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2018年12月16日上午，紀念張栻誕辰885週年活動在湖南大學嶽麓書院隆重開幕，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四川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湖南大學、湘潭大學、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等16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30餘名專家、學者，及張浚張栻思想研究會成員、張栻後裔代表20餘人赴會。與會專家學者圍繞“張栻思想的內涵”、“張栻與宋代理學的發展”、“張栻與湖湘學派”、“有關張栻的其他研究”等四大議題展開了深入研論，並通過大會報告和分組討論的形式交流經驗、分享研究成果，促進學術交流與合作。

開幕式隨後的大會報告上，首都師範大學陳明教授做了《五峯與晦庵之間？——從<知言疑義>看張栻的思想性格》的報告。他指出，張栻於南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開始主教嶽麓、城南二大書院，達八年之久。他對嶽麓書院懷有深厚的感情，曾自述說：“爲愛其山川之勝，棟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爲會友講習，誠莫此地宜也。”在他的主教下，嶽麓書院人文薈萃，“一時從遊之士，請業問難至千佘人，弦誦之聲洋溢於衡峯湘水”。在思想史上，胡宏偏“天”，朱熹偏“人”，張栻折中了他們的思想，具有重要作用。同時，陳明教授還進一步強調，850年前的“朱張會講”具有劃時代意義，不只是一場學術交流，更是一場思想交鋒。

大會報告結束後，陳明教授接受了鳳凰網國學頻道的獨家專訪。

陳明教授接受鳳凰網國學頻道獨家專訪（黃沅玲/攝）

以下是採訪實錄：

張栻最大的貢獻：傳播儒學由一種思想變爲一種人格

鳳凰網國學頻道：張栻(1133-1180)是南宋時期傑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主教嶽麓書院後，在教育實踐中形成了一套系統的教育理論，尤其是他的書院教學思想、教學方法和教學目的，對湖南、四川等地文化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您認爲張栻最突出的貢獻何在？

陳明：實際上，你的問題中已經包含了兩個定位：一是作爲思想家，一是作爲教育家，張栻在這兩方面都頗有成就，現爲世人所熟知的是作爲教育家的張栻。張栻於南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開始主教嶽麓、城南二大書院，達八年之久，培養了很多精英，他在思想史上具有較高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他對教育思想方面貢獻的驗證與見證。

屹立於嶽麓書院的張栻塑像（資料圖）

張栻秉承的是儒家的教育理念，儒家講立功、立德、立言；張栻講成就人才與人格、經世濟民，也就是湖南人講的“經世致用”和敢爲天下先的社會責任感。張栻最突出的才能表現在治理方面，他是世家子弟，父親張浚是一位宰相。他溫和好學，認同並吸收了胡宏的思想。與朱子認識後，在兩人的交往過程中，也接受了朱子的一些思想，張栻對胡宏與朱子二人的思想兼有吸收，但亦有自己的想法。若從一個思想家的角度來定位，張栻的地位和意義並未受到學界的認可，但對於嶽麓書院的發展而言，張栻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以前只知道張栻是一位著名的山長，隨着我在研究胡宏的過程中，我對張栻與他的老師胡宏有了更深入的瞭解。有學者認爲他與胡宏的關係追溯得還不夠密切，甚至對此持有批評，我原認爲這些批評是對的，後來瞭解到更多情況，覺得他對朱子思想的接納和胡宏關係表現的某種差異，一方面是他的性格溫和使然；另一方面實際上他也有所堅守。因爲胡宏講“天人之學”，偏天的方面，講聖人的東西多一些，實際上也講“君子之學”，由天到人；朱熹從個體的角度講得多一些，張栻屬於折中。這種由天到人之間的重心，如果說胡宏偏“天”，朱子偏“人”，那麼張栻就介於二者之間。這種思想的折中性，對於辦教育來說就特別好，他作爲一個思想家的這種獨特性未被學界廣知，但這種思想折中與教育方法，對發展教育具有積極影響。

嶽麓書院（資料圖）

要說張栻最大的貢獻，毋容置疑是主教嶽麓書院，實際上還有城南書院，都很了不起。張栻在教育實踐中，把儒學由一種思想變爲一種人格，然後變成一種人才。在後來的歷史中，張栻對湖南人文的教化，貢獻巨大。以前的湖南本身是一個蠻荒之地，宋以後，北方人與中原人遷徙聚湘，這其中有一個文化的不斷積累過程，或者說是教化過程，書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張栻在教育思想的傳承與發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

