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 人民政協報

沒有人會想到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是這樣開端的。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對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造成了嚴重衝擊。

如今這個時代，科技飛速發展，各國醫療衛生條件大爲改善，特別是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無論經濟實力、科技實力，還是醫療衛生條件，首屈一指。然而，各個國家在面對全球疫情時交出了一份怎樣的答卷？

中國在疫情出現第一時間，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和舉國體制優勢，廣泛動員、全民參與，採取最嚴格、最全面、最徹底的防控舉措，打了一場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全國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同時，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抗疫，毫無保留地與各國分享抗疫經驗、無私提供醫療援助，體現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中國抗疫爲何能取得重大戰略成果？一些西方國家爲何在疫情面前顯得力不從心，效果不如人意？如果單從社會制度、文化背景的差異進行分析解讀顯然失之淺薄了。日前，中央社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潘岳同志爲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中西文明比較系列叢書作了第一篇序《戰國與希臘》。作者在這篇18000字的長文中，以宏闊的視野、深厚的學養、敏銳的洞見，介紹了希臘文明和中華文明的不同，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對自由優先與秩序優先的分歧，不應成爲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礙，反而應成爲中西文明互鑑的基礎”這一重要觀點。此文在全球共同抗擊疫情的背景下，引發學術界和思想界對中西文明比較的深度討論。這對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西方文明，理性看待中西文明差異，更加堅定“四個自信”將大有裨益。

靜心，深思，智慧和啓迪就在字裏行間裏。

不同的文明根性

今天，中國和西方又一次站在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

現代文明中蘊含着古典文明的精神基因。歐美和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伊斯蘭世界和阿拉伯文明；伊朗與波斯文明；俄羅斯和東正教文明；以色列和猶太文明。種種關係連着種種基因演化成種種道路。

現代歐美文明認爲自己的政治秩序，是融合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工業文明的精髓爲一體。其中，古希臘文明是源中之源。現代中國的道路，建立在中華文明的遺產之上。中華文明的穩固形態確立於秦漢，演變之關鍵處在戰國。

從公元前五世紀到三世紀，戰國與古希臘面臨着相似的歷史境地。都陷入了內部極度戰亂；戰亂中都出現了統一運動；統一運動的積極力量都不是核心圈國家，而是軍事強大的邊緣國家；大批知識分子爲統一運動上下奔走，提出了大量哲學、政治、道德命題。

而統一運動的結果不同。希臘形成了亞歷山大帝國，僅7年即分裂，其後三大繼承者王國內鬥100年，被羅馬逐一兼併。戰國形成了大一統秦王朝，雖14年後崩潰，但很快就再次興起了大一統漢王朝。秦漢制度被歷代王朝所繼承，整整延續2000餘年。

相似的歷史條件下爲什麼會形成不同的結果，我們通過同時期幾個思想家的命運來探索答案。

一份竹簡引發的史學“地震”

1975年12月，在湖北的偏僻小縣城雲夢，發生了一件對中國史學意義深遠之事——修建水利工程的農民在一塊叫做“睡虎地”的農田裏，挖出了一座秦國小官的墓。墓主人屍骨之下枕滿竹簡，竹簡上書滿秦法。這就是著名的《睡虎地秦簡》。

△《睡虎地秦簡》

出人意料的是，考古學家在這些法家竹簡中，發現了一篇官吏思想培訓教材《爲吏之道》，核心思想居然是儒家。

——“寬俗忠信，悔過勿重，和平勿怨，慈下勿陵，敬上勿犯，聽諫勿塞”

——“臨財見利，不取苟富。臨難見死，不取苟免。欲富太甚，貧不可得。欲貴太甚，賤不可得。毋喜富，毋惡貧，正行修身，禍去福存”。

這非孤例。陸續出土的王家臺秦簡、嶽麓秦簡、北大秦簡中都有類似文字，說明秦朝晚期已不完全排斥儒家。這和後人對秦“焚書坑儒”、“純任法家”的絕對化定論不一樣。

不一樣的，不只是秦國。還有六國。

通常認爲專屬秦國的法家制度和精耕農業，實際是魏國發明的；通常認爲自由散漫的楚國，實行“縣制”比秦國還早；通常認爲商業發達的齊國，其《管子》中也含有與秦相似的“保甲連坐”元素。

