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些人批評陳可辛的《三分鐘》用了iphone X以外的設備、人員，以及700萬的資金，好像這個影片變成一個謊言。

對此，我們不妨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談談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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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爲的

通常就只是「你」以爲的

臺灣兒科醫生間流傳一句話，「有種冷，叫爺爺奶奶覺得你冷。」

講的是有些老人家對小孩穿衣有個誤解，因爲孩子小，所以認爲孩子「應該」特別怕冷，所以當大人穿得不多的時候，有些老人家也不問孩子對溫度的感受，就給他加上厚衣服。

導致小孩一來不舒服，二來因此有不高興的反應，結果有些老人還以爲是小孩不乖，強迫下也影響和大人之間的感情。

「有種冷，叫爺爺奶奶覺得你冷。」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說，就是「投射」。

簡單來說，投射就是「把自己的內在感受，當成是別人的感受」。

好比老人把自己對環境的感受投射到孩子身上，實際上孩子並沒有相同的感受。

社會上，各種投射往往變成一種商業操作、擇偶與規劃未來的考慮。

實則他人真相如何不重要，直接以爲別人的情況，正如同自己所想。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我們可以更清晰的看出，影響人們思維的非理性因素：

一、錯誤共識效應（False consensus effect）

指的是人們誤將自己的個人意見，視爲大多數人的共識。但實際上，通過統計等科學方法得到的數據，卻顯示和多數人的意見相反。

這種情況乍看只會發生在特別自戀、自我爲中心的人身上。

實際上，每個人都避免不了，因爲錯誤共識常常在三種情況下產生：

a. 可獲性捷思（availability heuristic）

人有地球上最厲害的大腦，但大腦難以抵擋自身對於便利、懶惰的誘惑。

越是容易獲得的素材，卻可能成爲我們判斷的材料。

好比一位身邊擺了一堆撻伐iphone文章的作者，當他需要研究問題、寫文章的時候，就可能因爲就近取材方便，更多的採用撻伐iphone的觀點。

另一種情況，當一個人身處在一個支持單一商品的討論區，他通常不會在這個討論區之外獲取客觀的大數據，而是從討論區內的意見，作爲客觀依據的來源。

我們可以做一個實驗，就是通過查閱微信公衆號的名稱，可以看見有多少朋友關注某些公衆號。

之前開放這個功能時，就有不少人驚呼「沒想到我的朋友裏面有這麼多人關注這個號」。

這種情況便訴說着人們對於多數共識，其實真的有太多誤解。

「可獲性」的吸引力，也是少數人之所以容易通過媒體操控輿論的原因。

弔詭的是，這也是爲什麼哪個大號都能輕易截圖下來「嘲諷」陳可辛，說這部片花了700W，用了額外設備。

因爲陳可辛和蘋果非常誠實的將拍攝的內容、手法和概念完整呈現，用了哪些自帶的特效，附加的設備和外接鏡頭，場面的構成等等。

相較某廠，明明用單反拍的照片，卻說是自己手機拍的，事後被踢爆纔出來承認，這纔是十足在忽悠消費者。

b. 自利性偏差（self-serving bias）

Gilovich等學者談到的一種心理現象：

人們往往會將自己的成功歸結於個人的人格特質，將自己的失敗歸結於外在因素的影響。

相反地，人們往往將他人的成功歸結爲外在因素，將他人的失敗歸結爲他個人特質導致。

也就是說，人們在判斷的時候，往往採取對自己有利的角度去解釋問題。

這種解釋基本不客觀，甚至大大扭曲事實。

譬如有種投資叫「銷售員覺得你該投資」、有種婚姻叫「爸媽覺得你該結婚」、有種選擇叫「別人要我這麼選」。

就像有些人說陳可辛《三分鐘》拍得好，只是因爲有錢。

這不就像平常生活中有些人，看見別人考試考好，不談人家的努力，而是把焦點放在「他家有錢」；看見有些人婚姻生活幸福，不談她的待人處事，而是用「她長得漂亮」爲理由。

實際上呢？

陳可辛又不是在爲手機雜誌做iphone X的性能測試，讓你知道這支手機自拍好不好看，高iso純淨度好不好。

《三分鐘》是陳可辛的「創作」，採用專業的電影拍攝手法，手機外掛其他鏡頭，用了腳架和空拍機，擴充拍攝系統。

換個角度來說，即使不用iphone X，純粹拍一個賀歲的短片，陳可辛也能拍出這個樣子，這背後包括他的創意，團隊的能力等。

