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让朱泚杀吴溆,把朱泚逼上船,让段秀实的人去袭击朝廷,再把段秀实逼上贼船。上面讲了吴溆被杀,是源休集团给朱泚下的一个套,使他没有了和朝廷讲和的退身步。

接上期《安西节度使军团安史之乱入关勤王后领导权和结构成份变迁》

目录

1卢杞真的认为朱泚是忠贞之臣吗?

2为什么是吴溆去谈判?

3太子家令吴凑——吴溆弟弟

4是谁杀了吴溆?

5段秀实死亡之谜

6谜底揭开

段秀实和朱泚由于政见不合,发生分裂,到了开始密谋诛朱泚、迎德宗回朝的地步。

此时奉天那边的思路居然和段秀实的思路不谋而合:段秀实希望朱泚派人去迎接德宗,而德宗这边要派人来长安探探口风。

1卢杞真的认为朱泚是忠贞之臣吗?

讨论是从朱泚是否是造反派头子这个话题说起的。因为首先此时他已经是长安的一把手了,此外,要谈判总得找到真正的当家人才行。

可是,关于朱泚是不是谋反的真后台,奉天城内是有不同看法的。自然很多人会认为朱泚一定是后台,这点无需多说。可是,此时的卢杞却说了一句,惊天地的话:

泾师之乱,从幸奉天,卢杞、白志贞谓德宗曰:"臣细观朱泚心迹,必不至为戎首,伫当效顺。宜择大臣一人,入京师慰谕,以观其心。"上召从幸群臣言之,皆惮其行(《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外戚-吴溆》)

猛一看,卢杞、白志贞二人似乎认为朱泚不会是造反派的总头子。如果,我们单独来看这段话,你又对卢杞很有意见的话,那么觉得卢杞和白志贞二人的话简直就是十足的奸臣说的。朱泚那边都要登基坐殿了,你这边怎么会认为他不是真心造反的呢?这不是瞪眼说瞎话吗?

可是,如果跟着我的系列文章读下来就会发现,卢杞和白志贞说的真不是假话。没有跟着德宗逃难护驾到奉天的,文臣是以源休和首,而武臣则以段秀实为首,其实才是泾原兵变的总后台。因此,加上朱泚,长安城内此时其实是三巨头。而源休和段秀实又是更有实际权威的。朱泚是幽州来的,当然是客,他的能量是怎么也不能和源休和段秀实这两个老关中相比,不问可知。至于姚令言不过是前面的小丑而已,让人当枪使的,虽然他肯定是心甘情愿的。

因此,你只有跟着我的系列读下来才会发行卢杞和白志贞二人说的没有错。

所以,他们想去找朱泚探探口风——利用朱泚和其他人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的进行分化瓦解。

《资治通鉴》这里的编辑则是:

上初至奉天,诏征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为乱兵所立,且来攻城,宜早修守备。"卢杞切齿言曰:"朱泚忠贞,群臣莫及,奈何言其从乱,伤大臣心!臣请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为然。

我们会发现,《通鉴》和《旧唐书》的意思大为不同。《旧唐书》的意思是说朱泚不是造反的一把手,但是不是一把手,肯定也会是二把手,或者是三把手,总之,是参与造反了的意思,没有说朱泚没有反。自然不是认定朱泚为忠臣。而《通鉴》这里则写的是“朱泚忠贞”,这就是说朱泚是忠臣了,与《旧唐书》定性大为不同。不仅如此,在《通鉴》这里还加强了语气,或者说是对朱泚忠贞的政治品行给与格外高度的认可:“群臣莫及”。特别是“臣请以百口保其不反。”这样信誓旦旦,足见不会反了。可是,我们在前面几乎很难看到卢杞和朱泚会有什么比较强有力的联系。而且,《通鉴》还删去了白志贞,将矛头只对准了卢杞。因此,我大体可以推断,《通鉴》这段话是根据《旧唐书外戚》的上面引述的部分大胆改动而成的,是对卢杞泼的脏水。

前后两书对德宗的描写也完全不同。《旧唐书》是听完卢杞的建议,德宗召集群臣商量对策。《通鉴》这里加了一个德宗也认可朱泚不反的态度。这就等于将德宗也给包括了进来——这就是说德宗是个糊涂虫。召集群臣商讨,就是说皇帝没有确定最后的主意,而说:“上亦以为然”这可就是大胆地骂德宗了,给前代帝王身上泼污水了。司马光这个班子,太大胆,简直是要谋逆。我们当今大众读《通鉴》还都以为司马光在拍皇帝的马屁,为帝王唱赞歌,其实大谬不然的。