可見，儒法並行、刑德同用，纔是戰國晚期的整體潮流，政治觀念亦基本趨同。這個政治觀念，就是“一天下”。對整體“天下”的執著，是歷代中國政治家羣體最爲獨特之處。

思想家們也是如此。

百家爭鳴，是中國歷史上思想自由的第一個高峯，亦是仰慕西方的知識分子們津津樂道的盛景。但大家只注重了“爭”的一面，卻忽視了“融”的一面。幾十年來陸續出土的戰國簡帛印證了“諸家雜糅”相融相合的現實。“德”不爲孔孟獨享，“道”不爲老莊專有，“法”不由商韓把持。在秦征服六國之前，諸子百家的思想融合已經開始。

諸子百家雖然哲學體系差異極大，但有一條共同的底線，即建立“統一秩序”。儒家強調“定於一”的禮樂道德秩序，法家強調“車同軌、書同文”的權力法律秩序，墨家強調“尚同”與“執一”的社會行動秩序。即便強調極端自由的道家，對統一秩序也是認同的。老子的“小國寡民”，經常被說成主張分治。但實際上，“小國”只是政治過渡的單元，“邦國”之後還有“天下”這一最終秩序——“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他還反覆探討“取天下”和“天下王”的奧祕。只是他對“天下王”要求太高了，光有權力不行，必須是聖人，“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類似於哲學王。莊子說“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經常被解讀成無政府主義。實際上，莊子反對的是儒家瞎折騰的“有爲而治”，推崇道家更高明的“無爲而治”，但“治”的本身是統一的，“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在這個共同基礎上，戰國成了思想制度的熔爐。秦國的法家貢獻了大一統的基層政權；魯國的儒家貢獻了大一統的道德秩序；楚國的道家貢獻了自由精神；齊國將道家與法家結合，產生了無爲而治的“黃老之術”和以市場調節財富的“管子之學”；魏韓貢獻了縱橫外交的戰略學與刑名法術的治理學，趙燕貢獻了騎兵步兵合體的軍事制度，如此等等。最後的結果，就是漢朝。漢的政權結構來自秦，意識形態來自魯，經濟政策來自齊，藝術文脈來自楚，北伐匈奴的軍事力量來自趙燕舊部。

大一統，不是秦並了天下，更是天下消化了秦。

儒學大師荀子爲何赴秦

秦並天下，雖完成於公元前232-221年的秦王政時代，但奠定統一壓倒優勢的，是五十年前的昭襄王中期（前269-262）。當時齊楚兩大國戰敗衰落，只剩下趙國勉力獨支。秦採取“遠交近攻”戰略，準備全力突破趙國。這是秦國征服天下的最後一道關口，同時也是六國聯手抗秦的最後機會。

戰國志士謀臣們因此分成兩大派。函谷關內的秦國，活躍着法家與縱橫家。函谷關外的六國，活躍着儒家、道家、兵家、陰陽家、刑名家。齊國的稷下學宮是東方六國知識分子的聚集地，相當於古希臘柏拉圖學院。從商鞅變法開始的100年裏，這裏一直是與秦國對峙的另一個精神世界。

稷下學宮早期由陰陽家主導，孟子游齊後，儒家漸成主導。到後期，戰國時代最後一個儒家大師荀子，成爲學宮的祭酒。一干就是三任，是謂東方世界的精神領袖。

△荀子

然而，這樣一位儒學大師，卻突然去了遵行法家的秦國。

公元前269至262年之間，60多歲的荀子，一邊觀察一邊記錄，穿過秦國座座鄉邑城鎮，一路走入了都城咸陽。

秦相問他：你來秦國，印象怎麼樣？

荀子回答：秦的百姓淳樸，不追求聲色犬馬，尊重官府，像古代的人民。秦的基層小吏忠誠勤儉，辦事盡心，不偷奸耍滑、像古代的官吏。秦都城的高級官員，出了家門就是官府，沒有私事，不搞朋黨，賢明而有公心，像古代的士大夫。秦的朝廷，處理政事速度極快，沒有積存的事務，像古代的朝廷。

