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大會》是我在追的爲數不多的綜藝，上一期中那個叫劉可樂的姑娘的演說觸動了我。一向毒舌的偶像高曉松都給出了“本季目前爲止最好的演講”這樣一個評價。

雖然劉可樂一開始就說拒絕標籤，但我一開始被她所觸動，確實是她在這個舞臺上“前躁鬱症患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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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躁鬱症？學名叫雙向情感障礙。就如同可樂自己所說，“抑鬱的時候每天都想自殺，狂躁的時候感覺自己站在世界之巔。”

第一次瞭解到這樣一個羣體是余文樂、曾志偉主演的電影《一念無明》。電影中患有躁鬱症的阿東（余文樂 飾）在腿腳不便又性格乖張的媽媽（金燕玲 飾）的咒罵聲中將媽媽誤殺，被判入住青山醫院。

在這部電影中編劇和導演努力地還原一個雙相障礙患者可能存在的誘因——遺傳基因、環境壓迫、心理因素等，但電影中更多的筆墨着落在這位躁鬱症患者試圖重投社會的種種遭遇：

企業的不接納，身邊朋友的歧視，鄰居的落井下石，家人費盡心力的無法理解，連父親都在枕頭底下藏着錘子防備他。

疾病本身就已經足夠痛苦，但可悲的是，一個人一旦患了某種疾病，還要被貼上某種標籤，正如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所提及，在社會成見中，許多的癌症患者常常被視爲生活中的失敗者，當人們面對或背對患者竊竊私語時，患者會反覆問：“爲什麼是我”？

生理方面的疾病尚且如此，而精神方面的疾病，羣體的歧視和排斥則會成爲患者在康復過程中更難克服的障礙。

蔡康永在可樂演講後也曾這樣感慨，疾病尤其是精神方面的疾病被“過度放大，過度界定了範圍，“病”成了病本身之外更需要患者去抗爭的。”這是現在每一個患者不得不面對的殘酷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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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樂在演講中說，“從某種程度上來講，躁鬱症是社會貼在你身上的一個標籤，如果你接受了那個標籤就恰恰忽略了你自己對自己的看法。”

我一直都很抗拒別人給我貼標籤，無論是文藝青年、小清新還是憤青。因爲當我們被貼上某種標籤的時候，就意味着我們要擔下這個標籤所隱含的種種形象，甚至不得不違背自己的本心。

但更多的時候，很多人總習慣向外去尋找存在的對照系，卻忽略了生命的原點就在自己身上。

我們總喜歡問別人生活的意義，卻忘了活着本身就是活着的意義。

很多人從《被嫌棄的松子的一生》這部電影中感慨於松子一生對愛的追求，但松子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這應該也是共識了。她一生都在追求男性的愛和認同，並試圖以此獲得某種自我價值。有人羨慕她的勇敢，但她的這種追求卻已經近乎是迎合和討好，招來的往往是渣男，而非真愛。

其實我身邊也有很多渣男體質的女生朋友。她們能深情地投入每一段感情中，爲了男生甘願放棄自己的學業、事業，甘願洗手煮羹湯，愛得無私偉大光芒熠熠。一開始我以爲她對那個男生用情至深，但在他們分手之後，往往又能幾乎沒有空窗期的開始下一段感情，並且依舊能夠如此全神貫注地投入。

她們愛的不是那個人，而是愛情這件事。

她們渴望從異性那裏得到愛，以填滿自己空蕩的內心。

但異性的愛從來不能完成自我的救贖。

試圖在外界獲取到愛和滿足感，而從不正視自己、把自己內在的滿足和喜悅放在第一位，松子只是這類女生中的一小員。

很多女生如松子一般，一生的悲劇在於總想要去取悅別人，卻忘了愛自己。

要知道所有的愛的前提都是自我，尤其是在愛情中。

先愛自己，才能愛別人。

把希望寄託在任何一個人身上，靠新建一段關係解決一切問題都是妄圖。

比如，希望於通過結婚遠離孤獨。

但孤獨是終身相隨，且無人倖免，寄希望於他人只會成爲另一個松子，十二根軟肋，卻沒有一片盔甲。

松子死去之前在牆上寫下“生而爲人，我很抱歉”，很多人被打動了，而這句話其實是出自日本作家太宰治。

太宰治和松子又是何其之像，在他自傳式文學《人間失格》中葉藏（書中主角）在小的時候發現，自己佯裝一個“蠢貨”的時候，貌似會得到周圍人的認可與喜歡。於是他便走上了耍寶搞笑的道路。他以扮醜來博取他人的愛，可他終其一生都不會愛，因爲他從來沒有對自己袒露過自己的真實想法。