更为关键的是,《通鉴》这里又加了《旧唐书》这段:

卢杞及白志贞言于上曰:"臣观朱泚心迹,必不至为逆,愿择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

前面说朱泚忠贞,下面说他“必不至为逆”,这背后的意思就差的太多了。不为逆,却不等于忠贞啊!《通鉴》为了抹黑卢杞,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

既然召群臣商量,那么当下就做了两个决策,一个是军事准备:

又闻群臣劝泚奉迎,乃诏诸道援兵至者皆营于三十里外。姜公辅谏曰:"今宿卫单寡,防虑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惮于兵多;如其不然,有备无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通鉴卷228》

另外就是派人去长安谈判。

这个人是谁呢?

是吴溆。

2为什么是吴溆去谈判?

吴溆,德宗的亲舅爷。吴溆的姐姐是代宗的亲生母亲。所以他是外戚。

吴溆的姐姐是章敬皇后。《旧唐书后妃传下》:

肃宗章敬皇后吴氏,坐父事没入掖庭。开元二十三年,玄宗幸忠王邸,见王服御萧然,傍无媵侍,命将军高力士选掖庭宫人以赐之,而吴后在籍中。容止端丽,性多谦抑,宠遇益隆。明年,生代宗皇帝。二十八年薨,葬于春明门外。

这家人是罪臣之女,说明不是什么高门大姓。而且开元二十三年侍奉肃宗,到了开元二十八年就死了。可见,去世得很早。这样,他们家在朝廷中的影响就不会太大,与武氏、杨氏比起来,简直是日月之于荧光。

吴溆本人:

吴溆,章敬皇后之弟也,濮州濮阳人。祖神泉,位终县令。父令珪,益州郫县丞。宝历二年,代宗始封拜外族,赠神泉司徒,令珪太尉,令珪母弟前宣城令令瑶为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家令,封濮阳郡公;中郎将令瑜为开府仪同三司、太子谕德、济阳郡公。溆时为盛王府录事参军,拜开府仪同三司、太子詹事、濮阳郡公。以元舅迁鸿胪少卿、金吾将军。建中初,迁大将军。溆虽居戚属,恭逊谦和,人皆重之。(《旧唐书-外戚-吴溆》)

他家是濮阳人,我们在前面没有少介绍这里,此处不在多提。此外,吴溆的祖父和父亲其实都是后来追封的。这里我看只有吴溆的叔父吴令瑶的宣城令还有些价值。吴溆本人自盛王府录事参军到建中前做到鸿胪少卿,为鸿胪寺次官。

鸿胪寺,秦及汉初称典客, 景帝六年,更名大行令, 武帝太初元年,改称大鸿胪,主掌接待宾客之事。东汉以后,大鸿胪主要职掌为朝祭礼仪之赞导。北齐始置鸿胪少卿为鸿胪寺次官,四品上。历代沿置,亦称鸿胪寺少卿。隋初置一员,四品上,炀帝增为二员,从四品。唐代从四品上。高宗、武则天时曾随本寺改名同文少卿、司宾少卿,寻各复旧。可见,此时的职务内容极可能是朝祭礼仪这方面的职务,纯粹是养人吃闲饭的部门,可是又不能没有。这样的部门很难得罪人,因为没有实权。

不过,我们得注意,这是个礼仪方面的职务。这就与士族的礼法派结合起来了。说明,他们家是士族的礼法派的。

一个从来没有实权的人去跟朱泚谈判,这不是开玩笑吗?因为你没有影响力啊,虽然说你是皇帝老舅爷,可是你长期在实权的外面,说话肯定是没有分量的。这样的人去了,谁会跟你谈呢?

3太子家令吴凑——吴溆弟弟

这就需要介绍他的弟弟吴凑。

凑,宝历中与兄溆同日开府,授太子詹事,俱封濮阳郡公。凑以兄弟三品,固辞太过,乞授卑官。乃以凑检校太子宾客,兼太子家令,充十宅王使。累转左金吾卫大将军。(《旧唐书外戚传吴溆附吴凑》)

吴凑的职务含金量是非常高的。上来就是太子家令,是太子家的总管。太子家令,在隋,家令掌刑法、食膳、仓库、奴婢等。炀帝改家令称司府令。唐复原名,不掌刑法。家令品秩东汉千石,北魏、北齐、隋、唐从四品。品级不是太高,中级干部。可是护卫太子——后来的德宗。可见,德宗对他得多信任吧。