在儒家的話語體系中，“古之治”就是古代聖王的治理，是儒家努力的最高目標。對秦政如此高的評價竟出自儒家大師之口。如果不是兩千幾百年後出土的秦簡，荀子這段話會被打成巨僞。

從睡虎地秦簡、嶽麓秦簡到裏耶秦簡，隨處可見秦政權從上到下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一道文書最終發現有錯，過手文書每一個環節的官吏都要負責。各鄉養牛要定期比賽，排名末尾的鄉官要被流放到遠方工作。行政出了差錯，主官要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銀賠償公家。斷案判罰不公平，審判者會被臉上刺字罰爲刑徒。秦法對行政環節設計之精密，對官僚制度約束之嚴格，歷代王朝居首。

相反，同一時間，荀子對稷下學宮所在地齊國的政治評價則是，“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齊國是奉行儒家的大國，思孟學派主要在齊國傳承，但用儒家理想操作出的政治現實卻走了樣。

荀子總結道，秦國走到今天，不是幸運，而是必然。“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作爲稷下學宮的主持者，說出這樣的話，不僅是對六國政治立場的背叛，更是對儒家的背叛。

但荀子還說了一句更重要的話。“儘管秦國具有如此多的優勢集於一身，卻憂患不可勝數，遠遠沒能達到‘王者’的境界，原因是因爲缺‘儒’”。

怎樣纔算是“有儒”呢？

荀子回答，“節威反文，用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秦制以吏爲師，荀子卻希望用君子治天下。這是後世“王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之雛形。

荀子認爲，只要秦國補上了這一點，統一天下方可持久。“若是，則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

他認識到，儒家雖然有着統一的道德秩序，但沒有建立統一的治理體系。法家雖然能建立統一的治理體系，卻在精神道義上有着極大缺陷。如果秦國的法家制度，加上儒家的賢能政治與信義仁愛，才能成爲未來天下正道。

秦昭王沒有理會。荀子返回東方。

幾年以後，荀子的話通過一場大仗得到了印證。長平之戰，戰國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秦國在趙軍投降後，背信坑殺了40萬趙軍。即便在血流成河的戰國，這也突破了道義的底線。

秦國從來靠現實主義與功利主義取天下，又豈會用仁義道德自縛手腳。

荀子的痛苦

長平之戰後，荀子極度痛苦，他放棄了政治，不再周遊列國，遷到了齊楚交界的蘭陵，從此著書立說、教學授徒。

他教出兩個大有名氣的學生，一個是韓非，一個是李斯。一個是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一個是法家實踐的設計者。諷刺的是，他們不是被商鞅法家學派教出來的，卻是被儒家教出來的，體現了荀子兼容複雜思想的底色。

孟子主張人性本善，而荀子卻主張“人性本惡”，所以只能用嚴刑峻法，這符合法家學說。

儒家的“天”是懲惡揚善的義理之天，而荀子的“天”卻無所謂善惡——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所以，世人才可以“制天命而用之”，這是中國最早的唯物主義。

儒家崇尚王道，鄙視霸道。而荀子認爲雖然王道最佳，但霸道在亂世中也很有用，應該王霸兼用。

儒家只談義不談利。荀子卻要“義利兼顧”。他認爲，義與利是人類兩大並列天性。再高尚的制度也不能消滅人的圖利之心，而再黑暗的現實也不能泯滅人的求義之心。應同時發揮兩者作用。

