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談起康乾盛世，是從康熙元年（1662年）到乾隆末年（1795年）嗎？其實這種說法並不太準確。

歷史上的這種說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康熙皇帝本人，在1713年，即康熙五十二年，當時康熙帝以“恩詔”形式宣佈，實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是最早關於康乾盛世的說法。

而在1755年統一新疆以後，乾隆皇帝曾宣稱：”比年以來西域大奏膚功，國家勢當全盛。方今國家全盛,府庫充盈”

當時的社會輿論中，逐漸形成普遍的“盛世”意識，也被文人學士廣泛接受，記載下來並流傳至今。

所以康乾盛世的較準確定義，應該是指18世紀（1700-1800年），而英國馬噶爾尼使團訪問的時間是在1793年，正好是接近“盛世”尾聲。

傳統上認爲，“康乾盛世”的主要功績是：一，在1700-1800年期間，中國人口從一億增長到三億左右（李強; 徐康寧; 魏巍， 北京社會科學期刊）二，實際控制國土面積達到歷史最大，約爲1270萬平方公里。三，清代政府財政收入從17世紀末期的每年3000萬兩，增長到18世紀後期的4000萬兩以上。國庫存銀從1691年的3185萬兩，增加到1777年的8182萬兩以上（即乾隆說的“府庫充盈”）

我們可以看到，清代人對”盛世”的衡量標準與今天人不同，他們很少意識到近代世界的前進方向已經轉向科學和工業革命。國家和民族的競爭也已經不再僅僅是國土和人口的增長。

18世紀英帝國地圖

與18世紀步入傳統定義上的“盛世”中國相比，同時期的英國遠遠還未達到他強盛的頂峯。一般認爲英國曆史上的盛世是維多利亞時代(1837年～1901年)，但在維多利亞時代之前的”喬治時代”同樣不容小覷。

“喬治時代”指的是英王喬治三世和四世在位期間，喬治四世在位時間較短所以我們略過不談，在喬治三世的時代，瓦特蒸汽機剛剛出現(1776年)，所以從這個時代開始，英國變得和傳統社會不一樣。

個人作風簡樸的喬治三世

英王喬治三世比乾隆小27歲，但兩人一樣都執政超過60年時間，都是罕見的長壽君主，在他統治期間，英國在海外殖民地過程中打敗了法國。可又在美國革命戰爭中失敗，無奈讓美國獨立，又聯合歐洲其他國家打敗了拿破崙，晚年卻因爲精神疾病，受到粗暴的對待，失去了聽力和視力，在悲慘中走向死亡。

但是現代歷史學家卻認爲，喬治三世治下的六十年奠定了19世紀“維多利亞盛世”的基礎。從宏觀經濟數據看18世紀的英國

如果按照傳統中國的定義，18世紀的英國確實是個蕞爾小國。英國人口在1700年僅僅只有690萬，到1800年也不過只有1080萬，整個18世紀英國人口年均增長率。只有中國的一1半左右。

但儘管如此，在18世紀末，英國人馬爾薩斯仍然提出了著名的“馬爾薩斯人口論”，提出人口過快增長會無法改善底層人口的生活質量。實際上他擔憂的情況已經在同期的中國出現了，乾隆皇帝在查看戶口報冊時就說：承平日久，生齒日繁，蓋藏自不能如前充裕......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朕深憂之。

在18世紀，中國的人均耕地從清初的6畝以上，降低到後期的人均3畝。所以在工商業沒得到同步發展的情況下，人口的快速增長無論對國家還是個人來說都是一種負擔。

從財政收入上來看，當時的英國比中國富裕得多，人口僅爲中國1/20---1/30的英國，1680年財政收入卻達到616萬兩，到1750年卻猛增到2760萬兩。這意味着哪怕還沒開始工業革命，英國就已經比中國富裕得多。

由於人口增長適度，因此18世紀的英國人均耕地達到10畝，是同期中國的3倍，另外還有，人均6.2畝的荒地未開發。所以18世紀的英國雖然也有因爲糧食歉收引起的騷亂，但卻已經消滅了饑荒。

而且英國真正的強項還不僅如此。

18世紀英國人口增長相對緩慢的一個原因是有數量比例龐大的海外移民，僅僅1760-1769年的十年內就有超過5萬人移居到北美。這個數字大大緩解了國內人口壓力。

由於大部分移民來自底層社會，這些底層英國人移民後爲國內減少了生存壓力，另一方面移民也促進了帝國內殖民地的經濟發展, 建立起了帝國範圍內的經濟和貿易體系。

1750年前後，英國擁有大約6000艘商船，計有50萬噸。還有10萬訓練有素的水手。構成了英國除房產外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1/10。巨大的商船隊把殖民地和英國本土連成一個整體。

英國的進出口貿易額在1802年達到7.28億英鎊，摺合白銀21.84億兩，而同期中國進出口貿易額僅爲1322萬兩，不到英國的1/%。

在國內，英國農村悄悄實現了一場社會經濟革命。小農經濟即主要靠自家耕地出產而謀生的種植者在英國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土地集中到數量有限的大地主手中。

而這些大地主開始轉向工商業，在18世紀，英國農村出現類似20世紀中國鄉鎮企業崛起的初期工業化現象。英國的大多數產業和製造業當時都散佈在農村，不少村莊專門製造某種產品，如布料，襪子，及各種金屬製品，不少當時的這種“工業村”後來轉變爲工業城市。