十宅王使,胡三省 注:“《职官分纪》曰: 唐 置十宅、六宅使,以诸王所属为名,或总云十六宅,后止曰六宅。” 唐 宋 时皇帝诸子年长后分院居住,并置十宅、六宅使负责管理诸宅院事务。后只称六宅使。这是皇帝将子弟全都交给他来管理了,责任足见重大。这两个职务是典型的替皇帝管家。

左金吾卫大将军.掌管皇帝禁卫、扈从等事的亲军。 唐代官署名,唐十六卫的两卫。 唐高宗龙朔二年(662)改左候卫为左金吾卫而置,一员,正三品,德宗贞元二年(786)置上将军前为左金吾卫长官,掌宫中、京城巡警,烽候、道路、水草之宜;凡翊府之翊卫及外府佽飞番上,皆属之。类似是京城及大内警备司令。既是亲臣,也是重臣了。不过我们叙述的故事的时候这位吴凑应该还不是左金吾卫大将军。

下面一条记录就非常关键了:

凑小心谨慎,智识周敏,特承顾问,偏见委信。大历中,滑帅令狐彰、汴帅田神功相次殁于理所,时藩方兵骄,乘戎帅丧亡,人情多梗。代宗命凑衔命抚慰,至必委曲说谕,随所欲为之奏请,皆得军民和协,帝深重之。

滑州节度使

他们家是濮阳人,令狐彰去世后,他代替代宗去处理善后问题。而濮阳就是在令狐彰的治下的。这是以老乡的身份去的。所以,他们吴家背后也是有军队支持的。而此次逃跑出来,恰恰是有令狐家的人。右龙武军使令狐建就是令狐彰的儿子。

右龙武军使令狐建方教射于军中,闻之,帅麾下四百人从,乃使建居后为殿。

(《通鉴228》)

此时这几百人可就是太有分量了。换言之,这几百人是吴家人。所以,以前只是管理礼仪的吴溆此时在奉天就是非常有权威的人了。出来谈判当然有分量。

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其必然性。有分量的绝非只是吴溆一人。卢杞也很有分量,但是卢杞是不合适的。所以谈判还得有和对付能搭上话的人才行。那么吴家为什么能搭上话呢?下面的吴凑的记载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宰臣元载弄权,招致贿赂,丑迹日彰。帝恶之,将加之法,恐左右泄漏,无与言者,唯与凑密计图之。及收载于内侍省,同列王缙,其党杨炎、王昂、韩洄、包佶、韩会等,皆当从坐籍没。凑谏救百端,言"法宜从宽,缙等从坐,理不至死。若不降以等差,一例极刑,恐亏损圣德。"由是缙等得减死,流贬之。

从这里看,由于他救了王缙和元载同党的杨炎、王昂、韩洄、包佶、韩会等多人,可以说是有极大的人情留在此可的长安城中的。这么大的人人情去谈,当然成功概率很大。这是吴溆来谈判的最大筹码。虽然救人的是他弟弟,可是他当哥哥的背后能没有推动?所以这个人情肯定是吴家哥两的。

但是,这里还有个秘密,我先不揭开,后面在讲,自然是极其重要的秘密。

4是谁杀了吴溆?

可是事情却并不象想象的那么容易:

溆起奏曰:"不以臣才望无堪,臣愿北行。"德宗甚悦。溆退而谓人曰:"人臣食君之禄,死君之难,临危自计,非忠也。吾忝戚属,今日委身于贼,诚知必死,不欲圣情慊于无人犯难也。"即日赍诏见泚,深陈上待属之意。时泚逆谋已定,貌虽从命,而心已异,乃留溆于客省,竟被害。上闻之,悲悼不已,赠太子太傅,赐其家实封二百户,一子五品正员官,敕收城日葬事官给。(《旧唐书,外戚传,吴溆》)

来之前也是看到了问题极难之处的。没有想到,果然没有回来。到了长安就被人家给杀了。从这里的记录看似乎是说朱泚给杀的。

可是这里说的清楚,朱泚在面上已经同意了,只是心里不同意而已。何必杀人呢?杀了他有什么好处?

