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语言修辞的基本原则和技巧

从口述话语到文本发表的上述程序中，整理出版稿是核心所在，也是口述史学与修辞学媾接之处。

在实际访谈中，哪怕受访人表达的信息不完整，掐头去尾、欲言又止，或者颠三倒四、相互矛盾，采访人也能通过背景材料，并借助眼神、语境、势态语等揣摩受访人的思想。可这些话语一旦落实到文字，常常让人一筹莫展。汤普逊谈及口述言说与文字的差异:“生动的言说总是显得有些迂回曲折，互不搭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句子，就已经把问题说出来了。相反，实实在在的文章则显得有条不紊，言之有物，并多少有点吝字惜句。”

口头言语一旦落实到文本，其前提一定是“文字”的权利高于“话语”。口述文本呈现的形态无疑是口语被书面语改造的结果，就像翻译一样，是两类符号系统的妥协——“所有的翻译，都只是与各种语言的陌生性达成妥协的一种近乎权宜之计”。

当然，口述历史语言修辞有别于文学修辞，它不是艺术原创，而是二度加工，有自身的修辞要求。陈望道将修辞分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积极修辞崇尚音乐诗歌等艺术表达，消极修辞重在传达意义，“以明白精确为主的”，“但求实用，不计华质与巧拙”。口述历史选择消极修辞——“宁质毋华”、“宁拙毋巧”，尊重口述话语原始风貌，去雕饰浮华，去灵巧卖弄，力求语法准确、行文流畅、逻辑严密、章节明晰。

文本整理者拿到录音抄本后，需行如下步骤:1.选择语体；2.价值筛选；3.谋篇布局；4.规整语法；5.添加注释，勘误补遗。

1.选择语体——陈述体还是对话体？

在哥伦比亚大学早期口述历史实践中，艾伦·内文斯“将访谈者视为一个中立客观、在不断搜求他人记忆的人”。哥伦比亚大学早期作品普遍采用陈述体，唐德刚的一系列访谈成果，比如《胡适口述自传》、《张学良口述历史》即是如此。

受唐德刚影响，我的最初两个口述成果《鲁明访谈录》、《石益明访谈录》采用第一人称陈述体。这么选择实际上还出于操作层面的策略。82岁的鲁明老师碍于听力不佳，常常答非所问，但是谈兴甚浓，总是自起话头，且一说到底。假使采用一问一答式，问答之间无法衔接，发表出来岂非贻笑大方。

唐纳德反对抹去采访人的痕迹，他认为访谈者是“整个过程的有力中介”，应该把“问题”和“答案”一并收入，“没有了‘问题’，口述历史的基本对话就不见了。这会造成一种错觉，让人误以为说话者正在大发议论，其实他们不过就是在回应质疑而已”。问答式能够帮助读者追踪受访人的记忆轨迹，身I临访谈语境。在2010年《(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策划会上，项目组确定统一采取问答式。

2.价值筛选——相关度、完整性、独特性、重要性。

抄本中除去涉及政治禁区、法律侵权、人事纠纷及受访人在条约上限制的内容不宜发表外，其余部分亦需整理者进行价值筛选，掇菁撷华。其筛选标准如下:

(1)相关度。口述采访往往包罗万象、内容繁博，但出版需紧扣主题，即便人物传记也需剥离残片。本项目在陈墨研究员的倡导下，将采访目标定为“建立专业史、社会史、心灵史的三维空间”，尽其可能地打捞受访人生命中的所有记忆，以使其他史学研究者蒙益。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在其章程中明确写道:“无论计划的特殊兴趣如何，访谈者都必须尝试超越计划的重心，努力扩大询问范围，创造、制作出最完整的记录，以使他人得蒙其益。”访谈结果涵盖了历史的方方面面，比如戴光晰动情讲述她的老师施济美(“孤岛”时期小有名气的女作家)圣洁凄美的一生，虽然与电影毫无关系，却是研究“孤岛”文学的难得史料。我们的采访中还有大量内容涉及南洋报业、缅甸军、延安女性生活、伪满洲国宫廷音乐、日本开拓民、抗日游击队、地下党的文化活动、战后日本人在中国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内容将沉睡在抄本之中，直至社会史家、女性史家、文学史家……前来唤醒。

(2)完整性。如果讲述内容不完整，三言两语即频频陡转话题，或者问多答少，抄本中出现一连串的简答题时，要提防，一定是访谈出现问题。不是访谈技巧有待改进就是受访人记忆受损程度较高，或者有意回避。口述历史不是法院证词，不完整的段落不宜放入出版稿中，除非涉及重要内容。

