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能，我想送你一個稱號“思想工作者”。請你太座別小看這一稱號。從臺灣看到香港，在我心目中，夠這一稱號的，不到五人。

大海茫茫，智者沉銷，何其蒼涼！我想我是你的著作之最知己的讀者。在一切短長以外，你有頗爲豐富的思想潛力。你可嚴肅的工作二十五年。

——摘自殷海光1968年4月8日致韋政通先生的書信

再過三天，是先生離開我們一百天的日子。我仍然不肯相信這是事實。先生的離世非常意外，儘管先生九十又二，但最近幾年身體狀況一直很好。在電話的另一頭，我總能聽到先生爽朗的笑聲，中氣十足的教誨。每一次通話，都是那麼愉悅。我與先生交往二十年，每一次與先生見面、通信或者長途電話，先生總是給我帶來由衷的喜悅。然而，今年8月6日上午，陳復兄發來消息，說先生走了。這是多年來先生給我的唯一一個壞消息，卻是個無限痛心的消息！

幾次坐在電腦前，想寫紀念先生的文章，卻總下不了筆，淚水模糊了雙眼。這不到一年半的時間，我先是痛失雙親，如今又失先生。生命中最爲重要的人，在短暫的時間內相繼離世，令人猝不及防，這種悲痛實在難以言表。自去年六月父親走後，每天早晨醒來和晚上入睡前，腦海中總會自然浮現父親的音容笑貌，後來又加入了母親溫和的樣子，如今又增加了先生的慈容。我有些不敢讓自己靜下來坐在書房，也不敢早睡。我總是儘可能地把自己置身於書房之外，置身於山水之中或俗務之中，以使自己減少些回憶，企圖將自己從這種無法自拔的痛苦中拔出來。或許，這不是有效的辦法。然而，又能怎樣呢？

一

2011年9月，我曾寫過一篇二萬餘字的長文《愛似春暉又似蠶——我與韋政通先生》（收入王立新、何卓恩主編《思想的感染與生命的感動——獻給韋政通先生九十華誕》，嶽麓書社2018年7月版），詳細敘述了我與先生十三年的交往。這篇文章當時寄給先生看過，先生很認真地對文中的一些表述進行了修改。現在時間又過去了七年。這七年中，我們的交往不僅沒有中斷，反而更加緊密。2012年以來，我們見面的次數只有一次，就是2014年11月底至12月初在深圳大學見到，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恩師王立新教授爲先生操辦“米庚學慶”，先生說要把這些年與他交往的年輕朋友叫過來聚聚。這次學慶活動內容豐富多彩，包括先生的兩場講座、先生銅像亮彩儀式和人文教育研討會。先生這次演講主題是“活化人格教育”，通過對卡爾▪羅哲斯《成爲一個人：一個治療者對心理治療的觀點》一書的解讀，討論如何激活儒家的人文傳統，強調知識與德性的“兩輪並轉”。我爲這次會議寫了一篇論文《韋政通人文教育思想和實踐的啓示》，專門討論先生的人文教育思想以及先生以身示範的啓示。這篇論文當時並沒有在會上發表，會上大家都在談論與先生的交往和感受。此文三年後發表在《池州學院學報》（2017年第5期），我把這篇論文寄給先生，先生說寫得很好，對他的人文教育思想和實踐理解相當到位，尤其稱讚文章的總結部分。我在總結部分認爲，先生的人文教育思想與實踐給我們三個啓示：