“朱張會講”不只是一場學術交流 更是一場思想交鋒

鳳凰網國學頻道：說起張栻，很多人都會想起名傳遐邇的“朱張會講”。這次會講開創了中國書院會講之先河，具有劃時代意義。朱張思想亦深刻影響並推動着湖湘學派與湖湘文化的發展。鉤沉史料，致敬傳統是我們對“朱張會講”最好紀念。您認爲朱張會講在當代有何現實意義？

陳明：“朱張會講”確實非常有名，但大家對其內容和意義好像重視不夠，只是把它簡單地說成是一種學術交流的佳話。實際上，它不只是一場學術交流，更是一場思想交鋒。因爲到了宋朝，整個歷史有較大的改變。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講，由早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到漢代、到魏晉、到唐代的思想變化；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唐代有所謂的唐宋變革，就是由經學世家大族的社會形態變爲所謂的貧民化。唐宋變革在思想上形成一些新的思想。這時，張栻的老師胡宏是有想法的，他在變革早期講《易傳》，講天、天道論，然後講《春秋》，講家國，他又從擇天而行、順天而行的聖賢角度來討論儒家的當代形象，這裏就有一個“由天到人”的概念。很多哲學家講性本論，他講“天人之學”，這是比較抽象的。朱子作爲理學的集大成者，後來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實際上他的橫向關係特別深，他思考了很多問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就是從個體論的視角來講，比如他講《四書章句集註》是一種人格養成，當他把這種儒家思想從個體性角度來講的話，這就是他的“中和之說”，中和之說又有舊說與新說之分，他的很多想法還不成熟，他聽說張栻、聽說岳麓書院，於是他不遠千里來到湖南，這就是第一次“朱張會講”，第一次會講帶着困惑，作爲一個時代的思想巨擘，他來向張栻請教，說實話，他還是很滿意、很高興的，對張栻、五峯的思想有一些感念，認爲是有很多價值的，也對張栻很推崇，但他後來想成了以後，就是完成了這種個體論的視角的理學的一些轉變，就是心統性情，從個體角度出發，把性和情統攝於心，就是完成了儒學思想的一種內轉化，把天道懸隔起來，以理代天，把天叫做天理，把這種所謂的本體論講成了天理，實際上就是說，把這個經驗性中間的倫理性的觀念提升到本體的高度，這個時候就像我剛纔說的一樣，這種把經驗中間的道德倫理提到本體的高度，他的收穫就是一個對現實倫理的絕對化，同時又通過天和人的關係，把這個內在化了。這個時候產生有一個問題，把本來在最高位的天解構了，因爲《易傳》裏講的“天”是生生的天，天地之大，得益於生，這個東西就是五峯堅持的，生生之爲易，南軒也是堅持的。

朱張會講（資料圖）

朱子第二次來嶽麓書院會講，就有很大的衝突，一個是在本體論意義上的衝突，就是天到底是理，還是生生，生命？另外一個是關於察識與涵養。因爲五峯講天與人的架構，天人是二分的。從個體角度來說，先要意識到個人與天的關係，然後再進行修養。所以，他就講察識爲先，要識得人之大體。何爲察識？就是對天有一個體認，意識到天在上，又內在於己，然後再去涵養、修煉，胡宏朱張的天人關係架構裏的本體論和修養論。但朱子這時已經完全是個體論了，即心統性情，這個“心”的內容就是道心、人心、性和情都在心裏面，這時的心就不是一種認知的功能了，講察識爲行的話，心是人知，到朱子這裏，心本身就是性和情都在，這就形成了一個嚴重的衝突，這個衝突是很厲害的。後來朱子回憶說，他因自信滿滿，也代表了這個時代的一種分歧，或者是當時的一種高度。當然，從儒門的角度來說，我比較贊同牟宗山的說法，即彼此爲中，它實際上不是正中，卻滿足了當時的需要。

