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智库对大小事件随时有观点，并非是偶然的，这是追踪研究体系的成果。这是体系的力量，不是个人的力量。一般来说，追踪式研究的优点很明显，来龙去脉很清楚，事务的演变格局和框架很清楚，时间序列中的各个节点很可靠，很清楚，不是传说中的东西，不是人云亦云，这样推导出的结论，就比较可靠。

—— 陈功先生

（因追踪研究内容量过大，上图仅展示部分重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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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建议被采纳，

安邦智库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话说！

来源 | ANBOUND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综述自《每日经济》、《每日金融》、《战略观察》等产品

近日，在由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谈到了中国城镇化下一阶段亟需深化和启动的几项改革。

其中，涉及到农村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部分，杨伟民在表态中承认了两点：第一，应该实行城乡土地“同地同权”，未来要建设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第二，在保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允许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入市交易，吸引城市资本下乡。

要指出的是，杨伟民指出的农村土地改革思路，与安邦智库多年以前提出、近年来一直在呼吁的建议完全一样！

安邦智库对农村土地改革的政策思路设计

安邦智库对土地制度改革的追踪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入，用地需求与耕地保护的矛盾、农村人口转移与就业、农民失地的利益补偿、农村土地流转等问题的愈加突出，安邦智库研究团队便意识到，决定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关键就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改革思路中，将农村土地的权利分成了三层，所有权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权归农民，经营权可以进行市场化运作，只有经营权可以作为市场要素来流动。

要强调的是，“三权分置”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而不是进行制度改革。

在安邦智库学者看来，现行的农村土地改革不足之处在于，首先是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考虑过重，对农民的土地权益及权益兑现考虑不足；其次是考虑集体经济体制的形式过多，对农民个人利益考虑不足；不仅如此，我们也认为，当下的农村土地改革仍然停留在农民固守土地、联产承包制框架内考虑问题，对城镇化和农村人口流动考虑不足；割裂地看农村和农民发展过多，对城乡互动、城市反哺农村考虑不足；对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要素特点考虑过多，但对土地作为农民可分享的资产特点考虑不足。正是以上五个方面的框框限制了农村土地改革和农村全面发展方面的创新突破。

那么究竟怎么办？安邦智库的基本思路是，参照城市国有土地长期出租使用权的做法，赋予农村宅基地几十年的长期使用权，城乡土地同地同权，允许这些使用权在市场上交易，吸引城市资本下乡参与建设。安邦智库认为，如果能通过长期使用权的制度设计，吸引城市资金下乡参与建设，同时让农民得到财产权的实惠，这将是一个双赢的结果。简单的来说就是让城市资本下乡，让地方城市资本助力农村经济。

乡村振兴应充分吸收城市资本和要素下乡

但遗憾的是，从政策层面看，中国农村发展一直受制于土地制度改革。长期关注农村发展的安邦智库认为，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吸引人和资本进入农村。用市场空间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农村发展问题不难发现，中国的农村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如果人和资本不进入，何谈乡村振兴？

在城镇化浪潮下，要吸引人和资本，不能光靠小农体制下的土地承包制度来“固定”农村人口，城乡流动才是发展方向。除此之外，要大力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大对农村交通、医疗、教育的投入，这才能让农村人不愿意离开，也更能吸引城里人下乡。

其实不难理解，农村发展好了也会促进城市的发展，因为城市的建立，生存，发展都需要农村提供资源。所以，安邦智库一直坚信，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不是对立的，二者可以相得益彰。

而国际学术界的发现也同样验证了安邦智库对农村发展的观点绝非纸上谈兵 ！

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在距离一座城市半小时车程范围里，农业水平要高于其他区域。中国的城市化和农业发展状况，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长三角、珠三角都市区周边一带的农业水平相对较高。这是因为距离城市较近的区域，农户易分享城市文明和先进技术，也容易吸引年轻人从事农业经济。欧洲一些国家的发展也证明了以上看法，例如荷兰、德国等。荷兰城市化率高达90%，农业普遍实行家庭农场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全荷兰就是一个城市，这是因为荷兰的小城市分布相当均匀，任何一个家庭农场经营者都能十分方便地分享城市公共服务，尽管他们在自己的居住点没有城市设施。

此次，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进一步表态，意味着安邦智库对农村土地改革的政策思路设计已经获得高层智囊的认可！

需要强调的是，在安邦智库上述的制度设计中，完全不涉及农村宅基地私有化的问题，在不颠覆农村集体经济制度下，我们认为如果能在土地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通过土地赋权和政策创新，就能极大地促进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人员、资金、土地要素的双向交流，最重要的是，它能调动起大量的城市资本下乡，在农村形成新的投资建设浪潮，这对中国经济将会有显著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