（1）人文教育的目的不僅僅是成就品德，更是成就人生；

（2）人文教育的重點不在知識獲取，而在生命體驗；

（3）人文教育的方式不僅是說給人聽，而且要活給人看。應該說，這篇文章與先生當天的講座是相呼應的。

2014年11月，韋政通教授在“人文思想與人文教育研討會暨韋政通先生八十八壽誕學慶活動”上作主題演講。

2014年11月，韋政通先生銅像亮彩儀式。

作者與韋政通先生的最後一張合影，2014年12月1日12：10分於深圳。從左至右爲陳復、韋政通、尹文漢、吳炳釗。

2013年下半年，我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做訪問學者，有了相對自由的時間，於是開始再次蒐集先生的各種資料。最值得說的一項資料是先生保存的書信，前些年他已經將這些資料全部捐給了法鼓大學圖書館，當時圖書館還專門設立了“政通書房”。我跟先生說了蒐集書信的意思，先生很快與法鼓大學取得了聯繫。法鼓大學圖書館顏映綺女士很快就和我聯繫。因爲我沒辦法去臺灣查閱，只能委託顏綺映女士對信件進行掃描。前後數月，顏女士不辭辛苦，把數百封世界各地學人寫給先生的信件進行掃描，並逐一歸檔，然後通過電子郵件發給我。這些信件的作者，大多是享譽學界的精英，如晏陽初、湯一介、龐樸、李澤厚、余英時、杜維明、勞思光、傅偉勳、林毓生、成中英、汪榮祖等人。這些都是極爲珍貴的資料，我當時已經感覺這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沒想到今年柳恆博士再去法鼓大學查閱資料的時候，發現“政通書房”已經不存，先生捐贈的一萬餘冊圖書被分散到各書庫，信件、手稿等資料也一時未能找到。我聽聞後大爲震驚，並暗自慶幸，非常感激顏綺映女士當年的熱情幫助，否則這些珍貴的史料今天就看不到了！

2015年4月至6月，葉平去臺灣實踐大學講學，幾乎每個週末都乘捷運從高雄到臺北，去看望先生。葉平計劃寫先生的傳記，所以趁這次難得的機會多向先生討教。當時先生跟向葉平說，讓我早點去臺灣，上先生家裏住一陣子，可以查看先生家裏存有的各種資料，也可以去訪問一些先生的老友。遺憾的是，我這兩年身體不好，家裏又連遭變故，此事一拖再拖，如今已成爲一件永遠也無法達成的事情了。6月初，先生知道我在整理我的詩詞舊作，準備出版，便欣然爲我的詩集題詞：“文章世稱千古事，漢家男兒是書癡”，題詞不僅嵌入了我的名字，還極其鄭重地落款鈐印。葉平6月初回大陸，先生特意讓她帶了一批資料給我做紀念，其中最爲珍貴的是先生《倫理思想的突破》一書的手稿。厚厚的一大疊，先生用一個大牛皮信封裝着，並在信封上題字贈給我。

2015年6月1 日韋政通先生爲作者詩集題詞。

2006年在杭州見面的時候，先生就和我說過，很想上黃山看看，後來在電話中也幾次提起。我一直記在心裏，想找個合適的機會，請先生、王立新教授、何卓恩教授一起來個黃山之約，但均未果。2015年12月中旬，安徽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聘請我爲兼職研究員，聘任儀式當天，我和安徽師範大學科研處處長戴兆國教授商量好，準備在2016年春暖花開的時候請先生來師大作幾場演講，然後可上黃山住幾天。我立馬打電話徵求先生意見，先生開始同意了，說考慮好講題告訴我。大約過了二十天左右，先生打電話告訴我，說他不來了，主要原因是考慮到自己的年齡和身體狀況，怕給我們造成麻煩。

2015年底，我和《池州學院學報》副主編余義兵先生商量，把先生2011年4月在深圳大學講述自己人生經驗的演講稿刊發出來，餘先生很爽快地答應了。先生著述等身，然而很少談論自己的人生經歷。2010年我們在深圳見面的時候，就談到這個問題，並進行了長達2個小時的訪談和錄像。但無論如何，這種訪談都只是對先生人生經歷一個輪廓式的瞭解。2011年先生再來深圳大學演講時，選擇了講自己的人生經歷，題目是“十個問題考驗自我——我的人生經驗”，後來又改爲“生命的挑戰與成長——我的人生經驗”，一共講了四次。我由於時間關係，那次去看望先生，只住了三天就返回池州，未能聽先生講座。後來王立新教授把先生演講視頻寄給了我，使我能看到演講的現場情況。演講的文字稿經由王老師及深大的研究生們初步整理之後，韋先生又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刪去二萬多字，另外增補了一萬多字。我將先生講稿分成四篇刊發在《池州學院學報》2016年第一、二、四、五期上，刊發前請先生審定，先生又將題目改成了《走自己的路——我的人生經驗》。在第一篇刊發的同時，我們特意在當期刊物的封二上設置“名家風采”欄目，刊發由我執筆寫成對先生介紹的千字小文，並配發一張先生的照片。講稿刊發之後，爭取到一筆微薄稿酬，在當前財務管理制度下很不方便支付，讓我頗費周折，最後先生委託我代領，直到今年五月我才通過中國人民大學劉君莉博士將這筆稿酬轉交到先生手裏。

