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史學名著《讀通鑑論》

《讀通鑑論》，是王船山先生“史論”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不會看的只是看個熱鬧，會看的往往會拍案叫絕。船山對南朝劉宋王朝的開國君主劉裕的評說，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船山與一般的史學家不一樣，一般的史家，只就當下政權或者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政權本身在施政、軍事行動等的具體問題上，評論其利害得失，像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和歷代的“史論”之類，大致都不能跳出當下的格局從長遠的觀點看待歷史。船山則常從根源上開始論說，他並不肯認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政權，都有統治華夏疆土的資格，也不肯認曾經佔據江山的統治者都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少部分政權，纔有資格成爲中國的主政者。劉裕就是其中之一。

劉裕（363年4月16日－422年6月26日），字德輿，小名寄奴，南朝劉宋開國皇帝。

一、兩個王朝的優劣對比

“宋得天下與晉奚若？曰：‘視晉爲愈矣，未見其劣也。’”船山在論說劉裕的一開始，就先設了一個問題：“劉宋獲得政權與司馬氏獲得政權相比情況如何？”好像是問正在閱讀《讀通鑑論》的讀者一樣。船山又不待讀者反應，自作回答說：“比晉強多了，沒看出哪裏不如司馬氏。”

船山批判了抬高“晉”貶低“宋”的習慣性評價。船山首先指出了宋與晉，雖然都是通過不義的搶奪手段，又同樣以掩人耳目的“禪讓”形式獲取政權，同樣沒有合理性與合法性。但船山同時指出，曹魏政權雖然沒有最終建立統一的國家，但已經在所轄地區內，基本實現境內穩定，百姓也漸趨安居樂業，達到了“小康”的程度，對中國社會和黎民百姓是有貢獻的。這樣一個政權在沒有明顯過失的情況下、卻被司馬氏無端篡竊，司馬氏的不德非常明顯。而劉裕竊奪司馬氏政權時，司馬氏已經徹底將天下敗壞掉，不再具有任何可以持續下去的合理性理由。而且劉裕不像司馬氏，原本藉助曹魏的信重，在曹魏的扶持下長大，之後又趁人之危，顛覆人家的政權。劉裕是靠自己的功績和勳勞，拯救了將要滅亡的東晉，進而贏得了人心。

針對以勢力的大小，判定政權是否合理或者評判政權高低的標準，船山先生指出，判斷一個政權之是否具有合理性，或者曾經存在過的政權的高低和優劣，標準不是勢力而是道理。如果按照勢力來確定一個政權是否具有合理性或者政權之間的高低，那麼就可以說，春秋時期的楚國、齊國、吳國和越國等，都可以和周朝相提並論；甚至還會把秦始皇抬高到“五帝”、“三王”的上面，把秦始皇當成比“五帝”、“三王”更加偉大的君主。因爲秦始皇的勢力，確實要比遠古時代的三皇五帝大得多。

“君天下者，道也，非勢也。”這是船山評判歷史的出發點。就是說要看一個政權的優劣，首先要看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不是看它的勢力的大小。如果後世的歷史抬高司馬晉而貶抑劉宋，那就等於“崇勢”而“抑道”，壓抑公理而屈從勢力。這樣做的惡果，將導致向後的歷史不再看重正當性與合理性，陷入以勢力爲評判標準的惡劣泥潭。如此，則將形成世俗生活中普遍地趨炎附勢，天道、正義都會因此而盡皆掃地。

面對低劣無明的世俗社會和庸碌無識的歷史學家們認爲司馬氏獲得政權也是因爲軍功，比如滅蜀、平吳之類的說法，船山明確指出：司馬氏的所謂“滅蜀平吳”，實際上都是曹魏早已做成的客觀趨勢，這份“功績”不是司馬氏的，而是曹魏的，應該還給曹魏纔對。曹魏早已定下滅蜀平吳的長遠大計，而且已經在實施過程中即將獲得最後完成，司馬氏只是順水推舟，把曹魏已經煮好的飯菜從鍋裏盛出來而已。司馬氏不僅無功反而有罪，竊奪曹魏政權以後，只傳到第二個皇帝，就把曹魏經過艱苦奮鬥得來的統一格局徹底葬送掉，北方全部土地盡被司馬氏丟棄，都成了北方少數部族的養馬場和放牧地。北方疆土的淪陷，既不是曹魏統治的惡果，更怨不到劉宋的頭上，都是司馬氏的庸碌無能所導致。而就在司馬氏“助成”了北方少數部族橫行無忌的時候，劉裕卻能“東滅慕容超，西滅姚泓”，使得雄起於北方不可一世的拓跋嗣和赫連勃勃聞風喪膽，“斂跡而穴處”，深深躲避，不敢再像從前那樣猖獗。

