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記得，與先生相識，是三十多年前的事。

當時，兩岸信息不暢。先生通過我認識多年的香港大學陳耀南教授轉來一信，垂詢中華書局出版的《魏源集》中的《公羊春秋論》上下兩篇是否爲魏源所作。說實在的，由於兩岸長期隔絕，加上我孤陋寡聞，當時並不知道先生的大名，也無緣讀過先生的任何著作，更不知曉先生在臺灣乃至國際上的學術聲譽和地位。只是覺得海峽對岸有一位學者居然知道我，曉得我比較熟悉魏源研究的資料，還特地託人轉來了信函說是向我“討教”，雖說不上是受寵若驚，誠惶誠恐，倒也着實激動又感動了一番。於是，連夜提筆給先生寫信，詳細寫下我對此事的看法。第二天，又補充了若干材料，一併寄給陳耀南教授，請他轉寄臺灣。先生很快來信，同意我的看法：《公羊春秋論》上下兩篇是略早於魏源（1794—1857）的清代經學家劉逢祿（1776-1829）所作，並非是魏源的作品。關於此事，先生在其所著的學術自傳《思想的探險》一書中作了記載：

我在尚未開放探親之前，便因文獻的真僞問題，經由香港大學的陳耀南教授，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黃麗鏞教授通信討論，陳、黃皆魏源專家，陳氏著《魏源研究》，對這位19世紀的大思想家，做了全面的探討；黃氏早年與吳澤合撰《魏源<海國圖志>研究》長文，又成《魏源年譜》，並與楊慎之合編《魏源思想研究》，他們的書對我寫魏源一章，頗多助益。我爲了不能斷定大陸中華書局出版的《魏源集》中的《公羊春秋論》上下兩篇的真僞，寫信向黃教授討教。

先生接着用2頁篇幅摘錄了我寫他的信的主要內容。其實，對上述問題先生早就作出了準確的判斷，只是出於學術的嚴謹，再徵詢一下別人的意見，足見先生虛懷若谷的學風和品德。臺灣開放回大陸探親是1987年11月以後的事。我與先生的首次通信，雖然記不清準確的日期，但應該比1987年11月還要早一些。開始時，是請陳耀南教授轉交，過了一段時間，便能直接聯繫了。

（二）

我記得，1988年5月上旬，先生來信說，準備回大陸探親，會先飛到上海，待一兩天，然後坐火車回鎮江老家。先生沒有說回來的具體日期，只是說到了上海會與我聯繫。我很是興奮，很是期待。無奈不知先生來的具體日期，也不知飛機航次，無法去機場迎接，只能靜靜的等候。大概是過了有10 天吧，歷史系辦公室通知我：有客來訪。當時大多人家沒有安裝電話，是通過公共傳呼電話告知的。我心想肯定是韋先生來了，便從家屬區趕到辦公室。

只見先生身穿深色西服，佩帶淺色領帶，配一條深灰色西褲，褲縫燙得畢直，皮鞋擦得亮亮的。烏黑的頭髮，一絲不亂。面部表情比較嚴肅，顯得十分沉穩。個子雖然不高，但很有精神，完全不像一位60多歲的老人。先生這個形象深深留置在我的腦海中，即使後來見到先生晚年的照片，也會立刻轉換成當年的記憶。

我安排先生在學校的招待所住下。條件比較差，房間裏沒有裝空調，只有臺式電扇，好在5月的上海還不算太熱。略作休息後，先生說要給香港的陳耀南教授打個電話。當時大家都沒有手機，我陪同先生到招待所的服務檯要了個長途。先生高興地跟陳教授說，已經到了上海，住在華東師範大學。接着，我邀先生到校園走走，參觀參觀。我對先生說，人們都稱讚師大是滬上高校中最美麗的校園，綠樹成蔭，繁花似錦，還有一條名聞遐邇的麗娃河，流淌着各種令人遐想的傳說。走到麗娃河上的麗虹橋時，先生建議拍張照。我沒有相機，是用先生帶來的相機，請路過的同學幫忙拍了一張先生與我的合影，先生回臺灣沖洗後寄給了我，一直保存到現在，時不時會拿出來看看。（照片一）

第二天，我陪先生去閘北、虹口一帶尋訪先生在上海的舊居。40年了，街道、房屋變化很大，找了很長時間還是沒有找到，很是遺憾。下午，先生就回鎮江去了。我邀請先生在師大作學術演講，他答應返回上海時一定講。

先生從鎮江返回上海後，在師大作了一次演講，出席了一次學術座談會。學術演講安排在當時師大最好的大會議室——校辦公樓小禮堂內舉行。我請哲學系副主任丁楨彥教授主持。哲學系創始人、時任名譽主任的馮契教授，歷史系系主任陳崇武教授和兩個系的衆多師生出席聽講。這應該是先生回內地後作的首場學術演講。（照片二）

