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安史乱后幽州势力反唐为什么不积极？与辽宋对峙有何关系？》

《资治通鉴》在写完朱滔和王武俊并和宁晋后，将重点逐渐转移到了对朝廷方面的介绍。之前都是对河北战场的介绍。这是往下很大一部分的内容核心。

《资治通鉴》的编辑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历史小说的特质的。我国古典小说在结构方面最为复杂而完整的则是《金瓶梅》经常有借一个人的口说出其他事情的线索转移的情况，从而形成了小说的复线的发展的结构，形成小说内容的丰富性。《资治通鉴》作为历史的编辑，具有系统的思维，其复线发展的结构，就是必然的。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结构。比如在两汉时期，大体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种传统的分叉式的结构，但是这种情况到了三国时期，甚至是西汉末群雄割据都不适用了。其实如果细看就是在西汉的阶段，《资治通鉴》的结构也不是纯然的南北二分结构。因为武帝没有统一岭南之前，是北中南三线发展，到了武帝后期就有了西域的线索了。

在通鉴这里的编辑就非常的巧妙。可以说是非常平滑的过渡到了长安方面。

《通鉴卷二百二十七》是借助补插了一段王武俊的情况来完成的：

武俊之始诛李惟岳也，遣判官孟华入见。上问以河朔利害，华性忠直，有才略，应对慷慨。上悦，以为恒冀团练副使。会武俊与朱滔有异谋，上遽遣华归谕旨。华至，武俊已出师，华谏曰："圣意于大夫甚厚，苟尽忠义，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广，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于它镇，深、赵终为大夫之有，何苦遽自同于逆乱乎！异日无成，悔之何及！"华向在李宝臣幕府，以直道已为同列所忌，至是为副使，同列尤疾之，言于武俊曰："华以军中阴事奏天子，请为内应，故得超迁。是将覆大夫之军，大夫宜备之。"武俊以其旧人，不忍杀，夺职，使归私第。

通鉴这里是借助王武俊派遣判官孟华入京向唐德宗汇报情况将我们 视线调回到长安。从其后来劝阻王武俊不要反唐但是没有被王武俊杀掉看，他应该是王武俊集团中的中间派。而在各种斗争中，中间派都是不能得罪的。

之后一句话带过前线战事：“田悦恃援兵将至，遣其将康愔万馀人出城西，与马燧等战于御河上，大败而还。”此时来看，朱滔和王武俊尚未参与次此战事，田悦着急了。

之后，开始介绍长安中重要的情况：经济。这也是我们在很长时间后再此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经济上来。

我们先来看通鉴的原文：

时两河用兵，月费百馀万缗，府库不支数月。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建议，以为："货利所聚，皆在富商，请括富商钱，出万缗者，借其馀以供军。计天下不过借一二千商，则数年之用足矣。"上从之。甲子，诏借商人钱，令度支条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辄加搒捶。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百姓为之罢市，相帅遮宰相马自诉，以千万数。卢杞始慰谕之，势不可遏，乃疾驱自他道归。计并借商所得，才二百万缗，人已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孙也。（《通鉴卷二百二十七》）

我们在前面介绍这件事情。就是硬跟长安的商人们借钱，这就形成了例来被人们诟病的唐德宗和卢杞的罪行和败政。罪名当然是搜刮民脂民膏。

搜刮百姓的民脂民膏例来都是很重的败政，施政者难辞其咎，是评价当政者的重要指标。但是在通鉴这里明显有两个问题。1是混淆概念。前面明确说的是征收富商的税的，或者跟富商借钱的，后面就给写成了百姓罢市。这分明不是一码事。2以此为败政没有注意到这里只是向富商借钱，而没有影响到其他的阶层，此外，这里只是对于长安而言的，也没有影响到其他地区。这说明朝廷是非常谨慎的，非常注意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的。要知道这是唐德宗作的决定，他必须得对江山社稷负责，这跟地方官为了中饱私囊不同。因此，这种将目标定在了富商的头上，就是不给一般的老百姓增加负担，同时又能完成任务。

不过很明显的是，长安的富商很有影响力，居然带动很多人罢市。要知道此时可是前线唐军和河北藩镇在反复拉锯鏖战时间。如果没有军饷，那么前线怎么办？这几乎是所有批评唐德宗和卢杞搜刮民财的人不回答的问题。战事胜败我可不管，但是皇帝和宰相不能向富商借钱，一借钱就是搜刮民财，就是不道德的行为。这就是很多人的思维。