儒家崇尚禮治，而荀子崇尚禮法兼治。禮不是典章禮節，而是以“度量分配”釐定各自的本分和責任，其中蘊含着法家原則。

儒家崇尚法先王，而荀子認爲應該法后王。這給後來的王安石、張居正們的改革以精神底氣。

只有這樣對立統一的思想體系，才能教出李斯與韓非。

荀子這個看似難以調和的矛盾體，是因爲處於大亂之世。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孟子生活的戰國中期，最大的戰爭死亡不過十萬（艾陵之戰與馬陵之戰），而且幾十年才發生一次。但荀子生活的戰國末期，死亡十萬的戰爭幾乎年年發生。死亡幾十萬的大戰二十年之內就發生了三次（五國伐齊、白起伐楚、長平之戰）。在這樣超大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中，沒有力量的道義和沒有道義的力量，都不能回答眼前的現實。他必須要找到一條新路。

公元前247年，秦徹底突破三晉，斬斷六國合縱之腰。這一年，李斯學成入秦，開始了政治生涯。

△李斯

聽到這個消息，年屆80的荀子非但沒有高興，反而絕食了。“李斯入秦，孫卿爲之不食”。絕食也沒用，另一個弟子韓非緊隨其後也應召入秦。前所未見的輝煌大一統王朝正在展開，年輕士子豈能抗拒創造新世界的誘惑。

李斯韓非入秦後，極大地加速了秦的統一戰爭。韓非將法家理論發展到極致，囊括了法、術、勢等三大流派，秦始皇深爲服膺。李斯則設計了法家的全部政策體系。“焚書坑儒”就是他建議的。

他們都忘記了，自己的老師荀子雖然肯定法家手段，卻始終堅持着儒家價值觀——比如忠義孝悌的倫理；比如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的士大夫精神；比如政治以王道爲根本，用兵以仁義爲優先。這個“仁”的精神，與孔孟並無二致。在法家和儒家之間，如何執其中道，很難把握。真理往往在於度。單純承襲他學說的某個方面都不對。

韓非入秦後，死於和李斯的政治鬥爭。他寫出了法家的一切權術，卻不懂基本權爭技巧。李斯精通權鬥，卻鬥不過宦官，死前哀嘆東門黃犬而不可得。純粹的權力政治，一定會按照它本身的邏輯來得快去得快而變幻無常。

△韓非

韓非李斯死後沒多少年，他們設計的帝國迅速崩塌了。秦征服的土地和人民並沒有實現與秦的內心融合。他們忘記了老師早就說過，只用暴力，可以兼併，但不能凝聚。凝聚，還要有人心。“兼併易能也，唯堅凝之難也。能並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並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得之則凝，兼併無強”。秦朝晚期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2013年出土的湖南益陽兔子山竹簡中的“秦二世元年詔令”，已明確提出不要再對老百姓加以徭役（“勿以徭賦擾黔首”）。可惜出臺晚了。半年之後，陳勝吳廣在大澤鄉揭竿而起。

法家與儒家，哪一個都不能少。如果沒有法家，儒家不能完成結構化和組織化，無法實現對基層社會的動員，無法在大爭之世自我強化。但如果沒有儒家，法家將變成僵化的制度，其威權體系只是完全標準化、垂直化、同質化的執行體系，而儒家則有靈活的、本土的、包容性的調節空間。

何況荀學並非只有儒法，而是戰國思想的集大成者。《史記》言荀子之思想乃是總結儒、墨、道家各自的成功失敗匯聚而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以卒”。他批判墨家不懂得建設國家秩序，但吸收其“兼愛”思想，並發展成“天下政治”的無私原則。他批判道家只通天命不通人事，但吸收了其非人格、無善惡的天命觀，發展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他批判黃老學派的“有詘而無信”，但吸收了其經濟思想，肯定了商業對於國家的價值。他將孔孟追求的“純粹”儒家，變成爲駁雜宏闊的“大儒家”。現在看來，百家爭鳴到百家兼容，唯有荀子做到了。