他講述了自己從事學術研究的經歷，介紹了臺灣學術界研究的大體情況，表達了要與內地學術界相互交流，共同探討，促進中國學術文化事業發展的意願。先生演講內容充實，語言精闢，具有十分強的感染力。說到動情處，先生站了起來，把外套脫了，不用講稿滔滔不絕講演，得到師生的歡迎和讚賞。（照片三）

先生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在臺灣來說就是一口正宗的國語。先生生在江蘇鎮江，長在上海，我是鎮江鄰居常州人，在上海也生活了30年，仔細聽先生演講，還是能感覺到有絲絲江蘇、上海的鄉音，倍覺親切。 隨後的座談會是小規模的，在哲學系的會議室裏。室內沒有投影設備，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筆寫了“熱烈歡迎臺灣著名學者韋政通先生來華東師大哲學系歷史系講學”。室內坐滿了人，哲學系的曾樂山、丁楨彥、趙修義、朱貽庭和歷史系的劉學照等諸位教授以及研究生都來了，座談氣氛十分活躍。（照片四）

（三）

我記得，1989年4月在上海再次見到了先生。

這次先生是應復旦大學歷史系的邀請來講學，住在復旦。先生來信告訴了我他來滬的日期和航班。師大校區在中山北路，去虹橋機場要換好幾次公交車，當時出租車極少，不大好叫到。我是一個普通教師，不方便、也不願意去學校車隊申請派車，就騎了自行車去機場接先生。復旦大學是姜義華同志來接先生的，離開機場時，他邀我同車返回市區。我心裏想我的自行車還在停車場吶，只好託詞說，我還有些事暫時不回學校。等他們驅車離開後，我取了自行車獨自騎回學校，到家天已經很黑了。

隔天，我去復旦大學看先生。他住在復旦接待客人的專家樓裏。交談中，我告訴先生，復旦大學旁邊有一條以先生名字命名的馬路，叫政通路。先生問：“真有此事？”我笑着說：“先生要是不相信，不妨去看看。”先生來了興趣，說：“走，去看看！”我一邊陪先生從復旦校門口走出去，一邊簡要介紹了政通路的來歷：1929年7月上海特別市政府通過了《大上海計劃》，將北鄰新商港、南接租界、東近黃浦江，地勢平坦的江灣一帶劃爲市中心區域。該計劃各項工程於1930年上半年開始建造，在一片農田間修築了一系列道路。其中，在西南分區（大同路以西、三民路以南），縱向道路以“國”字頭命名，有10條，如國權路、國和路、國定路等；橫向道路以“政”字頭命名，有12條，如政熙路、政修路等，政通路就是其中的一條。走出校門，很快就到了政通路，先生看到路邊有一塊“政通路”的路牌，笑一笑，說：“真有政通路。”我問先生：“要不要拍張照，留作紀念？”他答應了。我請先生站在路牌前，用先生自己的相機拍下了這個鏡頭。 先生後來來信說，沖洗出來看看蠻好的。在出版《思想的探險》學術自傳時，先生把這張照片印在書的封底上。我只是覺得有點遺憾，我攝影的水平太次，要是先生再往旁邊站一點，效果會更好。（照片五）

先生準備離開上海去鎮江前，我又去復旦看望。他正在整理行裝，對我說：“幾位朋友盛情送給我好多書，很重很重，我要先回鎮江，再去北京，實在帶不走。我把我已經有的幾本送給你吧。”我當然很樂意接受，謝過了先生，帶回來了。其中有一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6卷本《章太炎全集》至今仍在我的書架上。還有一位朋友留下了一大包書稿，有手寫在大稿紙上的文章，更多是報刊文章的剪貼，是請先生推薦給臺灣出版單位的。先生要我代爲保管一下，等聯繫上出版單位，有確切消息後再寄去。我也一併帶回了學校。

先生在《思想的探險》一書中說，1989年來複旦講學時，“仍到華師大與教師們座談”。不知什麼原因，我怎麼也不記得這件事，我想先生的記憶應該是正確的，那麼負責接送先生的也應該還是我。還有一件事，我一直疑惑不解：先生兩次來上海很多細節歷歷在目，記得很清楚，爲什麼沒有一點宴請先生的記憶，也沒有看到一張相關的照片。是我不懂禮數，還是因囊中羞澀有心無力沒有招待先生？ 想了很久很久，還是沒有答案。

（四）

我記得，8月10日，學生在微信羣裏轉來先生逝世的消息，我驚住了，呆呆的坐在書桌前，內人看見我不說不動，過來問我：“怎麼啦？”我喃喃的說：“韋先生走了，韋先生走了！”我也不知到何處去悼念先生，只是深深的回憶起往事。

10月下旬，深圳大學王立新教授囑我爲紀念先生寫點文字，我應允了。於是寫下三十年前我與先生最初相識和交往的點滴，但願化作花束，獻給天堂裏的先生。難忘先生，先生難忘。

2018年11月9日寫於華師範大學一村寓所，時年七十有九

作者黃麗鏞，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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