杀了皇帝的舅爷,这就是在号召天下的人都来反对自己了。说明自己的反心已决了。这与他表面上答应的虚与委蛇的做法是矛盾的啊。如果是真撕破脸何必对吴溆先假装应允呢?岂非放屁脱裤子——多道手续?既然是表面答应,就说明朱泚没有马上想撕破脸谋反,而是想要点缓和余地的。所以,说朱泚杀吴溆是有些牵强,这里的记录本身是逻辑不通的。

按说两国交兵不杀来使,何况这吴家弟兄对长安城中早就方的那么大人情?其实这里的记录也可以从侧面让我们看到都是什么人反对德宗。朱泚如果想杀,当然也得掂量掂量。

那么是谁杀了吴溆呢?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再看看吴凑那段放人情的旧事,其实不难知晓,吴家得罪了谁。

吴家自然是救了王瑨和杨炎等,可是没有救元载!他没有救的人才是问题的核心。杀元载是代宗的要求,而他们家是代宗的至亲,当然是站在代宗这一边的,所以,杀元载,其实也是吴家的看法而已。

纵然是帝舅之家与帝王不一心的也多的是,汉武帝的舅舅田蚡,唐高宗的舅舅长孙无忌皆是此类。何以这位吴国舅就必然支持代宗皇帝?

不难理解,其实只要看他们吴家是寒门小户出身就知道了,他们家的利益和价值观必然是与士族不同。他姐姐是罪臣之女入了掖幽庭才有机会被送到肃宗面前承幸。其次,他们家和令狐家有着直接的联系,说明吴家是代表了令狐一派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这都是在说明他们和传统关陇贵族和东方士族不同。这点平常显不出来,关键的时候就出现了。我们在前面分析过元载和源休本来是本家,都是元魏的老皇族的后代,所以,杀元载,其实就是在打击这一派的利益和势力。

而此次反唐的势力中,源休的势力,也就是说元载的势力其实是占了主导地位的。纵然是他吴家救了不少人,可是那些人本身还不够格成为元载和源休家族的核心人员,他们只是依附而已:

王昂,出自戎旅,以军功累迁河中尹,充河中节度使。贪纵不法,务于聚敛,以货藩身。永泰元年正月,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改殿中少监。元载秉政,与载深相结托。(《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八 列传第六十八元载传》)

韩洄(名相韩滉弟弟)以荫绪受任,刘晏判盐铁度支,辟为属吏,累官至谏议大夫、知制诰。与元载善,载诛,以累贬邵州司户同正员。(《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九 列传第七十九 ○韩滉(子皋 弟洄) 》)

包佶,历任秘书监、刑部侍郎、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居官严正,所至有声。因疾辞官,卒于故里。封丹阳郡公。天宝六年及进士第。累官谏议大夫,坐善元载贬岭南。

韩会(738—780),唐河内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文学家韩愈之长兄,为一倡导古文的名家。代宗永泰年间与名士卢东美、崔造、张正则四人同寄居上元(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被时人认为才德可媲美后夔,故称“四夔”。韩会做官,是由浙西都团练观察使李栖筠推荐的。他视韩会为贤者。元载当国,韩会以有“文学才望”为元载所青睐,任起居舍人。大历十四年,因受元载案牵累,由中书起居舍人被贬韶州(广东曲江)。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韩会于韶州任所病逝,年四十三。

我们看这几个人,除了没有提到的杨炎外其实都是下层,所以都是苍蝇,而不是老虎。其中韩洄、佶还是财经高手,是刘晏手下的骨干,所以这些都人被吴家救下不是没有原因。换言之,元载背后的大佬,吴家肯定没有救。因此,简而言之,恨吴溆死的人就是源休及其身后的势力,可以说到此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从因果动机角度看,死于源休之手,是最大可能的。可惜,罪名却给安在了朱泚的头上。

难道真的是源休小肚鸡肠吗?居然敢在这种场合杀国舅爷?当然不是。我们前面介绍源休的时候,可说他是以“干局”著称,也就是说他不仅有才干,而且是很有胸襟气度,敢以宰相自任,自比萧何,绝非浪得虚名。因此,这种人绝不会意气用事的。那么,何以此时杀国舅爷呢?

我想最好的解释就是逼朱泚彻底反唐,不给他留退身步。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套,要套的就是朱泚,不能让他关键时刻掉链子。朱泚在明面上其实已经答应吴溆接德宗回来了。这种话,不能不说有几分真心,虽然不能是百分百。这正是动摇的时候。之所以如此,我想背后的段秀实让朱泚去接德宗的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朱泚此时犹豫了。我们甚至可以想到,吴溆来谈判,段秀实按道理应该出来接见的,因为前面说过朱泚对他是推心置腹的态度,这么大的事情,不让段秀实出面我想不大可能。如果段秀实出面,那么段秀实的态度和吴溆的态度一结合,那么对局面的影响就极大,朱泚的转变就是极为可能的。因为,此时毕竟,朱泚还没有打出谋反的旗号,面子还没有撕破,彼此都还有退身步,有缓和余地。