(3)独特性。文稿整理者需具备大量的阅读经验，慧眼识别出此段讲述是否有独特之处(史料独特、观点独特、角度独特)。人云亦云的东西毫无出版价值。

(4)重要性。假设所谈内容切题、完整，也具有新意，但当发表受字数限制，必须取舍时，重要性不失为一种参照尺度。

3.谋篇布局——分切单元、合并同类项、调整顺序。

将繁博庞杂的余料清除后，砖石显露出来，但这仅仅是一堆随意码放的建材，要想把它们组合为建筑，第一要义是规划庭院、谋篇布局，将之分割为数个内容充盈的叙述单元。

(1)单元划分。单元是由若干问答完整与史料价值较高的段落构成。本项目往往以电影人的生命历程、任职单位、重大事件、重要作品、创作观念等来划分单元并为之命名。口述历史项目开篇之作《严寄洲访谈录》首先确立单元分割模式，分为“美国电影的影响”、“美与丑的问题”、“纪录性艺术片”、“关于喜剧”、“《猎字99号》和电子音乐”、“《二泉映月》的风波”、“重拍《万水千山》”、“谈经验”。

也有一些早期访谈录，问答从头至尾一气呵成，没有单元分隔，但文稿整理者并非没有进行板块划分。比如《罗艺军访谈录》的整理者檀秋文按事件，将文稿划分为“谈《自传》”、“《中国电影》编辑部”、“新侨会议”、“‘文革’期间的编译工作”、“1981年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金鸡奖”、“中国电影评论协会”“第五次影代会”等板块。

小标题寥寥数字，提纲挈领，渐渐成为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访谈文本的推广模式。单元题目确定后，抄本中的内容就可以像河流沿着河床汇入湖泊那样，路径准确地聚到各自旗下。

(2)合并同类项。与新闻发言人吝字惜句不同，口述受访人常常重复话题，尤其是那些纠结多年、不吐不快的心灵创伤。同时，还因为补充采访的需要，受访人对于同一件事情的叙述可能会散落在抄本中，有的前后不远，有的遥遥相隔，有的则在首尾两端。如果某一处的谈话已经尽善尽美，大可毫不吝惜地将其余几处尽数摘除。有时则需将数处内容累加才能得到最大信息量。我们采取合并同类项的办法将抄本中不同位置的相同内容归置一处，撷华掇秀，删去其余。

(3)调整顺序。记忆有自己的顺序，访谈者有时会像蜘蛛拉丝似的顺着一个细节、一个人名、一句话、甚至一种味道悠到过去时光，然后深浸其中。伟人口述历史应尊重这些独特的个人思绪，但专题性出版稿却不能迷失在主观记忆的拉丝结网中。整理者需将前后跳跃的讲述顺序调整为循序渐进的文本顺序，将纷杂随意的话语顺序重组为线索明晰的逻辑顺序。

4.规整语法——补缺、删赘、校误、调色。

口头话语若落实为书面文字，语法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它包括句子成分不完整、话语重复、用词不准确、褒贬色彩不得当等等。任何一个具备语言能力的编撰者都能够顺利地解决上述语法问题，但如何在尊重口述原貌的基础上将改动缩至最小，以尽量保持个人话语特征，则需细细琢磨。整理者应该牢记，“口述历史希望理解的是受访者个人生命的独特逻辑与译释，从个人特殊的用语与说话的方式，甚至访谈的情境，我们才能掌握其叙事中透露的细致情绪感知”。

(1)补缺——就近、就熟。

根据口头话语整理出来的抄本往往出现语法结构缺失，意思不完整，大卫·克瑞斯特感叹道:“说话的人经常只说了半句，听的人也就能够听出他的意思来，然而这些破碎的句子一旦改用文字来表达，顿时就成了困惑挫折的根源。”

补充没有说完的下半句，将破碎的句子缝制为一块完整的衣料，是文稿整理者在谋篇布局后面临的首要课题。待补的成分包括主语、谓语、宾语以及连接词，偶尔也包括定语、状语，甚至有时是句子。主语不完整是最常见的现象，整理者需根据上下文最近出现的信息来判断缺失的主语是“我”、“他”、“她”、“它”或者其他所指。对待其余缺失成分同样如此，整理者不宜凭空补字、添词、加句，应本着从访谈者的话语中就近选择相关字词句的原则。