船山用這樣的對比，毫無遮蔽地揭示了宋武帝劉裕遠遠強於司馬氏的事實。在此基礎上，船山又進一步對比了南朝劉宋，和在它之後的幾個其他政權，如蕭齊、蕭梁還有後面陳霸先建立的陳朝，這些政權只是躲避在長江以南，既無進取收復華夏民族中原失地之心，更無與北方強悍少數部族作戰以爭高下的勇氣。

二、抬高劉裕是否會爲亂臣賊子張本？

船山意識到自己上面的說法，可能會遭到後世所謂的“正統派”史學家的指責，說他抬高劉裕會爲後世篡奪政權的亂臣賊子張本。船山自己事先做了反駁性的說明，他指出：李淵和李世民原本都是隋朝的臣子，宋太祖趙匡胤也是後周的大臣，可是後世全都心甘情願的將李唐和趙宋當成正統來看待，理由就是他們都統一了之前分裂的天下。做出這種評判的出發點，是隻看到他們使用“義”的手段，假借了“禪讓”的名目。如果要改用“篡權”的標準來看待，那麼李世民和趙匡胤跟劉裕就不會有什麼差別了。

船山的意思，是批評庸碌的史學家們，把歷史的評判標準當成不能變動的僵死教條，這樣的做法會導致整個歷史的書寫失去正大的目標，同時也會使以往的歷史失去可以參照的價值和意義。更嚴重的後果，就是隻顧去同情司馬氏的不幸遭遇，而置中原華夏子民深陷“夷狄”的統治而不憐惜，並且甘願捨棄北方國土，以求苟安於江南。“愛其（司馬氏）如線之緒以存之，徒不念中華冠帶之區，而忍割南北爲華、夷之界。”

在整個中國歷史走向真正家天下的專制制度以後的歷史時段內，船山似乎只承認劉漢、李唐和趙宋，爲具有合理性的政權。對割據政權很少有正面的積極評價，只是對試圖並已經做成統一之勢的曹魏，還有處在漢、唐之間佔據江南一隅的南朝劉宋王朝，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而在兩者之間，船山對劉宋王朝的評價似乎更高一些：“永嘉以降，僅延中國生人之氣者，唯劉氏耳。”認爲南朝的劉宋，是西晉永嘉（公元307）之後，一直到唐朝建立之前（公元618年），三百多年間，唯一能夠表明中國人還有一絲“活氣”的政權。

自西晉永嘉以後，隨着匈奴人劉淵脫離漢朝建立少數部族政權，接下去的280年間，匈奴、鮮卑、羯、羝、羌等族，紛紛在中國的北方建立政權，北方全部成爲各個少數部族的囊中之物。這就是歷史上的“五胡十六國”。

東晉雖曾想有作爲，最終卻沒有能力獲得稍微像樣一點的成就。劉裕卻能滅掉兩個少數不足的政權，並且一度長驅直進，收復過河南和山東等省的大片土地。

“自劉淵稱亂以來，祖狄、庾翼、桓溫、謝安經營百年而無能及此。”

爲了更清楚地理解船山的這段話語，需要把裏面涉及的幾個人物和事蹟簡略介紹一下：

祖逖

祖狄（？——321）字士雅，少有大志，與劉琨聞雞起舞，因西晉淪喪、北方戰亂而避地江南，率領部曲和族人積極籌劃北伐中原事宜，經過五年多艱苦奮戰，曾經收復安徽等部分失地，後病死。

庾翼

庾翼（305——345）字稚恭，潁川鄢陵人（今河南鄢陵），自幼“風姿秀美”，胸懷大志，曾爲近代名流陶侃的幕僚，後來因功升爲南郡太守，庾亮死後，庾翼代替鎮守武昌，時刻準備北伐中原，向前趙開戰，未及付諸實際而因病謝世。

桓溫滅漢之戰經過圖

桓溫（312——373），字元子，譙郡人（今安徽懷遠西），曾經擔任東晉琅琊內史，徐州刺史、荊州刺史、江州刺史、揚州刺史、徵西將軍、都督天下諸軍事、大司馬等要職。347年率兵攻滅割據成都的李氏成漢政權，使四川重新回到東晉手中，又三次出兵北伐，幾成大功而兵敗垂成，後欲篡奪東晉政權，被謝安、王坦之所沮而沒有付諸行動，不久病死。

謝安

謝安（320——385）字安石，號東山。是東晉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曾經親自領導並指揮淝水之戰，以5萬兵力，大破前秦王苻堅80萬雄師，保住了東晉。

從東晉的角度看，曾經確實有些義士，心中存有收復失地的理想，但是不久便打磨精光。像謝安的淝水之戰，是東晉在劉裕以前最漂亮的戰役，謝安還乘此收復了安徽、湖北等的部分失地，但是終於沒有能力長驅直入，收復中原。