然而，這些部份卻很容易被忽略。

譬如黑澤明的電影《亂》，史蒂芬．史匹柏的電影《搶救雷恩大兵》，當中戰爭大場面，導演要同時調度多位副導演，副導演底下還有演員。

就像開個小雜貨鋪，跟管理一間幾萬人的大公司，這種調度能力是對導演的考驗，卻不像特效容易被觀衆察覺。

但這背後，除了導演的創意，調度的能力，也包括金錢的投入。

值得稱道的還有蘋果，今天蘋果作爲甲方，願意出這樣的錢讓陳可辛去拍，整部片沒有插入硬廣，說真的相比現在電視劇有事沒事出現各種產品，已是非常尊重藝術家的創作空間。

再換另外一個角度看，富士（Fujifilm）有個Fujifilm Story的計畫，長期讓合作的攝影師將作品與拍攝過程，在youtube上呈現（有數十部影片，大家可以上youtube觀看）。

影片可以看見不同攝影師們使用富士相機、鏡頭，融合於不同工作主題和環境，無論是紀實攝影、時尚攝影、人像攝影、建築攝影等，讓用戶和大衆瞭解富士相機如何發揮到極致。

當中專業攝影師經常拍攝只用iso100，然後使用棚燈等設備，人家就是拿相機來工作，幹嘛爲了相機或滿足某些大衆的好奇心，本末倒置的用高iso去展現相機好像微光下拍攝有多棒？

反之，去掉所有拍攝的人員、其他技術和使用設備，卻宣稱任何人隨手一拍就能拍得像這些專業攝影師一樣，那纔是真正的欺騙。

但諷刺陳可辛和《三分鐘》的觀點，對這些付出和被忽略的成本，陳可辛從影多年累積的能力，全部忽略不計，簡單用700W一個數字打包，好像人人有這700W，就能拍出同樣的作品。

最終導致通過這些文字，我們根本無法認識真相，僅存諷刺的情緒。

二、多數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

多數無知是一種和錯誤共識效應相關的認識謬誤，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可以稱爲「會吵的孩子有糖喫」謬誤。

以臺灣爲例，臺灣去年將「同性婚姻」法案送審，看起來好像要通過這項法案難度不高。

實際上卻發現，這個法案要通過其實並不容易。

因爲與同性婚姻有關的團體，他們經常積極、主動的發聲，在一段期間經常被媒體曝光，因此形成一種多數人支持的假象。

但在積極支持同志婚姻的報導外，許多人扮演「沉默的大多數」，

他們表面上不反對，好避免自己可能被歸類爲落後、保守等等一派，也不希望樹立不必要的敵人，進而將自己的真實看法保留起來。

可是當真正行使投票的權力，卻可能出現媒體報導看好，實際情況顛倒的現象。

好比前幾個月，天天都在微博看到電影《解憂雜貨店》出現在熱搜榜。

等到電影上映，遠低於預期的票房，顯然民衆也許不會公開批評一部作品有多差，實際上用錢投票足以表達真實的想法。

綜觀討論《三分鐘》的文章，我們會發現許多人原本關注在影片的感動上，而不是計算預算、手法。

到底陳可辛這片子好不好，是不是真像某些文章說的，一切都是700W堆積出來的美感，過一陣子見到更多反饋，才能清楚知道民意的走向。

所以「多數無知」的認知謬誤，就像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中的七傷拳，乍看是損人利己的大招，結果卻可能因爲自欺欺人的謊言，造成傷人傷己的結果。

-02-

§如何打破認知偏誤：

醜小鴨其實不是鴨

認知偏誤可能使我們因爲不切實的幻想，錯過真實的幸福。

那麼最好的策略是什麼呢？

首先：打破信息的圍牆

親自了解，最好還能夠在圈子外，以及在不同圈子間，獲取多元信息，好檢視我們想要探究的對象。

譬如在童話故事《醜小鴨》中，醜小鴨根本不是鴨，但因爲出生在鴨子的世界，鴨子們沒見過天鵝的雛鳥，所以用鴨子的標準去看待他，以爲他是異類，認爲他醜陋。

簡單來說，一旦我們深陷自己深陷在「一言堂」的環境中，尋求不同的聲音，能夠避免我們因爲認知謬誤造成傷害。

今天陳可辛通過專業能力與團隊，展現iphone X在器材方面的擴充性。

你可以用各種附加設備去拍，去滿足對於攝影畫面、角度等要求，讓大家看到使用iphone拍攝的可能性，讓大家看到手機也能成爲拍大片的機身，或是數位機背來使用。

陳可辛也談到對iphone內建的特效，譬如慢動作、縮時等特效如何運用在影片中。這些在《三分鐘》影片的官網全都有，沒藏私。

iphone X做不到的部份，陳可辛也沒隱瞞，用影片的紀錄和側拍讓大家都能看見需要加上多少人力和設備。

這是對以「追求好作品」爲目的的表現，好比攝影圈有支神鏡，導演庫伯利克爲了在電影《亂世兒女》中，由於當時沒有現在那麼方便的計算機後製科技，他希望在僅用燭光的現場拍攝。