若在近处没有找到合适的字、词、句，则应本着就熟原则，从访谈者说过的话语中，找出他曾经使用过的熟字、熟词、熟句、熟搭配，最大限度地保留访谈者的个性特征。

(2)删赘—适当保留。

口头说话免不了拖泥带水，赘字、赘词、赘句现象十分普遍。在书面语中，赘述乃行文之大忌。

赘述由心理与语言两种原因导致，它本能地反映着访谈者的思维特点与语言能力。从心理学上分析，赘述的发生机制是讲述者的重复记忆与主观语义强调。从语言学上考量，赘述是访谈者的语言能力与思维速度不合拍导致。

由于语言与思维滞后导致的赘述应被摘除，但由主观强调产生的赘述则需适当保留。比如，祖述志谈论在大寨看到江青飞扬跋扈的种种行径，她没用一个贬义词，只反复说“这个江青”。此语无实际意义，更无须反复出现，但它是一种评价方式与情绪传达，微妙地反映讲述者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贬评江青。我在为((长春影事:东北卷I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整理《祖述志访谈录》时，两次保留此语。

还有一些赘述是记忆强调与性格显示，不宜剪除。比如边静在《影业春秋:事业卷l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之《邵功勋访谈录》中，整理谈话如下.“从‘满映’开始，可以说我一生的事业、电影事业就定位了。”此处连续两个“事业”，不免有重复之感。阅陈墨的《采访人手记》，读者可知，邵功勋因为曾参加日本电影机构“满映”，导致一生“心理阴影非常浓重”，不敢触及往事伤痕。在接受采访时，大声说出“从‘满映’开始，可以说我一生的事业、电影事业就定位了”。那种隐忍下对自我生命的肯定，那种躲闪中对自我价值的正视，尽在赘述中，留待读者去细细品味。

(3)校误——不动主干。

口语中常犯的语法错误除上述的“缺”与“赘”外，还有复句句型不通、动宾搭配失当、用词错误、别字连连等。校误的基本原则保主干，改枝蔓。

如果复句结构存在问题，尽量取消连接词，消减失误。由于读者在阅读口述历史访谈文本时，已经对解读口语体有预期准备，即便复句中没有连接词，也丝毫不会造成阅读障碍。

(4)调色——尊重本色。

某些时候，由于受访人错用褒贬，导致词汇色彩欠妥。比如吴国英在讲述开国大典拍摄结束时的情景时说:“收摊儿以后摄制人员到我那儿集合收设备。”庄严的开国大典拍摄结束被她描述为“收摊儿”，有失妥帖。但也许“收摊儿”就是新闻纪录摄制组成员结束拍摄的常用语，既然无伤大雅，不妨保留。

只要褒贬词汇不错误地使用在对政治事件、杰出人物的评价上，不对他人的名誉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应尽量尊重受访人的用词，以不调色为上佳。

5.添加注释，勘误补遗。

为阅读方便，本项目不采取文后注。若整理者意在对受访人提到的人或事做简单解释，采用文中注。若整理者拟对提及的信息做详细解释，使用页下注。

关于如何加注，项目专家吴迪研究员在《注释问题》中列出详细准则，现引用如下:

一， 注什么或什么要注？

注释的目的有三，1）减少读者在阅读中的障碍。比如受访人在前面提到了一人或一地，下面讲的与此人有关，不解释此人此地，就会影响读者对下面内容的理解，这时应加注。如，受访人提到了大栅栏，或者大屯，或者良乡。读者即使不知道它在哪里，不清楚它的历史沿革，也仍旧不妨碍他们对其内容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必加注。

2）纠正受访人的错误。比如海燕厂刘军一说工作组和公安局在1966 年4、5 月间曾组织他们抄三十年代老电影人的家。这是记忆错误。工作组在1966年6 月月底才进入海燕厂。

3）纠正正式出版物或流行说法的错误。比如，受访人谈到某正式出版物上内容，与事实不符，就要加注释。比如我采访沈寂，他说书上写了，徐韬是林彪、“四人帮”迫害死的。尽管这种说法以官史为依据，但它仍是错误的，因为徐韬是1966 年8 月死于工作组的诬陷，那时候两个反革命集团还没有形成。