二

這幾年我和先生之間很少寫信，有時候寄些資料，然後打電話說明。通電話則比較多，每次通電話時間都較長，先生聊得開心，便有說不完的話。在移動電話發達的今天，很多家庭都不裝固定電話了，我爲了和先生通電話，多年來一直保留固定電話，這個電話只撥給先生，也只有先生撥進來。但2016年底搬家之後，固定電話沒有移機過來，就只能用手機與先生通話，好幾次打到手機沒有了聲音。固定電話的好處一是不怕通話時間長，二是通話環境好，總是在家裏。手機通話的好處則是隨時能打通，但通話環境有時極爲不好，通話時間久了就會發燙，甚至沒電關機。有一次我去學校接孩子放學，先生電話打進來了，我猶豫片刻還是接通了，當時的情況我寫了一篇小文《韋政通先生的一通電話》發在博客上，可見當時的窘迫：

我正在小學門口等孩子放學，手機響起來了，是韋政通先生打來的。我下意識地看了一下校門口，孩子正走出來。校門口擠滿了家長，鬧哄哄的。掛掉是不可以的，接了也什麼都聽不見。似乎來不及猶豫，我按下了通話鍵。

我一邊聽着電話，什麼也聽不見，一邊用手勢告訴孩子，讓她和同學們去玩。看到孩子和她同學從人羣裏走出去玩了，我也迅速地拐進一個小區，聽先生講話。終於聽清楚了，先生問我是不是不在家，這麼鬧哄哄的。我實話實說。先生準備掛電話，等我回家再打給我。我說我已經進入了一個安靜的小區，可以長談了。從一九九八年算起，我與先生相識快二十年了。早期我們寫信聯繫，2007年以後，先生寫字有些喫力，我們改用電話聯繫。每一次電話，都是半個小時以上，這似乎成了習慣。我到池州工作後，家裏裝了固定電話，幾次搬家，都保留着，基本上只爲接先生的電話。固定電話打多久都沒關係，手機時間打長了會發熱。去年搬家，電話沒移過來，先生只能打我手機。

先生很高興地告訴我，剛剛收到我的新書《地藏菩薩圖像學研究》，大致翻看了一下，覺得寫得很不錯，大大地表揚了我一番。說這本書不僅材料相當紮實，文筆也很好，憑這本書評個教授是完全沒問題的。（哈哈，要是先生是職稱評委會主席就好了）他說地藏菩薩是我國最接地氣的菩薩，信衆頗多，這樣的研究很有現實意義。中國佛教是最好的宗教，是社會重要的安定因素。臺灣的四大佛教名山，對於臺灣社會穩定的維繫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相比於其他宗教，佛教顯得保守，這是缺陷也是優點，正因爲保守才能穩定社會，維繫人心。先生希望我在這方面多下一點功夫，作爲一個學者，要幫助佛教破除迷信，迴歸正信，要讓佛教與現代社會結合起來，爲解決現代社會的問題作出貢獻。

先生說，這幾年他的思想可以概括爲二句話：與世界溝通，與生命對話。一位九十歲的思想家，過着獨居的生活。這幾年來，他又讀了一百二十多本新書，寫下了近二十萬字思想隨筆。更爲重要的是，他把過去六十多年的思想全部拋開，思想再出發。不要說是中國，在世界史上也是個奇蹟。很多文化老人，晚年要麼被疾病所困，要麼不再思考，要麼回憶整理自己過去的所思。而像先生這樣，重新開始思想，實是罕見。與世界溝通，就是要了解當代的世界，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等。他所精讀的一百多本書，既包括各國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現狀，也包括基因等現代生命科學。我想，我們年輕的大學生甚至大學教授，有幾人這樣認真地去了解過當代？與生命對話，在於認識和了解人的生命。中國傳統儒釋道三家都重視生命問題。在當代的境遇中，我們到底該如何對待生命？人到底該怎樣活？

先生說，沒想到自己九十歲了活得這麼開心，活得這麼精彩！不僅身體很健康，思想也這麼活躍，每天照常讀書，寫作，快活似神仙。先生最後跟我說，文漢你向我學習，生命還有好幾十年的時間，只要努力，不懈怠，可以做出很大的成就。生命的潛能真的很大，什麼奇蹟都有可能！

