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崇琛教授:談談我的讀書 | 治學大家談

談談我的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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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已是快80歲的人了,有許多愛好都已經捨棄了,唯有讀書從不間斷。我這一生,註定了要與書打交道。年輕時讀書,大學畢業後分到學校教書,然後又寫書,而最大的愛好則是藏書,故我的一生用“四書”二字便可概括。嘗欲以“四書堂”顏其寒齋而未果。回顧這幾十年的讀書,經驗談不上,但也有幾點心得可以在這裏談一談。簡單地說,就是“四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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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精讀與略讀的結合。人生在世,無論幹哪行哪業,有些書是必須精讀的,例如《論語》。宋代的趙普曾說要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我們雖不一定有這樣宏大的目標,但做人的道理還是要懂得的,因爲不管從事什麼樣的工作,總是先要學會做人,然後才能去做事。而《論語》便是一部有關人的德性修養的書。再說寬泛一點,是一部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特點的書。聯合國大樓分別刻有代表各國文化的一句名言,而代表中國文化的便是《論語》中的一句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1993年,國際上通過了“全球倫理宣言”,提出四條金規則(不變的規則):一是不殺人,也就是不要戰爭;二是不說謊;三是不偷盜;四是不姦淫,男女平等。這四條規則的指導思想即是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日本株式會社企業形式的創始人澀澤榮一更是聲稱一手拿《論語》,一手拿算盤,以儒家道德與經濟合一的思想著稱於世,並被稱爲日本現代化之父。他認爲“《論語》是最好的德育課本”“《論語》讓社會更加和諧”。正是基於此,所以1988年,全世界的諾貝爾獎獲得者(75人)在巴黎開會,會後便發表了一個破天荒的宣言,其中提到:“如果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來,就必須回顧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所謂“孔子的智慧”,就融於《論語》之中。而作爲一箇中國人,又怎能不認認真真地去讀一讀《論語》呢!

精讀書中,除了關乎人生基本修養者,也還包括各自業務規圍內的關鍵書籍。我是教中國古代文學又主要是教先秦兩漢文學的,這一段是中國文學的源頭,同時也是難度最大的。其中,楚辭中的《離騷》,更是向稱難讀。六朝人曾說,“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爲真名士,可見人們對《離騷》的看重。而對於研究先秦文學乃至古典文學的人們來說,《離騷》更是一道繞不過的坎。於是我便把《離騷》作爲我精讀的篇目。我的精讀方法,是把《離騷》2477個字,每個字、每句話的含義都落到實處,然後將古今學人的每一條解讀按照從漢代到當代的順序逐一排列出來,最後將自己的見解也附在各家之後,做成了一部十餘萬字的《離騷釋讀》。至此,纔算把《離騷》基本讀通了。而《離騷》通了,再讀其它先秦典籍也便觸類旁通。這樣的精讀方法看起來是笨了一點,但卻可以收到實實在在的效果。

學外語也是同樣。我大學的一位老師徐震堮先生,是教古代文學的,但卻懂英、法、德、意、俄、西班牙六國語言,而且其世界語在國內還是數一數二的。問其學習方法,他只說要精讀一本書,最好是一本典範的文學作品,就着字典,從頭啃到尾,這樣單詞也夠用了,語法也就懂了。他還舉了一個例子,說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的一個“一祕”就是這樣學的,結果他一開口,那典雅的語言令英國人全都爲之震驚。“一祕”所用的那本書的名字徐先生說過,可惜我沒記住。

至於略讀,其目的在於擴大知識面,以養成人的綜合素質。略讀的書並沒有什麼計劃,只是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是“隨便翻翻”。略讀的書也許眼下無用,但可以使人達到一定的知識積累,形成一種知識網略,到了一定的時候也會發揮重要作用的。

精讀的書不可求多,但要讀得細,理解深;略讀的書則要視各人的條件,儘量多讀一些,只須“觀其大略”(諸葛亮的讀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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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讀書與思考的結合。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意思是說,只讀書不去思考就會陷於迷惘之中,而只思考不去讀書則會讓思路很快窮盡。范文瀾先生也告誡後輩學人讀書時要做到“天圓地方”。什麼意思呢?“天圓”就是頭腦靈活(“天”字的本義即指人頭),勤于思考;而“地方”則是能夠坐下來認真地讀書(範老將人的屁股比作“地”)。

舉例來說吧。乾嘉學者戴震,他從小就很愛動腦筋。塾師教他《四書》,用的是朱(熹)注,於是他就問老師孔、孟爲何時人,朱熹又是何時人,老師一一回答。他聽了之後反問道:“宋代去春秋、戰國一千多年,朱熹怎麼能懂得孔、孟的意思呢?”老師無言以對,只覺得這個小孩將來必定是個學問家。後來戴震也果然寫出了像《孟子字義疏證》那樣著名的哲學著作。再如清初的閻若璩,他也同別人一樣讀《尚書》,但越讀越覺得不對頭,爲什麼《今文尚書》佶屈聱牙,而《古文尚書》反倒文從字順呢?於是他便處處留心,終於找出了僞《古文尚書》作僞的128條例證,寫成《古文尚書疏證》一書,爲學術史上的一宗大疑案最後下了判詞。至於當代的古史專家顧頡剛,說來十分有趣,他提出的中國歷史是“層累地造成”的著名論點,竟然是從對戲劇的研究中受到啓發的。他從元稹的《鶯鶯傳》到《董西廂》,再到王實甫《西廂記》的內容和情節的不斷豐富和完善中悟出,中國的歷史原來也是這樣越累越長的。試想,單是死讀書的人,能有這樣的成績嗎?