所以正是有了這種鄉村工業大發展的社會背景，才讓蒸汽機這種發明有了用武之地，英國的地主們轉變成了工廠主，逐漸把英國變成了“世界工廠”。

英國的鄉村工業發展，讓蒸汽機有了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失去土地的自耕農要麼去倫敦，要麼去了殖民地，殖民地產出的物產又運回本土，爲本土的工商業發展提供了原料。從而形成經濟的良性循環。

所以，1750年來訪者對英國的印象，是一個通過貿易經營和民間工業而強盛的國家。同時在科學，技術，文學方面，英國人也不亞於任何對手。

根據2009年經濟史專家劉逖的研究，按1990年美元價格換算，中國人均GDP由1700年的人均378美元下降到1800年的人均311美元。而同期英國則從923美元上升到1090美元。從平民衣食角度看18世紀英國和中國

18世紀英國生存消費水平的提高獲得人們的廣泛認可。

到訪的外國人對英格蘭鄉下農戶的生活水平之高甚爲驚訝：磚建的村舍，紅瓦屋頂，身着毛料衣服，足登皮鞋，喫的是白麪包。而且他們居然都有鞋穿。而同時期法國最下層階級的男女，還穿着木屐或打着赤腳。1793年英國使團沿運河北上，一路上也看見大批人赤着腳。

英國人喜歡用小麥製作食品，所以食物結構中小麥所佔的比重成爲衡量生活水平高低的主要指標。據估計，在17世紀中期，英國人用於製作麪包的穀物中，小麥僅佔了38％，而其他的則用黑麥大麥燕麥等較廉價的“雜糧”。

但到1764年時，小麥所佔比重急劇上升，佔了62.5％，這反映了英國人生活品質的提高。

而同時期中國人喫得怎麼樣？

以生活水平最高的江南爲例，明末清初時江南雖然有“麥豆”種植，但當時人口較少，口糧多爲稻米，同時期的農書《補農書》中未見使用蠶豆和大麥的紀錄，只有用大麥餵豬的記載，但清朝中葉以後，江南地帶人口壓力增加，農民的飲食結構開始向粗糧轉變。乾飯喫大米，其他兩頓都是雜糧成爲江南農民的常態，能一天三頓都喫細糧的，只是少數富人之家。

可見就食物結構的變化而言，在18世紀中國和英國的情況正好相反。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18世紀的英國人也並未完全擺脫貧困，可能有1/5或1/4的英國人的生活處於剛剛能維持生存的水平，遇到物價上漲時他們就會陷入衣食不足的境地。

但根據1747年出版的《羊毛的回憶》這樣寫道：“靠3天勞動就能維持生活的工人在這一週其餘的幾天裏肯定會懶惰、酗酒……工業地區的窮人在一般的情況下都不願勞動更多的時間，只要賺的錢能夠維持生活和供一週的狂飲之必需就行了”，能工作3天的收入就夠一週消費，這種處境似乎比起中國窮人的境地又要好得多。18世紀英國社會奢侈消費流行背後

18世紀的英國出現了歷史上從來未有的社會現象，即奢侈品消費的流行。無論什麼時代哪個社會的上層階級都會消費奢侈品，但在18世紀的英國，這種奢侈消費開始普及到中產階級甚至下層窮人。

當時的其他歐洲人甚至認爲這是英國人的一種惡習，一位德國教授在18世紀70年代曾說，“英國下層和中層的奢侈和揮霍，上升到一個全世界從未見過的至高點”

昂貴的茶葉成爲英國平民的享受當貴族都效仿王公的富麗堂皇，紳士都渴望貴族的得體莊嚴，商人走出櫃檯佔據了紳士的空位，混亂還是不止於此，直到社會最底層，他們也渴望超越屬於他們的層次。

道德家們甚至抱怨，很難把女僕和女主人區分開，因爲他們在服飾上實在太像了。

在古代，中國還是英國，都會發布禁奢令，要求各個階級的人不得逾越自己階級的服飾標準。例如常常被人稱道的北宋盛世，由東京夢華錄記載，哪怕民間商人也被限制嚴格的封建行會所控制，哪怕乞丐都不敢亂穿衣。“……其賣藥賣卦．皆具冠帶．至於乞丐者．亦有規格．稍似懈怠．衆所不容．其土農工商諸行百戸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

但是，從現代的眼光來看，一個全民所有階層都“不認命”努力奮鬥追求更好生活的社會，無疑要比一個上下都“各安天命”，彷彿凝固在時光裏的等級社會要好。

18世紀英國的奢侈品消費大普及，除了表現出普遍的生活水平上升外，還表現出一箇中產階級社會開始出現，中產階級精英，無論是商人企業家還是鄉紳，都在努力向上流社會看齊，他們的自我奮鬥精神，深深影響了社會其他階層，他們認爲理想社會應是個人才能充分發揮的社會。最終通過18世紀的發展，英國中產階級在19世紀維多利亞中後期，迎來了它的成熟期。

而英國社會最終也實現了他的蛻變，乘着18世紀後期開始的工業革命之風，在十九世紀化蛹爲蝶，成爲歷史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

參考和引用資料：

《工業與帝國—英國的現代化歷程》

《康乾盛世真的存在嗎?—基於經濟數據的測算》

《18世紀英國中產階級崛起研究》

《18世紀前後清代農家生活消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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