特别是朱泚虽然此时手握重兵,可是他的支持的家底是幽州兵,他再牛,在关中,以幽州势力的角度看,他是客兵,是客人,不是关中势力的主人,大事必然是要听关陇贵族的。这是朱泚最大的软肋。从这个角度说,朱泚谋反是极大的失策。因为这里不是你的地盘。这跟当年安禄山进长安不一样。安禄山那是带着大军来的。泾原兵变的势力其实是段秀实的,而不是他的。段秀实对泾原兵是有很大的发言权的。朱泚不可能不重视段秀实的态度和意见,这是个基本前提。

但是朱泚最后还是走上了谋反的道路,可以说是上了源休的当!成了源休的棋子。泾原兵变和后来的奉天之难,都是源休等关陇贵族和部分士族操刀的结果,朱泚是被架在政权的上面当幌子而已。后来奉天之难的时候,朱泚对长安城中的那些已经逃走陪伴德宗的大臣家属都很好其实就证明了这点,朱泚和他们没有深仇大恨,不想把事情做到绝地,始终留着退身步。其实这种做法也好理解,因为朱泚的文化背景是商业,商人只有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因此,把事情做绝,到最后没有退身步,不符合商人的思维。但是这对于土地贵族不一样,土地是零和博弈的对象,所以,打江山必然是定于一尊,不可能几个人一起当皇帝。因此,对敌人只能是赶尽杀绝。

因此,从这个土地贵族的角度看,对于德宗一派也必须赶尽杀绝,没有缓和余地了。双方的矛盾就到了这种地步。这对于又是商人,又是客人的朱泚是不适合的,按照常理,他的势力终究要回到幽州去才对。只有地主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而杀了吴溆,等同双方联系的最后一点可能性也没有了,只能开战了。

5段秀实死亡之谜

按照道理来说,段秀实之死不应该是谜。因为《两唐书》和《通鉴》都写的很清楚,虽然彼此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两大点是一样的:第一都写了段秀实用司农卿的兵符调韩旻回长安,之后段秀实用笏板打朱泚最后被杀害。当然是被朱泚杀害。这是两个核心点。然而这两点却不足以支撑段秀实死于朱泚之手这个结论。

细读《两唐书》和《通鉴》发现,写的最清楚的是《通鉴》,可是漏洞最大的也是《通鉴》。可以说正是《通鉴》详细而生动的描写让这件事漏洞百出,不可理喻。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通鉴给我们的最大线索首先是究竟是谁派兵去攻打德宗刚刚落定的奉天?这点《通鉴》和《两唐书》不同。派兵去奉天是段秀实之死这件事的源头,而一切的秘密都是在开始之中。

《通鉴》的看法是:

泚遣泾原兵马使韩旻将锐兵三千,声言迎大驾,实袭奉天。

《通鉴》说的是朱泚派兵去攻打奉天。但是《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八 列传第七十八段秀实传》却是另外的说法:

四年,朱泚盗据宫阙,源休教泚伪迎銮驾,阴济逆志。泚乃遣其将韩旻领马步三千疾趋奉天。

《旧唐书》这里说的是源休才是主谋。朱泚只是传声筒而已。这点和

《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三 列传第七十八段秀实传》的看法是一致的:

会源休教泚伪迎天子,遣将韩旻领锐师三千疾驰奉天。

那么,哪家的看法更靠谱呢?

我以为是《两唐书》的观点更靠谱些。因为这里调动的是泾原兵,而不是朱泚自己的幽州兵。而《通鉴》的写法就将源休的罪责给抹杀了。

在来看第二个问题,用司农卿符调兵回来的事情。

《通鉴》记载:

时奉天守备单弱,段秀实谓岐灵岳曰:"事急矣!"使灵岳诈为姚令言符,令旻且还,当与大军俱发。窃令言印未至,秀实倒用司农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骆驿,得符而还。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八 列传第七十八段秀实传》:

及韩旻追驾,秀实以为宗社之危,期于顷刻,乃使人走谕灵岳,窃令言印。不遂,乃倒用司农印印符以追兵。旻至骆驿得符,军人亦莫辩其印文,惶遽而回。

这两家写的都差不多,都是“倒用司农卿印符”,《旧唐书》还多了一句:“军人亦莫辩其印文”。

《新唐书》记载与《通鉴》几乎一致:

秀实以为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谕大吏岐灵岳窃取令言印,不获,乃倒用司农印追其兵。旻至骆驿,得符还。

如果我们从材料看,肯定是《旧唐书》写在最先的。因此,原始材料一定是《旧唐书》的,这点无疑。

所以我们只要需要认真分析《旧唐书》的材料就可以了。

可是一分析《旧唐书》的材料,就会发现,啊!远来有个天大的漏洞!

