海年鉴》。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透露，寻找《上海年鉴（1852）》的过程颇费周折。检索世界大公共图书馆网络资料，发现1852年版、1853年版《上海年鉴》俱未见收藏，仅见于2015年某次海外拍卖信息。

“你想要什么，什么就来了。”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讲述了发现的背景。“2017年在拍卖会上，我们看到了1852年的那本，也是上海年鉴最早的一种，所以我们一点没有犹豫，悄悄请两位同事把它买下来。当然1853年也一起买了，但是1853年那本是残本。”

了解上海乃至中国的钥匙

19世纪中期由于统计资料年鉴的诞生，年鉴摆脱长期以记载天文历法、占星预测为主的定位，逐渐转变为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之上、收录以有益知识和参考价值的资料为主。从此，现代意义上的年鉴诞生。在这些年鉴中，有日历、天文观测记录、气象记录和各种知识、信息，其目的在于传播科学知识，提高民众的认知水平。《上海年鉴（1852）》正是仿效了西方年鉴的这种体裁样式，记录了1852年日食、月食出现的时间，提供涉及天主教节日、纪念日的日历历表和“气象测量记录摘要”。还有数篇文献，如“徐光启记略”“论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对欧洲天文学的推介”“中国的婚俗”“江南乡试”“中国格言”“略述中国人的科学——算术”等内容的收录，为当时旅居上海的外侨提供了了解上海乃至中国的钥匙。

年鉴保留了上海开埠初期的许多重要信息，还提供了开埠以来外国侨民在上海租界的人口统计、机构行号等资料。而开埠初期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也铺面而来。在《略述中国人的科学——算术》一文中，作者驳斥了一些西方人贬低中国人在算学方面的能力，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早五个世纪运用多项式方程运算，开方术也是由中国人独立发明的，并指出“如果中国人以更大自由的与西方交流，将会促进双方的取长补短，激发他们的科学研究精神”。在“江南乡试”中，有“中国已立于文明和文化国家之列”之语，“大批人从早年就花精力学习丰富而广泛的著作，在某些方面与欧洲人学习经典语言是相同的”，以致于“使我们不能轻看他们，把他们视为只是一批过着粗俗肮脏生活的群氓”。

“厚古，也要不薄今”

目光转回徐家汇藏书楼。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建修书室，收藏中西书籍。后经1860年和1897年两次扩建，形成独立的两层藏书楼。藏书楼现为上海图书馆的一部分，专门收藏1950年以前出版的外文文献。

精致的老式吊灯射出柔和的黄色光芒，照耀着座中资深学者们。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小楼和这些学养深厚的学人们，拥有着静好时光的馈赠。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道：“从徐光启到藏书楼，我们可以把历史拉到中西文化交流这个大的视野，从中国真正的开放，从徐光启引进西学，中国人走向世界这么一个重要的起点，是在上海！”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品格，上海跟别的城市最根本的不一样，上海史专家熊月之认为是在上海历史文脉当中，有一支外国文化的文脉。“我以为在这方面挖掘相当不够，还有很大的空间。……如果不重视这一支，很难把有些问题说清楚。”“上海真是个海，可以挖掘的东西太多太多。”

然而，周振鹤教授痛陈，当前存在重古略今的趋向。“宋本很重要，然后才是元刻本，宋元本，追求不到才是元本。现在追求到康熙以前的，但是很多人忽略了近代的东西。其实近代的东西非常之重要，尤其像上海这个地方。”“西方很重视调查研究，很重视统计。1793年马嘎尔尼来的时候，顺便把沿海的海深度都已经测了。我们自己没数，他们有数。所以鸦片战争，我们跟现代的帝国主义打，当然就失败了。……外国人刚到上海来，尽管当时没有多少人，他还要编一本年鉴，出版英文报纸。”面对瞬息万变的现代世界，我们必须要迎接它，去拥抱它，可是，“你说我们连过去千余年的宋本都有很多了，竟然很多一两百年的书却没有，这有点奇怪。所以近代的文献缺失很多！我二十年来一直提倡要注意收集近代文献！不但是古本重要，当时的今本也重要，大家要厚古，也要不薄今。”

因此，此次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上海年鉴（1852）》的翻译整理出版，是继2016年《上海年鉴（1854）》影印出版后，又一次对历史文献的开发利用，其意义深远。这本书的出版已经超过了专业领域的意义，它是上海文化的品牌之作。

奚安门应该不会料到，当年他的《北华捷报》社编纂的年鉴，怕是在那一年就已经完成了作为一本共时性的指南的使命，然而，它历时性的文化意义，还长远地在延续，有待后来者不断挖掘。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80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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