我們聊得太開心，竟忘了時間，忘了地點。掛斷電話，我發現自己竟然坐在一個陌生小區一戶人家門口的臺階上，背上斜揹着小學生的書包。

今年是先生九十華誕，先生活得比我們這些中年人都開心，都努力，真爲先生高興，爲先生祝福。人生需要一個榜樣，先生就是我最好的榜樣。

2017年9月18日於池州

記不清這幾年和先生到底通了多少次電話，有些通話我在日記裏作了簡要記錄，有時先生也會提醒我把通話內容記下來。

2012年3月24日20點，先生打來電話，開口便說：“文漢，我們很久沒聯繫了，十個月了吧？”先生的記憶總是超級的好。先生說，由於讀到一篇大陸研究生寫他自由主義思想的論文，近期開始回顧自己與自由主義的關係。他自認爲至少要從三個層次去理解和分析：生活的層次、思想的層次以及生活與思想相結合的層次。第一個層次，自由價值觀已經內化於心，無所不在，先生的所有著作、言行似乎都被自由主義所貫穿。這一層次比較符合存在主義心理學家羅洛·梅所講的自由。先生說，去年在深圳大學的演講中談到了自己一生經歷了離家出走、背離師門、自由戀愛三個十分冒險的事件。這三件大事可以證明他是天生的自由主義者。這些事件發生的時候，他還沒有接受自由主義。離家出走，對父母敢怨，是尋求生活的自由；脫離師門，對老師敢叛，是追求學術思想的自由；自由戀愛，在婚姻上敢愛，是追求情感的自由。這三件大事，每一件弄不好都會讓人跌得粉身碎骨，而先生卻勇敢追求，只能說明骨子裏與生俱來有自由主義傾向。第二個層次，先生不是一個研究自由主義的學者，而是爲中國文化創造自由人倫理學說的人。先生認爲，“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大問題之一是反儒家，他們把倫理、自由、民主和科學對立起來，先生則把努力消融這種對立，進行創造性轉化。《倫理思想的突破》構建的自由人倫理學說以及科學、民主和倫理三結合的中國文化新模式是這一方面的努力。先生提到，美國自由主義學者提到自由主義者的十個特徵遵循自由是最高價值、尊重人而不尊重財產、不信任權力、不相信權威、要有寬容、相信民主政治、尊重真理與理性、重視變遷和相信社會永遠在變動這個事實、不要以妥協爲可恥、重視批判，他完全符合，只是在各特徵上符合程度有些差別。先生尤其提到他的批判精神，他批判的範圍很廣泛，中國傳統思想、西方現代文明、現實政治和教育都有過批判，不僅善於批判，還有自己批判的理論。第三層次，是自由主義既內化於心，貫穿於他的生活之中，又作爲思想觀念，運用在他的思想與著作之中。這個層次相當難得。先生說剛剛想到這些，便打電話和我說，並要我先記下來，希望將來有機會自己通過講座講出來。談完自由主義，又談到近期的生活情況，先生說2011年以來，身體好轉，精神狀態也很好，手也能勉強寫字了，有重生的感覺，於是又開始讀書，已經讀完二十餘部，還給自己做了一個五年計劃。他說，年齡已大，時日不多，要把時間用在學術上，所以以後每兩年出來講學一次，並且希望我們能在黃山一聚。最後，先生又談到中國人的學統與道統問題，認爲道統與學統不能混淆，道統是人格追求，不可以背叛，而學統是知識追求，是可以批判的，知識上無所謂背叛。

2015年4月3日，正值葉平去臺灣講學之前，先生打電話過來詢問具體行程和講學計劃。之後，先生便和我談論佛教研究的問題，因爲我這些年在研究禪宗和九華山佛教史。先生說，佛教那些繁瑣的理論尤其是唯識學，很費時間，不必耗費精力在這上面。禪宗值得好好研究，他很喜歡禪宗，還推薦我讀鈴木大拙的書和吳經熊《禪學的黃金時代》。先生重視思想性，希望我不要去浪費時間搞考據和辨別佛經的真僞問題。研究要以問題爲中心，要有自己的體會，儒、釋、道不應當對立，要合作，不要有門戶之見，要用各學科知識來解決同一個問題。