於是委託蔡斯爲他打造了一支光圈極大的鏡頭，“Carl Zeiss 50mm f/0.7”。

所以當某些人拿陳可辛不是僅僅手持iphone X拍攝，搞不好他還覺得當前能夠轉接的鏡頭和設備不給力，沒辦法把這部片拍到極致呢！

此外，並非只有陳可辛一人在運用各種器材結合手機，好比微博博主「奈萘鎿渿倷柰」，他的團隊構建了一套iphone 6攝影系統，能外掛佳能到Cooke的鏡頭。

在他的微博也能看見實拍影片，人家專業團隊用iphone 6拍得也很牛。而且也已經開始嘗試轉接iphone X，建構新系統。

（Cooke是四大電影鏡頭廠之一，想要科普攝影鏡頭在電影中的運用，可以上美國IMDB網站，能夠查到每部電影使用的鏡頭。吳宇森的《赤壁》就用了不只一支Cooke電影鏡頭，這些電影鏡頭動輒幾十萬，結構也跟一般相機鏡頭不太一樣）

其次、質疑一切，包括質疑自己

近代漢學對於「中華民族」意識的興起，主要在清末民初這段時間，一批批留學生到國外。

這些留學生有的家境不錯，有的能力在家鄉是菁英中的菁英，所以在國內，他們和那些市井小民、下層社會的人們其實並不親近。

可是到了國外，胡適、顧維鈞等留學生才發現，在外國人眼中，「你們都是一樣的」。

正是通過異邦人的眼睛，這種對於同文同種，「我們都一樣」的反思，跨越了階級，催生出民族主義的認同感。

進而，你是否願意花點時間，去了解整個作品製作背後的付出和成本？瞭解這700W怎麼花？

所以從創作的角度來說，700W花在設備、人員等刀口上，絕對是天經地義，每個幹活的人都該拿錢，技術本身也值錢。

還是你覺得蘋果應該只丟一點錢，限制陳可辛「只能用自己的雙手捧着手機拍」纔算數，而不是讓陳可辛好好發揮出他的一貫水準？

就像今天打仗，你希望最好的飛行員開最好的飛機，還是讓最好的飛行員開爛飛機，使他無法發揮能耐，在天上當活靶？

畢竟這是陳可辛與蘋果的「合作」，就像富士和諸多攝影師的合作，這個合作在尊重藝術家，以藝術家創造好作品爲本的目的下，完成了一部讓人看了感動的好作品。

說到這，讀者不妨回想你看過的億元爛片，以及小成本的好電影。到底他們之間的差距是錢、設備，還是一個陳可辛？

好比最近纔有一部花了幾千萬拍的大片，豆瓣評分2.1，從作品呈現的效果，以及投入的成本，700W拍支國際廣告真心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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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陳可辛之間，

差了一個自以爲是的距離

哥倫比亞大學「動機科學中心」（Motivation Science Center）曾經有個關於「動機焦點」（motivational focus）的實驗。

實驗室這麼做的，學生來做份問卷，臨走的時候可以拿到5美元，並可以從馬克杯和原子筆之間挑選一個當獎品。

但在選擇的時候，研究者會給予學生兩個思路：

1.     如果選擇馬克杯會「獲得」什麼，選擇原子筆又會「獲得」什麼？

2.     如果不選擇馬克杯會「失去」什麼，不選擇原子筆又會「失去」什麼？

研究發現有些人的決策動機傾向前者，看見讓自己更上一層樓的機會；有些人傾向後者，想到的是可能的損失，着重於預防壞事發生。

在《三分鐘》公開的花絮中，我們看到國人制造的空拍機、手持拍攝器等優秀產品，簡直就是一個給各大廠牌的免費廣告。

做爲影像工作的學生，還能從影片中學習陳可辛的美學，以及如何善用各種資源的創造力。

毋寧說，有些人在陳可辛的作品中看見希望、商機、成長的動力。也有人看見的是鄙視、悲觀與自以爲是。

而你，看見了什麼？

最後，真相就像醜小鴨的本質，即使被扭曲，真相還是真相，天鵝還是天鵝。

感謝陳可辛，謝謝你說了一個好故事，Brav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