“後乎此者，二蕭、陳氏無尺土之展，而浸以消亡。”

而東晉之後的幾個所謂“南朝”，除了劉宋以外，其餘如蕭齊、蕭梁、陳等漢人政權，卻僅能憑依長江的阻隔，與北方強悍的少數部族政權對峙勉求存活，得過且過，等待慢慢消亡而已。

船山認定：自從東晉永嘉以後，直到唐以前，只有這個劉宋王朝，才延續了一點中國的生氣，讓人感覺國人還沒有死淨，還有活力在。所以船山才說：“漢之後、唐之前，唯宋室猶可爲中國主也。”只有劉裕建立的南朝宋，纔是唯一真正有資格可以成爲主宰華夏神州的政權，其餘處在這一時間段中的所有政權，都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和合理性，都沒有資格主宰華夏神州，更沒有資格代表中國。

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懷的王船山先生，對江南這些前後存在的漢族政權，只知苟延殘喘，不思進取，遷延時日，坐以待斃的做法非常不滿，就藉助對劉宋王朝開國君主劉裕的讚賞，抒發對這些王朝的怨憤和指責。

正是基於上面的理由，船山才判定“論正統者，不宜升晉黜宋。”就是說，以正統作爲理論根據的說法，不應當提高司馬氏晉朝的客觀位置，而貶斥劉裕所創立的南朝宋政權。

東晉司馬氏歷代帝王

三、咒責劉裕殺害“禪位”君主

船山雖然對南朝宋的開國皇帝劉裕，頗多褒揚讚美，但對他的殘暴無情，同樣實施了嚴厲的批判。

當年劉裕指使手下逼迫晉恭帝讓位，晉恭帝親書“禪讓”詔書時，完全出於誠心，欣然操筆，一邊書寫還一邊對身邊的臣下們說：“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說早在桓玄竊奪之時，晉朝就應該覆滅了，仰仗劉裕，多延續了二十年，今天把皇位禪位給劉裕，是我心甘情願的。晉帝寫禪位詔書時，還鄭重的使用了硃筆，就差扣頭寫血書了。

這位晉恭帝，名字叫做司馬德文，禪位之後，被劉裕封爲零陵王。禪位之後，每生下一個男孩，便被劉裕派人把男孩殺死。後來竟然派人乾脆把這位晉朝的末代皇帝，悶殺在被子裏面。當時負責殺死皇帝的人本來是給他送毒酒的，但是晉恭帝不喝，說自殺死的將來不能再脫成爲人身，因爲他信佛，這是佛教的說法。於是就被前來送藥的士兵用被子矇住，硬憋死了。

殺禪位皇帝，劉裕是始作俑者。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查看歷史，晉恭帝確實是欣然把江山讓給了劉裕，而且已毫無伺機重奪政權的心思，但是劉裕卻不容許他在這個世界上存在下去。船山以爲，劉裕的這種過分的行徑，種下了禍根，導致了自己的後世子孫，也都被接着篡位的蕭齊斬盡殺絕了。“蕭道成繼起而殄劉氏之血胤，又何怪乎？” 當年蕭齊篡奪劉宋的政權時，劉宋的末帝才13歲，蕭道成命令手下人強迫這位皇帝離開皇宮，小皇帝當時淚下如雨，說出了下面一段話語：“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說希望以後世世代代都不要脫成到帝王之家，當時宮中所有人等一齊痛哭。儘管小皇帝可憐兮兮，終於不免如法炮製地在被趕出宮去之後殺死。

劉裕開了一個殺戮“遜位”皇帝的惡劣先河，這種做法，被一代接一代地仿效，並且愈演愈烈，連帶皇室和宗族都不能倖免。蕭梁對蕭齊，陳對蕭梁都是如法炮製，影響惡劣而又深遠。

船山憤慨地指責說：“宋可以有天下者也，而其爲神人之所憤怒者，惡莫烈於弒君。”

篡奪政權從曹魏就開始了，但是篡奪人家政權，還要把前面禪讓的君主殺死，卻主要是從劉裕開始，這個惡劣的開始，導致了後來歷史上政權更替的同時，還要把前朝的皇帝殺死，甚至把皇室的血族全部斬盡殺絕的歷史惡習。三代以來“興滅國，繼絕世”的人道主義傳統從此毀傷殆盡。

劉裕雖然“有資格”統治華夏的疆土，但他卻給中華民族古已有之的人道主義政治傳統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害，這份罪孽是永遠不會被歷史所饒恕的。

作者：王立新，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著有《開創時期的湖湘學派》《從胡文定到王船山——理學在湖南地區的奠立與發展》《聖者凡心：王立新講論語》《天地大儒王船山》《理學開山周敦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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