2016年通電話比較多，僅上半年有記錄的就有1月28日、2月16日、5月22日、5月28日、6月14日等五次。這些都不再一一寫了。

與先生最後一次通電話是2018年5月10日。此前5月4日晚上我們通過電話，談到劉君莉博士寫論文的事。這次通話還是接着上次話題，談了很多。先生告訴我君莉博士已幫我轉交了《池州學院學報》編輯部給先生的稿費。又談到柳恆的博士論文已經寫完，本月底要答辯，先生囑我到時記得祝福，我評上教授的時候，是柳恆高興地向先生報告的。5月上旬，我剛剛從孔夫子舊書店上淘回一套“現代中國思想家”叢書，其中關於胡適、梁漱溟的兩冊是先生編的，書中對先生的介紹，出生年寫的是民國十二年，我趁機問先生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寫《儒家倫理的創造性轉化——韋政通倫理思想研究》時，附了一個先生的簡明年表，當時先生親自修改，將出生年定爲1927年，即民國十六年，先生說這是他真實的出生年。先生的身份證上一直是1923年，這是歷史原因造成。究竟是何原因，先生沒說，只說現在年齡問題已經無所謂了。談到最後，先生鼓勵我，說我文筆不錯，做研究比較合適，一定要堅持下去。人生很長，要保持一個健康的身體，學問才能做得長久。

三

上世紀六十上年代中後期，先生與殷海光在患難中相識相惜。殷海光送給先生“思想工作者”稱號，並期待他“嚴肅地工作二十五年”。先生沒有辜負殷海光的期待，他的一生是思想的一生。殷海光當時期待先生“嚴肅地工作二十五年”，先生卻將思想工作的時間延長了一倍，從1968年到2018年，嚴肅地工作了五十年。

先生的一生，是從事嚴肅著述的一生。先生年輕時以獨闖天涯的勇氣隻身赴臺，歷盡苦難艱辛，通過自學而卓然成家，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給世人奉獻出近四十部、六百餘萬字的高水準學術著作，直到九十二歲辭世時仍有兩部新著在出版中。先生近百年的生命歷程，跨越兩個世紀，見證了中國近代的深沉苦難和文化的花果飄零，見證了孤島臺灣從威權專制走向自由民主，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和中華民族的復興，這一切都成爲先生思想的社會背景和現實關注點。先生是受“五四”精神直接影響的一代，對中華文化滿懷深情，心中時刻關懷着中國的前途與命運，因而把一生的心血都傾注在中國思想文化的梳理、批評與創造性轉化之上。先生儘管人生道路充滿坎坷，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自覺地留駐在書房，從事讀書與著述工作，生活作息近乎苛刻。初到臺灣，先生經歷短暫的新聞記者工作之後，決定結束記者那種“渾渾噩噩”的生活狀態，毅然決然地隱居山野，在極其艱苦的生存狀態中開啓自學與著述生涯，此後便矢志不渝，一直堅持到生命的最後時刻。