“極高明而道中庸”。荀子對於“中道”的定義，比傳統儒家更注重實際。他認爲，中道的標準只在有益於事理，不必遵從於某種特定教條。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實事求是”。“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爲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於理者舍之，爲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奸道。”建立於實事求是基礎上的中道精神，使中華文明最善於包容完全相反的矛盾體，最善於結合看似不可能的矛盾體，最善於使一切“非此即彼”的事物在中華大地上和諧共生綿延不斷。

沒有荀子，儒家經典將全部失傳

荀子死於前245-238年之間。活到90歲。

他的思想太駁雜太矛盾，以致他死後的境遇更爲曲折。西漢前期的意識形態，是無爲而治的黃老之術。後來的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天人三策”，改宗“有爲而治”的儒家政治。儒家結束從孔子以來三百五十年的流浪地位，第一次成爲官方意識形態。彼時，有用漢隸撰寫的“今文經學”，有用六國文字撰寫的“古文經學”，兩派鬥爭了漫長歲月，但無論哪一派上位，只尊孔孟，卻從不推崇荀子。他們都認爲荀子不純粹，何況他還有個焚書坑儒的弟子。

千年後，第一個爲荀子辯解的，是韓愈。經過安史之亂，痛感國家需要經世致用實學的韓愈，不但鼓勵時人爲《荀子》註釋，還評價荀子“大醇小疵”，除了一點點“雜質”，和孔子沒有什麼不同。韓愈爲此被宋明理學批判了好幾百年。因爲宋儒以孟子“性善論”和“內聖外王”爲歸宿，對荀子的“性惡論”和“王霸兼用”絕不容忍。

因此，當時與孟子並稱的荀子，卻在儒家成爲正統之後的1800年裏，成了一個陰影裏的人物。

一直到清乾隆時，考據訓詁的清代大儒們突然意外發現，那些漢初儒學復興的根本大典，那些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傳習的經書，竟然全是荀子傳下來的。如《春秋左傳》、《春秋穀梁傳》，如《毛詩》《魯詩》《韓詩》、如《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梁啓超評價說，“漢代經師，不問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間，宗派屢變，一皆盤旋於荀子肘下”。

原來，在七國爭雄戰火燃燒的最後三十年，他一隻手教出了法家奇才李斯與韓非，另一隻手卻默默書寫傳授着儒學。當秦朝焚書坑儒時，只有他通過“私學”悄悄傳授下來這批根本經典，而被漢儒複述重寫。“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已”。

一心要改革經典的異端，卻是最忠誠於經典的人。沒有荀子，儒家經典將全部失傳，董仲舒也決搞不成儒學復興，宋明理學連誕生的機會都沒有。荀子無名無位兩千年後，才被清廷第一次納入《四庫全書》的儒家部分。此前，他在蘭陵的墓（現山東臨沂蘭陵縣）一直荒涼寂寥。明人李曄寫道，“古冢瀟瀟鞠狐兔，路人指點荀卿墓”。又道，“臥煙露兮愁黃昏，蒼蒼荊棘如雲屯。野花發盡無人到，唯有蛛絲羅墓門”。

行純粹者易，行中道者難。隨時要準備被兩個極端所拋棄所夾擊。即便如此，歷史最終會沿着中道前進。漢武帝與漢宣帝接受了荀子的思想，“禮法合一”，“儒法合治”，“漢家自有制度，以王霸道雜之”。接着，歷代王朝也按照他的思想繼續前行。只是因爲他的“不純粹”，所有君王都只用其實而不用其名。好在荀子只唯實不唯名。儒法由此真正合流。法家創造了中央集權郡縣制和基層官僚系統，儒家則創造了士大夫精神和家國天下的集體主義倫理，在魏晉唐宋又融合了道家和佛家哲學，創造了儒釋道合一的精神世界。這種超級穩定的大一統國家結構發散到整個東亞，成爲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強而不霸、弱而不分、從不中斷的祕密。之所以還稱爲“祕密”，是因爲大多數西方學者至今仍未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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