其实唐德宗很不容易。《资治通鉴》这种简略的编辑遮蔽了皇帝在前方大战之时在后面的努力。这也是古代军事史的问题之一，普遍都重视前线的而忽视后勤方面的记载。《旧唐书德宗纪》：

三年春正月乙卯朔。丙寅，幽州节度使朱滔、张孝忠破李惟岳之兵于束鹿。辛未，诏供御及太子诸王常膳有司宜减省之，于是宰臣上言，减堂厨百官月俸，请三分省一以助军，从之。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与田悦合从而为叛。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以军兴庸调不给，请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则国用济矣。判度支杜佑曰："今诸道用兵，月费度支钱一百余万贯，若获五百万贯，才可支给数月。"甲子，诏京兆尹、长安万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长安令薛苹荷校乘车，于坊市搜索，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搜括既毕，计其所得才八十万贯，少尹韦禛又取僦柜质库法拷索之，才及二百万。

也就是 建中三年正月皇室就开始减膳助军了。皇室成员带头捐款。同时政府干部也月俸，将工资 三分之一作为军费。到了四月，政府的钱不够了，这就是所谓的“庸调不给”。但是战事仍在进行。这才考虑到跟长安的富商借。本质来说长安是有钱的，只是收不上来。其实这点很容易理解，就是长安中有很多外商，就是波斯商人，粟特胡商。他们在唐朝是挣钱的，当然不会把钱捐给你。而且从前后的估算看，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与最后的结果硬跟相差很大。这二位的估算也就是影响一二十大商人，给每个商人只留下一万贯钱去，其余全部借给朝廷。但是从后来看，总共才搞了二百万钱。僦柜质库是唐代有柜房，是一种代人保管金钱及贵重物品以收取保管费的寄存业。所设保管柜即称“僦柜”。亦用以泛指这种柜房业务。后又演变为典当质钱的质库(当铺)。这点我们在前面也介绍过了的。这种寄存的业务是故老的金融业的前身，是属于中介的行业。而正是中介才可以和各方面的业务都有来往。所有也就可以和各方面发生联系。换言之，就容易产生新的民间的权威中心。所以这种在之前很少出现的罢市说明了唐代的商品经济发展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所以，之后发生的赶跑唐德宗的朱泚的政变我们大体可以断定是商人发动的叛乱。这与之前的安史之乱的战乱不同。另外虽然长安城中鸡飞狗跳，却没有达到目标，绝不排除执行者的问题。我们看执行者是杜佑。而杜佑是反对的卢杞的做法的。可想而知，这个执行极可能是有问题，就是一方面收不上来钱，一方面还俩和富商搞苦肉计，让长安显得非常的乱。而且唐德宗还没办法。

这点钱不够，五月份只能降诏书开始全面提高税收了：

五月丙戌，增两税、盐榷钱，两税每贯增二百，盐每斗增一百。《旧唐书德宗纪》

这次征收造成的长安中的混乱对唐德宗政府其实影响很大，动摇了朝廷对唐德宗的信任。初步形成了推翻卢杞的借口。从后来的情况看，我甚至怀疑这是有人给卢杞和德宗下的一个套。

前面提到了陈京这个人。

帝以卢杞为饶州刺史，京与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共劾：“杞辅政要位，大臣逾时月不得对，百官懔懔常若兵在颈。陛下复用之，奸贼唾掌复兴。”帝不听。京等争尤确，帝大怒，左右辟易，谏者稍引却。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极道不可，以死请，杞遂废。《新唐书陈京传》

在政治上和卢杞是对头，他参加过德宗时期的一些重要礼仪方面的事物，所以是典型的儒家士族一派，还是士族的保守的一派。结果他借打击商人的办法一箭双雕，即打击了长安的富商，又让卢杞掉到坑里去了。扰乱了长安却没有完成军饷的筹集，为最终搬倒卢杞打下了伏笔。

德宗朝和藩镇的斗争的核心不在前线，而在后方的财政。财政是德宗的软肋，当然也是卢杞的软肋。对于河北藩镇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钱。所以在这个地方来卡皇帝的脖子是一卡一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