先生稱自己一生扮演着學者、思想家和知識分子三種角色，這是先生的自謙。先生的這三種角色無疑是相當成功的，公開出版的著述和在重要媒體發表的大量文章擺在那裏，無須多論。先生早年是一位才華洋溢的小說作家和文藝評論家。他曾創作長篇小說《長夜之光》和《十字島》在香港《人生》雜誌連載，還在徐復觀先生主編的《民主評論》等刊物發表《中國三十年來文藝的回顧與前瞻》《人生的文藝方向》《談戰鬥文藝》《文藝的時代性與永久性》等一系列文藝理論文章，在當時頗有影響。在先生的日記裏，我還看到很多的詩作，不知是否公開發表過。幾年之後，先生精神向上一躍，一心轉向思想性和學術性工作，文學方面的工作全部停止。先生的文學作品與評論，都是嚴肅性的寫作，有很強的“文以載道”精神。在以後的歲月裏，先生很少提及自己從事文學創作的經歷，這些文學作品也未結集出版，因而世人很少知曉。先生之所以不重視早期的文藝創作與評論，或評是其中表現的“文以載道”精神正是他後來所批評的“泛道德主義”。先生還是一位卓越的師者，真正做到了孔子說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先生年少時學習之路並不平坦，赴臺後教育工作之路也很崎嶇。1957年在徐復觀先生鼎力幫助下，以著作檢定獲得教師資格之後，先生在臺中一中、臺南善化中學、世界新聞專科學校、醒吾商業專科學校、中國文化學院、清華大學、臺灣神學院等中學和大學任教。由於先生在《文星》等雜誌發表批判傳統的文章，被國民黨當局冠以“反傳統”罪名，不僅禁其書，還干涉他的教職，致使教學工作屢屢受挫，甚至被迫中斷，要重新尋找學校，最終被迫退出大學教學工作。此後才被臺灣一批一流社會科學學者推選爲《聯合報》系《中國論壇》雜誌的總召集人，執掌《中國論壇》八年之久。儘管如此，先生的育人熱情從未稍減，他在教學之餘，積極參加針對青年的演講，以我手中掌握的資料，先生一生的公開演講達二百多場。新世紀以來，先生又多次應邀來大陸各大高校如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東南大學、深圳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杭州師範大學講學，揮灑其人生智慧，激勵青年後進向學之心。2017年5月先生的《中國文化概論》越南語版首發，先生以九十一歲高齡，仍遠赴越南河內大學爲青年學生講學。先生不僅是一位人文學科的好教師，也是20世紀少數幾位對人文教育理論進行深入反思的學者。關於先生人文教育思想與實踐，我曾撰有專文述及。先生的教育，總能給人如周敦頤“如坐春風”的那種溫和和感化。在先生的感召和影響下，海峽兩岸一大批青年學子茁壯成長，很多已成爲高校教授、研究機構研究員、商界精英和各行業主力，活躍在世界各地。

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獨立自由的一生。2015年，先生陸續寫出一系列的“九十感言”，其中講到追求獨立：

我一生最重要的追求：

（1）追求經濟獨立。

（2）追求思想獨立。

（3）追求精神獨立。

又講到追求自由：

自由對我的意義：

（1）自由即選擇成爲自己的可能性，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抉擇，都代表自我

的再生。

（2）運用自由理念中的批判精神，對時代性的課題，做創造性回應。

（3）自由的信念，是與不幸的遭遇搏鬥的動力。

（4）因自由價值的內化，使我對人能平等相待，對異己的思想也能寬容。

（5）當我說：自由是我的天道時，自由已提升到信仰的層次。

先生早年跟隨牟宗三，開啓儒學的信仰之旅；後來親近殷海光，接受自由主義，批判傳統；晚年寫《中國思想史》《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孔子》《董仲舒》等著作，講“活化人格教育”，重塑傳統，經歷了正、反、合的三階進程，最終將思想點落在儒家現代化上。先生在“九十感言”中說：

從正反合看我的思想與人格：

（一）思想

正題：原始儒家（新儒家）

反題：自由主義（西化主義、新民說）

合題：儒家現代化

（二）人格

正題：家庭（孝道）、師門（尊師重道）、社會風俗

反題：離家出走、脫離師門、婚姻風暴

合題：思想多元、心靈開放、人生日新

貼標籤的方式並不適用於先生，他既不是牟、唐那樣的現代新儒家，也不是胡、殷那樣的自由主義者，他出入於現代新儒家和自由主義，吸取衆長，走自己的路，他是一位獨立自由的思想工作者。

先生是一位成功的自學者。自學成才者無一不令人景仰。二十世紀華人思想界自學成才者不多，熊十力、梁漱溟、錢穆、徐復觀和先生五人是其中之翹楚。他們各有不同的身世和生命歷程，但都無完整的國民學歷教育，無留洋之經歷（除徐復觀曾留學日本軍官學校之外），都對中國文化滿懷深情從而傾注精力，並且著作等身，卓有成就。先生生逢國家動盪的歲月，小學沒讀全、初中和高中都是跳級，入上海光華大學後，不到一年便隨軍隊進入臺灣。先生的向學之心極強，到臺灣後不久，竟然放棄記者的穩定工作，隱居破廟，抱衾而讀，並常常徒步去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旁聽。由此開始，逐步結識了一批一流的學者，牟宗三、殷海光、勞思光、徐復觀等等，他們亦師亦友。師友的幫助和先生的勤奮聰慧，先生很快從文藝進入思想學術領域，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在掌管《中國論壇》期間，先生又結識了一批社會科學精英，李亦園、胡佛、楊國樞、文崇一等等，先生遂運用科際整合的方法來思考和解決中國文化中的問題。年近九十時，先生感覺身體健康恢復，他又爲自己制定五年學術計劃。我以爲他要去完成有關毛澤東與傳統文化一書寫作，或者負面人性與倫理的研究，結果他告訴我，他這些年讀的書竟然與以前讀的書完全不同，很多是最新的科學書籍，他說這是思想的重新出發，真是可愛至極。先生在電話中多次提醒我，不要去鑽故紙堆，一定要吸取新知，瞭解世界，纔有可能有新思想。先生總是在不斷地學習之中，從不懈怠。先生曾和我說，做學問不僅要有興趣，還要訓練出自發的能力，能自己發現問題，自己去解決，自己鞭策自己，這才叫上路。這都是先生自己的經驗之論。