可樂說，“追求意義本身是一件多麼荒謬的事情，活着本身又是一件多麼荒謬的事情，所以活着本身就是意義本身吶。”

生而爲人就是生的意義，爲什麼要爲沒有達到別人的期待、獲得別人的讚賞而感覺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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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樂最擊中我的，不僅是她對自己生命的珍惜，飽含熱情地去感受生命最本初的美好，更是她從躁鬱症中走出來之後，再通過自己去給仍陷在其中的朋友反饋出愛、信任和支持。 

她說“哪怕我能使一顆心免於破碎，我這一生就沒有白活”。

以此爲信條的人該有多善良，她會在網上做樹洞，會一元出租自己，會在精力不夠之後上《奇葩大會》，用自己的故事去改變更多人的想法，用自己的生命力爲躁鬱症這個疾病去標籤化。

善良且純粹。

然而她所要對抗的不僅僅是別人對自己的不理解，更是我們周邊的環境對躁鬱症這種疾病的不理解。

可樂是幸運的，在她的表述中不難看出，她擁有很多人的愛，擁有他人的理解。

但《一念無明》中的阿東就沒有如此幸運。阿東所遇到的是那些友人婚禮上對他竊竊私語的嘉賓、超市中狂喫巧克力抑制躁鬱症發作時卻忙着錄像的路人、互聯網上人肉搜索的看客、大樓里拉着孩子阻止他跟阿東聊天的鄰居……

在知乎上有這樣一個問題“社會上對雙相情感障礙（躁鬱症）的看法如何？”

裏面有很多患者的回答：

原來阿東的遭遇纔是躁鬱症患者所普遍承受的。

親人都不理解，更何況是周遭環境呢？

看到像阿東這樣的人，很多人只是站在遠處默默地看，說些不負責任的謠言，對不理解的事情全盤否定，對其充滿敵意。

我們是不是曾經也在不經意間成爲他們：拍攝者、取笑者、避之不及的行人、驅趕他們的鄰居。

在福柯的名著《古典時代瘋狂史》中，他有這樣的論斷：對於“癲狂”的判定在很多情況下是佔有話語權力的多數人羣體對於少數人羣體的壓制。也許需要檢討、自省、懺悔甚至被治療的的很可能不是被孤立的那些患者，而是不但未能施之以援手反而冷眼漠視“落井下石”的大多數人。

在剛剛過去的春節期間，很多人每天在網上吐槽奇葩的親戚，因爲處於長輩地位的他們不允許別人是不同於自己常識的，不允許你不願意當教師、不考公務員、不結婚，因爲這有悖於他們所有的價值觀。但吐槽完之後，我們轉身又開始在網上去抨擊對於某個事件的不同觀點持有者，比如很多羣體性事件中，一旦有人的關注點不是抨擊記者，處於大多數羣體地位的人就會不管不顧輪番來說“你是記者同黨”，“你喫人血饅頭”，似乎正義感十足。

村上春樹說，“在高牆與雞蛋麪前，我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很多人一方面贊同村上春樹“雞蛋”與牆面的理論，但當真正出現“雞蛋”時，卻只想着摳開雞蛋殼的縫。

他們不允許不同於自己的存在。

在《一念無明》影片的最後說“情緒病治療是個長期鬥爭，治療創傷的心靈不但需要合適的治療，社區支援，還需要大衆去除負面標籤，給予諒解及支持，用同理心去感受和關懷”。

電影中有個小男孩說，“如果植物無法在這個環境健康長大，我們就努力把它改成適合植物生活的環境。”

在現實裏，我們能做到嗎？

我期待見到那一天。

所以我還是挺喜歡這樣的《奇葩大會》的，因爲它讓可樂這樣的人站上去讓我們看到，讓我們也有機會在瞭解，溝通中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