4）避免读者的误解。比如，受访人提到了天安门，而这个天安门不是北京的天安门，是湖北的什么地方，那么就一定要注。

二、怎么注？词条解释的基本要求：

1．文字省净，表述简练。

2．语句通顺，用词准确。

3．客观中性，不做价值判断。

4．人物：生卒年，籍贯，做什么。如是作家、学者，可列一二本代表作。

5．不要使用条目本身（比如《万象》的解释里不要再出现《万象》）。

三、分册中不符合要求的注释举例。

例一：《万象》：创刊于1941 年7 月27 日的商业刊物，1945 年6 月停刊。《万象》集中了上海沦陷时期最广泛的作家，涌现出一批文学新人，也吸引了广大读者，始终保持上万的销售量。

点评——

* 注释中不宜再出现被解释的词——《万象》。

* 应改为：《万象》：1941 年7 月创刊，1945 年6 月停刊（这样表述顺畅一些）。

* 此刊“集中了上海沦陷时期最广泛的作家”，集中……作家。动宾搭配不好

* 此刊“涌现了一批文学新人”，动宾有问题。说一个刊物涌现新人似乎欠妥，一般只说某刊物培养或发现了新人。“涌现”一般用在行业和时间上，比如，我们可以说，新时期涌现了一批文学新人。而不宜说，《当代电影》杂志涌现了一批电影评论家。

关于注解应勘什么误，上文已经非常清楚。要补充的是，有的失误并非时间、地点等细节问题，而是内容出现偏差。内容偏差尤以“重塑记忆”最具迷惑性。唐纳德·里奇认为，受访人往往被新闻报导、访谈、观察、书籍等重塑记忆，“人们也会援用‘后见之明’，赋予过去种种一层崭新的意义”。

我的受访人集中在新闻纪录电影界，“记忆重塑”时有发生。他们的电影作品包含战争、建设、会议、劳模、国际往来等重大选题，伴随着他们的记忆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的社论，和多如牛毛的领袖文章与媒体报道，还有数不胜数的政治会议与小组讨论。这些权威信息与他们的原初记忆混淆，他们甚至坚信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就如同“上面”叙述的那样。他们所具有的历史当局者身份极易获取选编者的信任，从而带领读者进入记忆误区，文稿选编者必须小心考证。

口述历史语言修辞的困境与未来

如前所述，口述历史书面语言修辞的前提是“文本”具有高于“话语”的特权。无论我们如何竭尽全力保留原貌，选编者还是以牺牲话语的零散性、随意性、无序性、重复性、失误为代价，趋近语言规范。问题恰恰滋生于此：价值筛选的最终依据是价值至上论，这一做法本身与口述历史精神相悖。口述历史的生存之道是推翻以伟人史、重大事件史、唯杰作论构建的宏大史观，还历史为人民史、微观史；

合并同类项的做法过于简单，它淹没彼段记忆在讲述出现的次数，也无视它在受访人生命中的意义；

调整顺序的方法过于武断，它用貌似逻辑的文本顺序强暴讲述顺序，改写思绪轨迹；

补缺、删赘、校误、调色等语法手段过于“正确”，它用普遍认可的语法篡改个性化的言语。

这些被删除、被修理、被强暴、被校正的话语恰恰从另一个层面展示了受访人的生命独特性。整理者为语言修辞而做出的努力，恰恰淡化甚至消融了口述者自身的言语魅力。一些史家认为按照语言学规范整理出来的文字是对话语的歪曲，“当我们借助标准的语法形式和逻辑化的标点顺序把说出来的话组织成书面行文次序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歪曲了他们”。

在后现代学术体系中，“文本”特权越来越遭到人类学学者的摈弃，取而代之的是置“话语”于“文本”之上的新态度。民族志学者斯蒂芬·A·泰勒倡导尊重话语碎片，鼓励多声部文本的出现，因为这些碎片有可能在读者心中唤起一种“创生的幻想”。

口述历史修辞学不妨借鉴人类学的新近经验，尊重“话语”甚于尊重“文本”，适当吸收如下建议，它将获得一种新的转机：

标注被价值筛选抛弃的内容以及为何被抛弃；

标注话题的重复次数及在何种情况下重复；

标注话题在原口述中的自然顺序；

标注被修饰的文字以及原样如何；

标注势态语；

标注语气，“声音的提高、迟疑、加重、嘲讽及喃喃自语等，都可视为是一种态度的标记”；标注题外话的内容以及停顿点，为何停顿？是拒绝回答？换带？喝水？接电话？来访客？沉默？吃药？等等……

这些信息看似游离于口述历史之外，实则是为读者研究受访人记忆、个性、家庭情况等提供了更丰富、更鲜活、更多声部的资料，尤其对伟人口述史的撰写十分有益。

——（黎煜，副研究员，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100082）

原载《当代电影》 ， 2011 (5) :115-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