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智库创始人、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谈如何做研究?

我所从事的研究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有很大不同，经济学理论，建立在模型、数据和逻辑的基础之上。从理论联系的角度来看，我更关心的是逻辑和证据，这种“证据”包括有数据，也包括有案例，或许这是我与经济学理论的唯一联系。

我所从事的工作以及我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主要依靠的还是信息分析思维，在实践分析应用方面，则以信息分析思维为基础，建立起来一种动态追踪的研究框架，这就是信息分析，信息分析是一个体系，不是一种概念，目的是为了捕获、确定一个可信度最高的动态趋势，进而沿着这一趋势得以推演和预测未来。所以，信息分析思维与信息分析是不同的，前者是理论体系的建立，后者是应用和实践。

当然，这样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经验主义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实证的方法。从最终的实践结果来看，是非常成功的，因为趋势和预测，都是可以验证的，只要你拥有时间，通常就会拥有这样的验证机会。错误或者正确，完全是可知的。事实上，我的理论和分析体系，运作正常，验证成功的几率非常高。

就公共政策研究来说，这样的信息分析体系，价值和含金量非常高，因为它的研究目标就是直接围绕着公共政策，而不像经济学，重点目标是为经济理论的构建和理论创新。虽然公共政策的研究，必然涉及到综合学科，属于跨度很大的知识系统，但公共政策研究的最重要分析工具和理论工具，其实就是信息分析思维和信息分析，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仅是基础常识和背景知识而已，这是大规模知识系统研究的基础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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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智库又一建议被政府采纳，

这并非偶然

安邦智库判断：早在十三五规划的初期，安邦智库(ANBOUND)就着手对中国军民融合未来的发展模式进行构想，前瞻性的提出“深化军民融合有赖资本层面推动”的重要论断。事实证明，这一建议最终被政府采纳。

来源 | ANBOUND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综述自《每日经济》、《每日金融》、《战略观察》等产品

从本周开始的珠海航展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歼20和装配矢量推进器的歼10B的亮相更是让人激动不已，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军事技术的突飞猛进。

俗话说的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作为源自中国本土的独立智库安邦(ANBOUND)，在为祖国军事力量变强而高兴的同时，不忘进一步追踪研究，为中国军民融合战略出谋划策。

军民融合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可能还是一个相对新鲜的词汇。的确，中国严格意义上推动军民融合是在21世纪才开始的，直到2015年才由总书记正式明确提出。然而如果我们放眼全球的话便不难发现，军民融合可有着深远的历史。

中国军民融合要实现的战略目标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的德国与俄国分处大战的两个阵营，德国军工体系完整，依赖军民融合，军事装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超俄国，在东线取得了坦能堡战役的辉煌胜利。

而俄罗斯则是国有的军工体系，这个体系在开战初期仅为俄军提供了40门重炮，远远落后于德国的960门重炮数量。即便是战争后期，俄罗斯的军工体系也依旧缺乏生产重型火炮的能力。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走军民融合之路让德国在战争时期尝尽了甜头，后来同样的体系也运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俄罗斯却不汲取教训，始终坚持自己的国有独家军工体系，不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吃了大亏，在战后也因这个“国有独家”体系，汲取了过量的社会财富，最终让苏联走向了崩溃。

中国严格意义上推动军民融合是在21世纪才开始，本世纪初开始提倡“军民结合”，“寓军与民”发挥军民两用技术；2006年提出深化国防科研体制改革，建设国防科技创新新体系。2015年3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立足国内外比较和历史比较，安邦智库（ANBOUND）认为，中国的军民融合至少应该实现三个战略级的目标：

第一，使得中国加速发展的国防支出在财政上可持续。中国近十年来国防安增速都高于经济增速，并且这一趋势可能还会延续，财政压力也在不断增大。要想实现财政上的可持续，不能不走军民融合的路子。

第二，中国发展国防的科技与资金投入，应该为发展民用工业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中国经济正处在“新常态”和L型“平台期”，庞大的国防投入应该尽量与经济增长和民用工业发展形成协同效应，还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

第三，只有军民融合才能推动军工企业转型和强化服务供给能力。必须意识到，发达国家的军工体系正在发生巨大变革。在海湾战争后，世界新军事变革快速发展，西方军工企业率先从武器装备供应商向军事体系的服务供应商转型。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也极有必要超越武器供应商阶段，融合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形成全产业链、系统化的国防服务供应与保障体系。

深化军民融合有赖资本层面推动

其实早在十三五规划的初期，安邦智库就着手对中国军民融合未来的发展模式进行构想，并前瞻性的提出“深化军民融合有赖资本层面推动”的重要论断。

在我国，中国军民融合推进方式主要包括“军转民”及“民参军”两类。“军转民”，主要是推动军用高科技成果的民用转化和军工科研院所改制，促进以十大军工集团为主的传统军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混合所有制，提高资产证券化率。

而“民参军”，则是国家通过出台系列政策，降低准入门槛，鼓励民口国企和民营优势企业参与军工产品研制生产，提高军品采购市场化程度，同时倒逼传统军工企业降本增效，大力创新，加速改革。

从技术层面看，“军转民”中的军事技术进入民用市场，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进入民用产品生产和研制领域；二是进入民间销售市场，开创并拓展其竞争性民用品的销售业务；三是推动民用技术标准的制定和技术创新。比如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民用化服务，就是军转民的典型。在整个北斗产业链，芯片、系统、测试、终端、应用服务等上下游企业约千家。

随着“军转民”、“民参军”的进行，军民融合的进程不断深入。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相信，今后，资本将成为推动军工深度融合的核心动能。

军民融合有其自身的难度，这涉及到一个体系建设问题。我们过去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军民兼有的产业体系。比如美国的波音飞机公司，它的生产线既能生产民用飞机，也能制造军用飞机，技术力量也是互相融合在一起的，这就是典型的军民融合。

我们没有这样的体系，如果完全白手起家来做，困难重重。因此，要解决军队“钱袋子”问题，就要通过军民融合来向资本市场要军费。军队开放一块空间给市场，资本可进入市场来赚取利润，这相当于用产业空间和市场空间来换军费。

一方面军队要进一步做采购改革，一方面资本市场，尤其是投资银行，做好股票、重组、债券和基金的工作，利用资本来重组现在的装备工业，这是重中之重。例如，以上市的方式，又可以引进更多资本注入。这就是所谓资本成为推动军工深度融合的核心动能。

事实证明，安邦智库关于军民融合重在资本层面的建议最终被政府采纳，中国政府网于2017年12月4日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军工开放，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除战略武器等特殊领域外，在确保安全保密的前提下，支持符合要求的各类投资主体参与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

我们必须承认，即便是现在，中国军民融合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如果我们对标世界上最发达的军民融合体系美国就不难发现，一大批世界知名企业，军民兼备，实打实地走在军民融合的道路上。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明确提出联合部队的概念，这个联合部队不但将原有的军工制造商囊括在内，而且将一大批的服务业、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人才和机构也打包进来，组成了前所未有的“联合部队”。由此可见，他们的壮大，就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所以，综合来看，如果发展环境没有变化，那么中国的军民融合还有起码20年的道路可走，前景极为广阔。中国庞大的军事开支，将会成为社会金融资源的组成部分，成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刺激和推动上市公司，推动产业的高速发展，也支撑中国的国防更上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