所以，第二會講相當於是一場“踢館”。這兩次會講，可以說第一次叫“張朱會講”，第二次叫“朱張會講”。第一次是朱熹前往嶽麓書院向張栻請教問題，所以叫“張朱會講”；第二次是朱熹帶着自己的思考過來與張栻討論，叫“朱張會講”也是可以的。但我認爲，這兩次會講更重要的是第二次，因爲朱子回去後，在其講學之餘，撰寫了《知言疑義》（《知言》是胡宏最重要的著作）。朱子講述了自己的很多觀點，他和張栻有很多通信、討論，在這個過程中，張栻很大程度上也接受了朱熹的思想，同時五峯也堅持了一些觀點，五峯講“心以成性”，心是用來成就人性和本性的。“天命之爲性”，天賦予我們一種性，我們應該認識到天的存在，認識到天是性的根源，認識到內在於自己的這個“性”正是來自於天，然後你要致中和，要把這個性表達出來，成就你這個人，就像一顆種子一樣，你要通過心來主導這顆種子，所謂“參天地主宰萬物”，就是在生活中把生命打開，成就這個東西，這是五峯的觀點，實際上這就是儒家所講的“心已成性”。但朱子認爲這是不對的，所以他講“心統性情”，在朱子那裏，天被虛化了，演變成天理了，天理又來自於內心，內在於心，所以他是道心變成了居敬、窮理、涵養、工夫，涵養爲先，你先講涵養，就是說它已經內在了，五峯說你要先認識到天，然後纔會意識到這一點，他認爲察識就不重要，本來對天去體認的察識，理解成對這個世界的所謂善惡的判斷，這就是胡宏與朱熹思想的最大區別。

朱熹像（資料圖）

很多人認爲張栻、五峯的思想屬於理學，我不這樣認爲，他們對理學做了過於廣義的理解，實際上張栻雖然接受了朱熹的東西，但他介於五峯和晦庵之間，是折中的，很多人沒看到這一點。理學後來的聲勢太大，就把湖湘學理學化了，實際上不是，要從張栻介於五峯和晦庵之間的作用去理解嶽麓書院的學脈和道統。五峯首先講的是《易傳》和《春秋學》，《易傳》講天、講天道生生；《春秋學》講家國、天下、講經世致用，這是我們的學脈和道統，學脈是學術的脈絡，因爲這個學脈，所以它形成了自己的價值和風格，它不只講個人心性的養成，還講經世致用，這就是胡宏與朱子的不同之處。當然，五峯只講天和人的時候，因爲他在心性這個環節沒有朱子講得那麼細，而南軒把這一節引進來了，使它更豐滿，這樣就使湖湘學更加完整了，就是說他在教育方面，朱子那套從個體角度討論的思想對教育是特別好的補充。

實際上，湖湘學綜合了這兩次會講。如果不把五峯的“生命”觀，“天道生生”講清楚，不把“經世致用”講清楚的話，那湖湘學是講不清楚的，只講理學，理學是什麼？是“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湖南可不是這樣的，學生是可以上城頭打仗的，王夫之、曾國藩、蔡鍔這些人，哪是隻談心性，以及後來說的“理學經世”，至少在嶽麓書院來說，經世致用可能有春秋學一脈，並且有天道一脈，我覺得把張栻在五峯和晦庵之間的折中和綜合講清楚以後，湖湘學才能講得清楚。

不同的學術脈絡、不同的問題意識，必然表現爲不同的理論系統的張力，有這種張力是正常的，我們要面對它們，不要看不到它們之間的緊張。這種緊張和衝突，正好是儒家思想內部的豐富性、創造性和活力所在，會講要從這個角度去講，不只從學術佳話去講，學術佳話太淺顯，不足以揭示其深刻內涵，也不足以反映嶽麓書院後來的學術風氣和教育風氣，要把這些東西講清楚，才能更好的認識到事情的本質。

在湖湘學派的發展中 張栻是一位重要的傳播者

鳳凰網國學頻道：在湖湘學派思想的傳播過程中，張栻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有學者認爲，張栻是湖湘學派的集大成者。能否談一談您的看法，您認爲張栻對湖湘學派的發展究竟起着怎樣的作用？

陳明：我認爲“張栻是湖湘學派的集大成者”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實際上，張栻具有開創性的貢獻，奠基者是五峯，然後張栻在教育中實踐，這是第一個意義；第二個意義是張栻把朱子的思想接納起來，發展了湖湘文化，張栻是一位重要的傳播者，關於湖湘學派的發展，經五峯奠基、張栻傳播，後來的王船山這些人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能說張栻是集大成者，他是一位重要的傳播者。通過教育傳播，然後他也接納並進一步豐富了湖湘學派。我覺得嶽麓書院老院長陳谷嘉先生在開幕式致辭中說得挺好，他說到了周敦頤，其實周敦頤是非常重要的，但他的問題意識與湖湘學是不一樣的，雖然他是湖南人，但他的思想更多是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