眼下圖書汗牛充棟,許多人都紛紛著書立說,這就要求我們在讀書時更應學會獨立思考,切不可被某些人牽着鼻子走。順便說一句,我對一些年輕人很容易就成爲某些“明星”的“粉絲”,一直都感到大惑不解。陳寅恪先生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哪裏去了?我讀書時就常常對某些譁衆取寵之說抱着審視的態度,既審視他們的觀點,也審視他們立論的依據,包括對原典的引用及解讀是否正確,並發現了不少問題。我讀書時還有一個習慣,就是在旁邊放一本地圖,以便隨時查對。地圖不但可以將某些抽象的概念和語言符號變得形象化,有時也會使人的思路豁然貫通,以致取得某種意想不到的讀書效果。例如對《孔雀東南飛》首二句的解釋,舊注皆難令人信服。我在讀書時根據詩前《小序》所提供的“漢末廬江府”及兩家求合葬之“花山”,並將古今地名進行了比對之後發現,劉蘭芝由婆家被休回孃家,其方向正是自西北往東南。這樣一來,美麗、善良的劉蘭芝在遣歸路上之依依不捨、顧盼流連,恰成了“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的比喻意義了,詩義至此也便昭然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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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讀專業書與讀相關學科文獻的結合。現在的人們雖然業術有專攻,但知識的結構還是越全面越好。這就要求通過讀書以實現了。西人培根曾說:“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學使人精細,物理學使人莊重,邏輯修辭則使人善變。”這是就讀書與人的修養而言。還要看到,現代科學的發展也正由分析走向綜合,上世紀80年代國際上開始興起的“天地生綜合研究”,便是這種研究方法的集中體現。綜合研究可以打破學科間的壁壘,從而解決一些單學科研究所不能解決的難題。受此啓發,我無論是治學還是帶研究生,都堅持大文化視野下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於是在讀書時也就注意讀一些本專業以外的書,包括自然科學方面的書。例如,我爲了搞清楚《楚辭》中大量吟詠的“蘭”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植物,有一段時期,除了上課,便整天泡在生物系的資料室裏。不但認真閱讀了多卷本的《中國高等植物圖鑑》,還反覆翻閱了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終於搞清了楚辭所詠之蘭並非今之蘭花,而是目前醫家尚在使用的中藥佩蘭,從而解決了一個學術史上的難題。

再如,從周滅商的歷史背景入手以破解先秦寓言中的“宋人”現象(後世對河南人的偏見實來源於此,詳參拙文《“宋人”現象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域偏見》,《科學·經濟·社會》2008年第3期),從原始思維的角度以釋讀某些古漢語詞語,從中西交通的大舞臺以揭示《聊齋》中的狐狸精都自稱陝西人之謎等,這些研究成果也都是通過多學科的交融以取得的,即所謂“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而之所以能有這種“聚合效應”,除了得益於專業知識外,也與我對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布留爾《原始思維》以及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等書籍的反覆閱讀與領會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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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讀書與講書的結合。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讀的書也是有限的。但要幾個人合到一起,將各自所讀過的書複述一遍,交流一下,那就等於將這些書都涉獵過了,其收穫就大了。這種讀書方法,古人已經有過,即約同二三學子,輪流背書、講書,遇有疑難問題相互辨析,顧炎武、蒲松齡輩皆曾施行,稱之爲“溫經”。我上小學時,鎮上只有一個小圖書館,約藏有二三百本書。當時借書只須登記一下即可,但還書時管理人員則要求將該書的內容複述一遍後才能續借。爲了多借一些書讀,我便養成了“講書”的習慣。後來上了大學,每個宿舍六個人,晚上熄燈後,同學們也常常相互交流日間所讀書的內容。直至來到大學教書,每有本科生或研究生來訪,也總是先交談一下最近都讀了些什麼書,而同學們的“講書”,也往往能補我讀書之不足。例如,我對武俠小說及某些外國文學作品的瞭解,就很得益於同學們的“講書”。有時我到趙儷生先生那裏去,他也習慣性地讓我先講講近期所讀過的書。趙先生晚年爲了瞭解某些社會問題,有一段時期很喜歡看一種叫《啄木鳥》的雜誌,他也常常將裏面的一些故事講給我聽。當然我們談的最多的還是對匡亞明《孔子評傳》及蔡尚思《孔子思想體系》兩書的不同看法。

講書都有些什麼好處呢?除了通過彼此間的交流以拓寬視野外,還可以鞏固所學的知識。一個人讀了一遍書之後,自以爲記住了,理解了,但要讓他用自己的話表述出來,卻往往不那麼自如。什麼原因?“教然後知困”故爾。假如同學們都能將讀過的重要一點的書,對着“溫經”的朋友講上一遍,其所得的印象,是決不亞於抄書的。而且,講書過程中也會時有創穫。不佞舌耕多年,就有這樣的體會:由於講授時思想的高度集中和思路的毫不間斷,某些平時苦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在課堂上豁然貫通了;某些平時不曾有過的念頭,在講述的一剎那間也閃現了出來。對於這種情況,有人稱爲“頓悟”,有人說是“靈感”,不管叫什麼吧,只要及時記錄下來,往往會對某一問題的研究起着關鍵性的作用。說來不怕大家笑話,我講了一些新的想法之後,過後就記不起來了,待到寫文章需要時,竟不得不向聽課的同學借筆記來抄。

以上拉拉雜雜說了這麼多,都是圍繞“四個結合”的。最後還想再說一句,我培養學生注重“三種能力”,即駕馭文獻的能力、理性思辨的能力及語言表達能力(包括口頭與書面表達能力)的養成,而“四個結合”的讀書方法,對“三種能力”的訓練應是很有幫助的。

作者簡介

張崇琛,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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