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一個朝代，近百年百官無俸祿，對官員貪腐的懲罰卻十分嚴厲，這個朝代就是北魏。北魏（386年—534年）是鮮卑族建立政權，也是南北朝時期北朝第一個王朝。386年初，北魏開國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在牛川（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自稱“代王”，重建代國。當年四月，拓跋珪遷都盛樂（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改國號爲“魏”，史稱“北魏”，398年，拓跋珪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409年，拓跋珪遇刺身亡，終年僅三十九歲，在位二十四年。從拓跋珪在公元386年建立北魏，到孝文帝拓跋宏在公元484年建立傣祿制，中間98年在北魏當官沒傣祿。這個期間的北魏皇帝有：明元帝拓跋嗣(公元409年-公元423年在位)、太武皇帝拓跋燾(424年―452年在位)、敬壽皇帝拓跋餘（452年在位232天）、文成帝拓跋浚（452年—465年在位）、獻文帝拓跋弘(465年―471年在位)、孝文帝拓跋宏(471年-499年在位)。這些北魏皇帝開疆擴土，使北魏成爲北方少數民族第一個統一中國北方的政權。這也許得益於百官無傣祿，因爲沒傣祿有賞賜，打了勝仗之後，把掠奪回來的財富賞賜給官員。這就剌激官員們去開疆擴土打勝仗，否則沒工資，生活艱難。這種制度和秦國商鞅的二十等爵制有相似之處。

拓跋珪

拓跋嗣

拓跋燾

影視劇中的拓跋餘

影視劇中的拓跋宏

影視劇中的拓跋弘

隨着北方的統一，戰爭的減少，賞賜的次數越來越少，如道武帝在位二十四年，共賞賜十八次，戰後賞賜十一次，發展到了文成帝，其在位十四年，但賞賜卻僅僅有三次，再加之賞賜物常常是賜予少數的皇親國戚、朝中顯貴、立功將領、恩幸寵臣，大多數官員生活清苦是不言自明的，如，高允，太武帝神麚四年（431），出任中書侍郎，此後多年一直任此職，如此高官，生活卻是“允常將諸子樵採自給”、“家貧無衣，妻子不立”、“惟草屋數間，布披紜袍，廚中鹽菜而已”，世祖朝任南中郎將的張蒲，“家境清貧，妻子衣食不給”，這是史書中對處於機要之職的高允、處於三品南中郎將的張蒲的清貧生活的描述，從中就可窺見普通低級官員的生活之艱辛了。

衣、食、住、行是人之爲人的最基本需求，而北魏朝廷卻連官員這最基本的需求都滿足不了，百官要生存，就只能鋌而走險，通過一些不法手段來自行解決日常生活用度，史稱“時官無俸祿，唯取給於民”，吏治不清就是順理成章了。出現了“內外羣官及牧守令長，不能憂勤所司，糾舉非法，廢公帶私，更相隱置，濁貨爲官，政存苟且”的局面。針對這種情況，北魏制定了嚴厲的懲治貪官的制度——派遣使者循行地方，使其成爲監察地方官員的重要制度，來澄清吏治，維護統治。

《魏書》卷1《太祖道武帝紀》：

道武帝於定都平城，即皇帝位，定國號爲“魏”的天興元年（398）八月，即“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覽察黜陟之”。

時隔兩年，即天興三年（400），就又“分命諸官循行州郡，觀民風俗，察舉不法”。又隔一年，即天興四年（401），再一次“分命使者循行州郡，聽察辭訟，糾劾不法”。

《北史》卷3《太宗明元帝紀》：

太宗永興三年（411），“詔北新侯安同等持節循察並、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問其疾苦，察舉守宰不法者”。

《魏書》卷1《太宗明元帝紀》：

太宗神瑞元年（414），“詔使者循行諸州，校閱守宰資財，非自家所齎，悉薄爲贓”。

《魏書》卷2《世祖太武帝紀》：

始光四年（427），太武帝“行幸中山，守宰貪污免者十數人”。

神麚元年（428）春正月，“以天下首令多行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

《魏書》卷5《高宗文成帝紀》：

太安元年（455），“今遣尚書穆伏真等三十人，循行州郡，”重點也是糾察“奸邪在位，政教凌遲”之官員，並且要“大明賞罰”。

《魏書》卷7上《高祖孝文帝紀》：

延興三年（473），“以河南七州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之民莫能上達，遣使者觀風察獄，黜陟幽明”。

太和八年（484），六月，班祿，“是秋，遣使循行天下，糾舉守宰之不法，坐贓死者四十餘人”。

從上面所舉可知，省察地方官吏、彈劾不法行爲是北魏遣使出循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派遣使者深入地方基層，彈劾贓官，嚴懲酷吏，對“昏於政者，殺而戮之；善於政者，褒而獎之”，不僅有利於改善北魏混濁的吏治狀況，而且對地方官員也起到了震懾作用，督促他們憂民、勤政、廉潔奉公。對所查處出來的官員懲治也是非常嚴厲的，《資治通鑑》卷132宋明帝泰始三年至六年載，獻文帝下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以從坐論。有能糾告尚書以下罪狀者，隨所糾官輕重受之”，也就是說，受賄了一隻羊、一斛酒就要判死刑，其吏治不能說不嚴。

然而，隨着戰爭的減少，賞賜也越來越少，很多官員沒有了生活來源，於是鋌而走險，走了了貪腐之路，再嚴酷的法律也無法遏制。張白澤認爲嚴酷的法律不是解決吏治腐敗、官員貪殘的最終手段，問題的關鍵癥結所在是，“皇朝貴臣，服勤無報”，遂提出“班祿酬廉”纔是昇平之軌、刑措之風必致之解決良法。

張白澤於皇興年間（467——471）首次提出了班祿酬廉，但《魏書》卷7上《高祖孝文帝紀》記載，直到太和八年（484），孝文帝才“始班俸祿。……戶增調三匹，谷三斛九鬥，以爲官司之祿，均預調爲二匹之賦，即兼商用。雖有一時之煩，終克永逸之益。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從國家法律的高度把俸祿制確定下來，同時也制定了嚴格的懲貪制度：贓滿一匹者死。貪一匹布就判死刑。

俸祿制的實行，一改百官無祿的狀況，爲百官提供了生活上的保障，北魏朝廷出現了《魏書》卷110《刑罰志》中所載的“食祿者局蹐，賕謁之路殆絕”的吏治清明局面，如，遊肇“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東荊州刺史裴佗，“爲治有方，威惠甚著，……年得俸祿，分恤貧窮，……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等，孝文帝朝出現的廉吏是舉不勝舉。

在班祿酬廉的同時，孝文帝也加大了法律的嚴懲力度，史稱“始建祿制，法禁嚴峻”，他於班行祿制的同年秋即“遣使者巡行天下，糾守宰不法，坐贓死者四十餘人。”還有對涼州刺史拓跋提“坐貪縱，徙配北鎮”；汝陰王拓跋天賜及南安望拓跋楨“並坐贓免爲庶人”；長安鎮大將拓跋太興“以黷貨，削除官爵”，等等對違法官員的處置，對百官起到了相當大的震懾作用。

百官的基本生活有了朝廷頒發的俸祿爲保障，大多官員都不會不顧身家性命而再去非法專恣、貪贓枉法了，而是“貪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史稱“至於太和，然後吏清政平，斷獄省簡，所謂百年後剩殘去殺”，達到了“班祿酬廉”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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