这个漏洞是什么呢?

就是用司农卿的印符去调兵。

调兵的印符是要统兵大将看的,可是这个大将怎么会连兵符都不认得?一个连兵符都不认得的人,你敢让他去带兵,而且是带兵去攻打皇帝?这不是开玩笑吗?

兵符是古代传达命令或调兵遣将所用的凭证。用铜,玉或木石制成,作虎型,又称虎符。制成两半,右半留存在国君,左半交给统帅。调发军队时,必须在符验合后,方能生效。我们熟知的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唐朝因为李虎的原因讳虎,改用鱼符或兔符,后来又改用龟符。而司农卿肯定是只能有大印,没有兵符,无论怎么倒用,你都是印,不是兵符。所以如果用印的话,根本不能调兵。

唐律疏议卷第十六擅兴 凡二十四条:

【疏】议曰:依令:「差兵十人以上,并须铜鱼、敕书勘同,始合差发。若急须兵处,准程不得奏闻者,听便差发,即须言上。」

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调兵是要用铜鱼符,而且得有敕书,就是皇帝的命令书。二者缺一不可。此时没有皇帝,起码得有朱泚的手令。因为此时朱泚是老大。所以,段秀实怎么能调动兵呢?

更为关键的是,《旧唐书》的编辑们怕我们多疑,特别加了一句:“军人亦莫辩其印文”。这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二不曾偷!我们前面说过,这兵符怎么也得统兵大将看才行,怎么这里成了“军人”,似乎一个随便的士兵就可以接洽兵符的事情,这不是开玩笑吗?这是去偷袭皇帝,偷袭皇帝的部队都这么搞笑?这还偷袭个什么劲儿啊!这句话就更暴露了所谓盗用司农卿印符调兵是一个假新闻。太不靠谱了。

可是,如果我们想一下,那就是在另外的情况下就可能是真的了。什么情况下呢?就是这个统兵的韩旻将军是段秀实的人,所以,看到司农卿的印就回来了。这是最大的可能了。段秀实是泾原兵的最老的老领导了。这里面多少将领都应该是他培养提拔的才是。

而如果韩旻是段秀实的人,那么问题的性质和后面的结果就会大为不同了。这点我们先放在这里,后面再谈,且看下面新的话题。

第三点就是段秀实和朱泚对打的细节。

《旧唐书朱泚传》:

因与海宾同入见泚,为陈逆顺之理,而海宾于靴中取匕首,为其所觉,遂不得前。秀实知不可以义动,遽夺源休象笏,挺而击泚,仍大呼曰:"反虏万段!"泚举臂卫首,秀实格拉之,忷々然。李忠臣驰肋泚,泚素多力,才破其面,逆徒噪集,秀实、海宾遂并见害。

《旧唐书》这里写在韩旻军队回来后,段秀实和他的大将刘海宾一起去找朱泚讲道理。刘海宾不敢取出靴子中的匕首杀朱泚,而段秀实只好多源休的笏板打朱泚了。这情节怎么看都象从《史记-荆轲刺秦王》那里抄袭来的。

《通鉴》的写法是:

旻至骆驿,得符而还。秀实谓同谋曰:"旻来,吾属无类矣!我当直搏泚杀之,不克则死,终不能为之臣也!"乃令刘海宾、何明礼阴结军中之士,欲使应之于外。旻兵至,泚、令言大惊。岐灵岳独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实等。

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实等议称帝事。秀实勃然起,夺休象笏,前唾泚面,大骂曰:"狂贼!吾恨不斩汝万段,岂从汝反邪!"因以笏击泚,泚举手扞之,才中其额,溅血洒地。泚与秀实相搏忷忷,左右猝愕,不知所为。海宾不敢进,乘乱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脱走。

当然,如不细看,《通鉴》这里的核心也是段秀实用笏板敲朱泚脑袋。可是与《旧唐书》颇为不同。

首先是段秀实自己已经在长安城内利用自己的威望开始调兵了。这点是《两唐书》没有的。《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三 列传第七十八段秀实传》:

秀实谓海宾曰:"旻之来,吾等无遗类。我当直搏杀贼,不然则死。"乃约事急为继,而令明礼应于外。

这里只是提到让何明礼在外面照应,而没有明确调动军兵。

我觉得《通鉴》是懂内幕的。所以《通鉴》写了段秀实调兵的事情。其实也正是印证了我们前面分析的,段秀实就是用司农卿印调回来韩旻,而韩旻就是段秀实的人。所以根本无需去盗姚令言的兵符。这完全是对信陵君窃符救赵故事的抄袭。