先生的身上，散發着思想的光芒，智慧的光芒，人格的光芒！他自帶光源，不僅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他人。先生在著述和演講之外，在推動中國文化的更新以及海峽兩岸學術交流方面還做了許多極富意義的工作。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辭典大全》邀請了海內外一流的學者撰稿，成爲此領域中最爲重要的工具書。先生和傅偉勳教授合作主編的“世界哲學家叢書”邀請海內外相關專家撰稿，對全世界200多名哲學家進行研究，每位哲學家的生平與哲學思想寫成一本專著，這不僅是目前中文世界最全最大的一套世界哲學家叢書，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全的一套世界哲學家叢書，真可謂功勳卓巨！海峽兩岸因政治原因學術交流中斷幾十年，1987年臺灣解嚴後，先生即於1988年5月回到大陸，以《中國論壇》編委會總召集人身份赴北京大學講學，介紹臺灣思想學術情況，並和中國哲學史學會同仁座談。之後的幾年，他又曾赴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講學，並多次回大陸出席學術研討會。他是臺灣解嚴後最早回大陸交流的學者之一，確有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上的“破冰”之功！他主編的“世界哲學家叢書”也邀請了幾十位大陸學人撰稿。在他和傅偉勳的推動下，“文化中國”概念形成併成爲學界共識。他以務實的行動推動了兩岸學術交流。順便提一下，傅偉勳教授也是在先生的鼓舞下重新開始中文的學術寫作。先生說他們一九八二年在夏威夷大學國際朱子學會議期間訂交，結爲良友。先生邀請他爲《中國論壇》撰稿，並且邀請他回臺灣演講。傅偉勳所寫學術稿件和演講，先生都想辦法在臺灣的刊物或報紙上登刊出來，因此激發出傅氏的中文寫作熱情。先生也曾多次督促。傅偉勳在《哲學探求的荊棘之路》長文中，一開頭就記敘了他們之間的這段交往，並在該文結尾處說：

政通兄在五月五日的來函中說：“以我之見，你目前手中主編的幾部書完成之後，必須考慮做創造性地一躍了。否則時不我與，六十之後生命的耐力彈性都可能不足，難以承擔艱鉅的工程。……如不多做點創造性的工作，不但有負三十年來的努力，更對不起我們苦難的國家。”政通促我自述“荊棘之路”，我寫出了上下長篇。但是，我有多少能力爲我們苦難的國家做點創造性的哲學論著？這也算是我此後一番哲學生命的試煉吧？

先生的貢獻無法一一述說，歷史自會定位。今年七月，陳椰兄去臺灣，先生託他帶回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幅照片是我、先生和深圳大學王興國教授的合影，2004年4月3日在杭州西湖滿隴桂雨度假酒店門口用先生的相機拍的。這是我和先生的第一次見面，對我而言，這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時間點。在照片的背面，先生題字說明這是我們三人初次見面。雖然照片不夠清晰，今天我要把它附在這裏，作爲永久紀念！

作者（左）與韋政通先生、王興國教授的合影

先生出現在我人生最關鍵的時期，我們相識二十年，相見以來十四年，當年一個不諳世事的青年如今兩鬢初白，從一個大學生成長爲大學教授，我非常感謝先生不倦教誨和長期鼓勵，是先生給了我勇氣和力量，身居偏壤而不忘奮發前行。

先生走了！先生永遠活在我心中！

寫於2018年11月12日－23日，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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