可是,当段秀实能够调动部分军兵的时候,自己却赤手空拳,在和朱泚等叛臣商量称帝的场合无所准备,用人家手中的笏板击杀朱泚,这种桥段只能是戏文里的内容。段秀实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他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老头!他难道不知道怎么杀人吗?用笏板砸朱泚脑袋这种想法,简直是在说段秀实是大傻子啊。

而且也忽略了环境这个重要的细节。他们是在商量谋逆篡位的地方段秀实要打杀朱泚的。稍微有头脑的人都该想到,讨论这类话题的地方得多机密的地方啊!周边不该是重兵把守吗?这完全是抄袭荆轲刺秦王的段子抄糊涂了。荆轲刺秦是在人家秦王大殿上,而且人家有法律规定,殿上的人不准带武器,武士们没有命令也不准动,这种情况下,荆轲才可以用匕首刺杀秦王。而讨论篡位的地方一定是非常机密而且是非常狭小的空间内讨论,大殿之上几位大臣高声讨论要改朝换代?当今脑残的编剧们也不敢这么写!这得是密谋啊!这种场合怎么会容许出现一个人拿着笏板突然砸朱泚的脑袋的事情!段秀实选择这样的地方杀朱泚,这老头喝茅台得喝多少啊,才把脑袋喝成这么傻?

《新唐书》写的就合理些:

翌日,泚召秀实计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实戎服与休并语,至僣位,勃然起,执休腕,夺其象笏,奋而前,唾泚面大骂曰:"狂贼!可磔万段,我岂从汝反邪!"遂击之。

这类写的是计事,却没有说什么事,这样就容易缓和多了,通鉴的那种写法就写死了——太不合情理。不过这里也搞笑,用象牙的笏板,那东西能有多坚硬?我怀疑应该不怎么坚实吧。

总之,我们从段秀实调兵、诛杀朱泚的环境、及用笏板打朱泚这三个细节看,都极为不具有合理性,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判断,段秀实之死的历史材料很大程度上是被篡改的,是假新闻记录。当然不能说没有一点有价值的信息。但主体都是胡诌的,而且极可能是对荆轲刺秦王,外加上信陵君窃符救赵这两则材料的编辑抄袭的结果。

6谜底揭开

那么有价值的信息有哪些?

首先是吴溆肯定是被杀了。

其次段秀实老头也死了,肯定是被杀的。

第三点,就是源休是调兵偷袭奉天的主谋。

第四点,就是段秀实应该可以调动的了军队——当然是部分军队。

上面讲了吴溆被杀,是源休集团给朱泚下的一个套,使他没有了和朝廷讲和的退身步。但是,另一方面也就等于切断了段秀实等人想和朝廷谈和的思路。可是,段秀实目前是不打算推翻李唐的,而又被源休逼到不能通过朱泚和朝廷讲和的地步,段秀实派如果不和源休翻脸,那就只能跟着源休一起谋反了。源休这招实在是高!杀了一个吴溆,一边套住了朱泚,可是,另一边也就套住了段秀实!

而且,为了不能再生变故,源休立刻怂恿朱泚派人去攻打奉天,率先开火,等于是坐实了造反的事情,这样就彻底逼迫朱泚和段秀实都上了他反唐的大船,是再也下不去了。

说是三千人马就能攻下奉天,我不大信,奉天是从建中元年就开始经营的,怎么那么纸糊的一般脆弱不堪?段秀实绝不是真担心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韩旻去了就能把德宗皇帝拉下马!要知道是有大将浑瑊在那里坐镇呢!一个小小的韩旻怎么是对手?因此,这三千人马攻打奉天是假,可是证明朱泚和段秀实等一起造反倒是真的。而一旦再奉天门前走一圈,那么段秀实的一身清誉可就毁了!他身后的集团就被帮到源休的反唐的战车上,之后的利益必然是玉石俱焚!这才是他最担心的。

于是,段秀实必须将军队调回来。

有意思的是,这个韩旻是段秀实的人。为什么源休要用段秀实的人?就是要让朝廷知道这个老臣也跟着朱泚造反了!可想而知,如果韩旻不是他的人,韩旻的军队怎么会不认识印信稀里糊涂会撤回来?这才是源休的最厉害的地方。让朱泚杀吴溆,把朱泚逼上船,让段秀实的人去袭击朝廷,再把段秀实逼上贼船!

段秀实不同意谋反,双方其实已经闹翻,既然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那么就只有一招可用了:利用自己掌握的军队再长安内发动内战,消灭源休和朱泚。这是最为合理的推论。如果不发动武装起义,而又要体现他的忠义凛然,最关键的是不能将源休写成主谋,那么,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让段秀实和朱泚直接干架,最后被杀。

由于姚令言是站在朱泚一边的,段秀实在长安的力量处于弱势——安西军团已经被分化瓦解了——不难猜出,段秀实试图发动军事政变偷袭朱泚和源休的做法肯定失败了。这样,彼此貌合神离的戏就做不下去了,段秀实只有被杀一条路。

而杀段秀实,也就等于说段秀实的一派不再支持朱泚和源休,这就等于为后来朱泚失败埋下了伏笔。

所以《通鉴》写有如下的细节是合理的:

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众曰:"义士也,勿杀。"秀实已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礼葬之

这里绝非是在于他是义士,而在于他身后的一大股力量,杀了他,就等于将他身后的人都逼走了。所以《通鉴》接着写:

海宾缞服而逃,后二日,捕得,杀之。亦不引何明礼。明礼从泚攻奉天,复谋杀泚,亦死。

追捕同党,而且抓住就杀,这是典型的军事政变失败后,胜利一方的善后处理手法。

《旧唐书卷128段秀实传》:

大将刘海宾、何明礼、姚令言判官岐灵岳因为同谋也被杀害。

姚令言的判官岐灵岳都跟随了段秀实,这说明在姚令言的部队中发生了分歧。岐灵岳是段秀实派,而姚令言则站到了朱泚和源休一派中了。

段秀实被杀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安西节度使军团的命运到此画上了句号,从此安西节度使派系的力量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泾原兵再有什么变化,就与当初的安西节度使派系没有关系了。这是以关陇贵族和商人集团联盟为后盾的幽州兵团的胜利。安西节度使军团中土地贵族一派失败了。土地贵族和商业规则的矛盾是安西节度使军团中长期存在的矛盾,到此以段秀实的被杀而解决了。可是,如此一来,安西节度使军团的灵魂也就烟消云散了。在这意义上讲,这却是唐王朝的胜利,因为少了一个巨大的军事集团的压力!

那么为什么不将军事政变写出来呢?非要搞一出抄袭刺秦和窃符的旧把戏来搪塞读者呢?

就是要掩盖段秀实和源休都参与了泾原兵变这件事。

如果说写了段秀实发动了这次被抹杀的反击朱泚的政变,那么,就等于说段秀实可以调动泾原兵马,既然能调动泾原兵马,泾原兵大乱长安的时候,你段秀实为什么不出来呢?这就让《两唐书》、《通鉴》的史家们回答不了了。如果这个问题不回答解释清楚,这就等于证明段秀实也是逆臣了!可以说从泾原兵祸乱长安,洗劫大明宫,扰乱含元殿来看,说段秀实是逆臣,不冤枉!

段秀实如果发动兵变还有另外一个难题,源休怎么办?源休站在谁的立场上呢?如果连源休也攻打,那么,源休就是朱泚的人,如果不攻打,可是源休却参与了朱泚称帝和叛乱。

而殿庭击朱泚这个哄老头小孩的桥段,就把源休的责任大为降低,而高度突出了朱泚,特别是《通鉴》更是将矛盾焦点集中在了朱泚身上。而源休则几乎是当作一个透明人一样处理了。段秀实从源休的手中夺出笏板就砸朱泚,仿佛源休就是庙里的泥胎一样,不会动。这样,源休的历史责任当然就不突出了。

为源休掩盖其谋逆反唐实际后台的责任,其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历史上关陇贵族和大士族们的反唐的政治罪行!而修史的这些史家们无不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当然,段秀实也是这个集团中的,因此,史书中写段秀实笏板击朱泚这样荒唐的段落自然也是在遮蔽段秀实参与了泾原兵变这一事实。

如果对比《通鉴》与《两唐书》,《通鉴》的做法就更突出了。

段秀实笏板击朱泚,让我简直看到了京剧的场面!

当然,读者会说,你前面可没有少说出源休谋逆的罪行证据,何以这里却又要掩盖?岂非史家们自相矛盾?

史家们确实是自相矛盾的。史书记载中的矛盾就是史家的修史的职责——客观记录历史——和他们自己利益之间的冲突矛盾体现而已。史家们是在自己和历史的交织的十字街头上写史的。因此,史书中出现自相矛盾是必然的。这其实就是主体和客体的矛盾在修史上的反应——主体人在研究客体的时候不能不影响客体,这点微观物理学已经证明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早就提出这点,在他的《精神现象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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